藏利珍女士，现年五十三岁，原工作单位化工部第六建设公司，曾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氏开动整部国家机器，以“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政策的指令下，发动了对上亿法轮功修炼民众的迫害。臧利珍和丈夫王树祥因为信仰“真、善、忍”，分别被冤狱三年和三年半，十几年来，北京公安、国保、610对他们的家庭经常骚扰、绑架，至今丈夫王树祥仍然被非法关押在房山看守所。

藏利珍女士在她的《刑事控告书》中，讲述了她和丈夫受益于大法修炼和被中共迫害的事实，下面是部分内容。

修大法夫妇俩身心受益

我叫臧利珍，于一九九八年七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炼功前，我身患三叉神经痛和妇科病，去过北京的多家大医院治疗，医生说我的三叉神经只能靠吃药维持一生，但副作用很大，伤害大脑，当时我才三十多岁，心想什么时候是个头呀，心灰意冷，对人生失去信心。自炼了法轮功后，各种疾病不翼而飞，身体非常健康，人也看上去年轻精神了。

我丈夫王树祥在修炼前，抽烟、喝酒、脾气暴躁，患有胃病，每年天气转凉，他的胃病就犯，胃硬的就象一块石头，吃不下饭，是医院里的常客，自炼功后病全好了，也不抽烟喝酒了，十几年来，没花过一分钱药费。我俩都很孝敬老人，我丈夫还获得局里的先进称号。

绑架、牢狱迫害

二零零零年七月，北京东城派出所公安、610闯入我家，抄走了我家的大法书籍、师父法像、真相资料、打坐的坐垫，并绑架了我和我丈夫，在派出所，警察恐吓、谩骂我，强行将我的双手拧到后背，刑讯逼供，强行按上手印。第二天傍晚，我被送进北京东城区看守所。十三天后，又被送往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七处）。我和我丈夫被非法逮捕，我被非法判刑三年，丈夫被非法判刑三年半。

在被非法判刑之前，我被非法抓捕、刑拘三次，我丈夫被非法抓捕刑拘二次。我的父母已八十岁高龄，承受不了我和丈夫被判刑的打击，被迫离开我家去往外地，我的女儿还在上小学，无人照顾，被迫由我姐姐接走抚养。

武汉女子监狱酷刑迫害

二零零一年二月底，我被送往武汉女子监狱，在监狱里，每天二十四小时有二个包夹跟着，实施非人的折磨，不让睡觉，上厕所受限，强制看诽谤大法的文章，罚站罚坐，打飞机。犯人休息时，就让我做手工活，一捆一捆的小灯泡电线用手穿上，我的双手被电线铜丝勒出一条条的血口子，狱警不让戴手套，说不“转化”，不让戴手套。

内蒙古扎赉特旗图牧吉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半

我和丈夫先后从监狱刑满释放回来后，家里的一切百废待兴，孩子上高中时，二零零八年奥运会来临，江泽民的爪牙发动了在全国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疯狂的大抓捕行动，我被又一次绑架，被非法劳教二年半，我丈夫被迫流离失所。

我被送往内蒙古扎赉特旗图牧吉劳教所，在劳教所期间，因我一切都不配合，不穿囚服，不报数，不做早操，有一天，他们强行把我戴上手铐，从监舍拖到五楼一个单独房间酷刑折磨我，之后很多大法弟子都被关过这个房间，强迫将我的双手铐在铁床头上。

酷刑演示：铐在铁床头上

过了三天，警察又将我的双手往上层床铺的角铁上铐，我不配合，狱警和犯人包夹强行拽我往上托，我的头部左太阳穴处被撞在上铺的角铁上，撞出了一个三角口子，鲜血流在了床铺上、我的衣服上、我的双脚上，至今我的左太阳穴还留有一个疤。

丈夫至今被非法关押

十几年的迫害，本地（北京）公安、国保、610经常骚扰。

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日，本地（北京房山）610、国保、公安又一次非法闯入我家，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全部穿的是便衣，估计有二十人左右，我的家又一次被抄，抢走了笔记本电脑、手机等许多私人财产。我问这伙便衣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私闯民宅？他们说公安局的，带走了我的丈夫，要把我也带走。我家里还有我的老父亲，已九十四岁，我父亲和他们哭喊：“我女儿、女婿都是好人哪，为什么要抓他们？”这伙人在我家又拍照、抄家了一番，才把我留下。

我丈夫被抓走后他们没有给我任何通知，也不知关在什么地方，我经过多方查找，在第十天找到，被关押到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我聘请了律师。他们在不通知我和律师的情况下，又将我丈夫转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直到二零一五年四月又转回房山看守所，至今已九个月之久。

被控告人江泽民一九九九年七月迫害法轮功以来，我和丈夫都被开除公职，没有经济来源，没有任何福利，我的原单位给我办了个低保，每月仅六十元，只给了半年也给剥夺了。

由于迫害元凶江泽民对我和家人的迫害，给我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估计已高达数百万，这是我一家人的悲怆遭遇，也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一个缩影，这种恶劣的迫害正在中国大陆千千万万个家庭中上演，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止，我的丈夫至今还在看守所被迫害。

我们呼吁社会各界人士，伸出援助之手，尽一份道义上的责任，追求“真、善、忍”信仰自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希望人们人性和良知复苏，共同制止这场迫害，结束这场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