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高玉珍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事实：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我因坚持修炼大法、进京为大法鸣冤，遭到的迫害包括：多次被绑架，一次被非法拘留，两次被关看守所，两次被囚洗脑班，一次被非法劳教一年。非法关押期间，我遭到了酷刑摧残、精神折磨，身体上的痛苦与伤害、各类侮辱与羞辱人格的对待以及其它虐待。被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都是平常人想都想不到的。

多次遭绑架、关押、酷刑折磨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去北京和平上访。第二天，回到满城被满城县国保大队队长赵玉霞非法审问，还做了笔录。现在才知道那笔录成了迫害我的证据，我也上了黑名单。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中午，单位领导通知我到教育局看央视污蔑法轮功的电视，还逼我写与法轮功的所谓决裂书、悔过书、保证书。我拒绝，并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下午我坐车去北京和平上访，被便衣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后又被劫持到丰台体育场，最后被连夜劫持到保定市拘留所。八天后才回家。家中所有的大法书全部被单位的人搜走。这之后我成了迫害的重点。

我在幼儿园中午值班时，还有人所谓的陪伴。经常我正上着班，院长逼我写保证书，我不配合。院长还经常调换我的班，最后把我调到伙房，上全天班。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单位把我弄本县党校洗脑班，敲诈五十元饭费。除吃饭、睡觉外，其余时间强制洗脑强迫转化，单位人员也受株连当所谓的陪教，逼我转化。因我对法轮功的坚定信仰，我丈夫被他们煽动、恐吓，去洗脑班对我拳脚相加。单位幼儿园园长戴玉梅也去洗脑班，对我进行讽刺、挖苦、动手打我。

二零零零年腊月，我去北京和平上访，被去北京找我的亲戚看见，袁振江和“610”头子梁民得知后，强迫我亲属把我送到公安局，国保大队副队长张振岳把我非法劫持到县看守所。第二天，看守所所长王增志指使手下人，强行给我戴上一尺左右长的铁链连着的手铐、脚镣，弯腰90度，走路时我的脚腕被脚镣磨破，钻心的痛。我绝食反迫害，他们才打开。我绝食八天，瘦的皮包骨，奄奄一息了，看守所怕担责任，通知“610”头子梁民、国保大队队长赵玉霞。梁民、赵玉霞敲诈我家属七千元钱，两人各分三千五百元，才被家人接回家。

拳打脚踢

二零零一年三月，单位领导戴玉梅、王秀英要绑架我去本县东马乡洗脑班。我上北京和平上访讨公道，被便衣警察绑架到前门派出所，被打人熟练的警察拳打脚踢，边打边逼问家庭住址、姓名。不知是一拳还是一脚打在我的心口上，痛的我喘不上气来，好象心要掉出来了。我的脸、胳膊、腿伤痕累累，头昏目眩，差点晕过去，便衣警察连夜把我拉到驻京办事处。司机伪善的诱骗我说出家庭住址、姓名。我认清了他们的伪善用心，我不配合。天快亮就放了我。回家后，单位不让我正常上班，也不让我女儿上班，强迫她在家看着我。女儿对我坚持信仰不理解，对我闹气，我说什么她也听不进去。

四月二十五日，我再次上北京讨公道，当天被便衣绑架。在前门派出所被警察打得伤痕累累，又用大巴送到平谷看守所。警察用脚踢、扇耳光，逼着弯腰九十度，用竹竿打后背、屁股、腿，逼迫说出那儿的人。我绝食抗议，警察野蛮灌食迫害，先扇耳光，打懵后再把人踹倒，野蛮灌食，灌完后，强制绕大院转圈。第十天便衣警察又把我从平谷看守所劫持到驻京办事处。

十天后，被满城县“610”头子梁民及教育局工会主席，从驻京办事处直接送县看守所。我在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个多月，天天被狱医贾瑞芹野蛮灌食，每天灌两次。每次灌食打开铁笼子时，铁门“哗啦”一响，贾瑞芹身后跟着七、八个小伙子，气势汹汹的一拥而入，让人感觉阴森、恐怖。每当这时，同监室不炼功的姐妹们都为我们捏着一把汗。将我们五名法轮功学员一个个连拉带拽拖出铁笼子。贾瑞芹、李更田心狠手辣，指使手下揪住我们的头发，一把拽倒，按住胳膊、腿，死死压着。贾瑞芹用二尺长、手指头粗的皮管子使劲往我们鼻孔里插，有时插得我们鼻血往嘴里流。皮管子另一头接上漏斗，将满满一小盆半生不熟的玉米面粥加菜汤子灌进去。有时我们肚子胀的受不了，就往厕所里吐，被贾瑞芹看到，就冲上去连打带骂：“叫你吐！吐了还得灌！”然后，将我们拽出来铐在铁笼子上。有时灌完后怕我们吐出来，就将我们一个个反铐在铁笼子上，还不让上厕所。那时正在剜草莓把儿获取经济利益。送草莓的客户都亲眼看到看守所是怎么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灌食时，我们不配合，经常遭到李更田、贾瑞芹的恶毒暴打。贾瑞芹脱下我们的鞋，用鞋底儿“噼噼啪啪”抽脸，打胳膊和上身；李更田拿硬木棒打我们的下身、脚踝子骨、手腕等处，边打边骂下流的话。我们被折磨的浑身是伤：脸肿、眼窝青紫；胳膊、臀部、两腿青一块紫一块；两腿肿起很粗，脚面肿得像小馒头一样。当时正是摘草莓的季节，看守所还让我们这些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人做奴工。

被非法劳教

经过一个月的残酷折磨，我们个个瘦得皮包骨，脸脱了像，瘦得吓人，但没少挨一顿打。五月五日满城县“610”、国保大队将我们非法劳教一年。在送保定劳教所的前九天，“610”头子梁民就办理了所谓的劳教手续。送我们去劳教所的那天，国保大队队长赵玉霞、贾瑞芹再次骗我们，说放我们回家，催我们收拾东西。我被赵玉霞骗出看守所大铁门后，没有见到家人，国保大队副队长张振岳递给我一份被非法劳教一年的劳教书。还逼签字、按手印，被我拒绝。

二零零一年五月五日到劳教所，犯人刘建举等人上前揪头发、扇耳光，有的用打蝇拍儿乱打，我被打的昏迷过去。劳教所大队长李大勇（满城县神星镇的惠阳厂人），用铁钉子狠狠的扎我的脚心、人中。晚上三、四个已被所谓转化的犹大围上来，灌输歪理邪说，诽谤我师父与大法。我绝食抗议，劳教所队长张国红指使几个犯人，象拽麻袋一样从三楼拖拽拉到平房医务室野蛮灌食。后几次在班上灌食，等全班人都出工时，狱医杜宝川身后跟着犯人班长小芳，与犯人中品质恶劣的四五个人，狱医杜宝川进监号阴阳怪气的问“你是吃，还是灌？”不等人回答，一只手揪住头发，从床上拽下来，另一只手抽几个大耳光，用脚使劲踢到，再指使手下再抻起来，死死按在椅子上，先揪住头发让你昂头，脖子杠在椅背楞上、后面一个人用布条使劲勒着肚子、张红（吸毒犯，保定人）用毛巾垫着手捏住我的鼻子、四肢被三个人死死的按着，全身一点儿动不了。杜宝川用开口器（象钳子一样）撬嘴，小芳将浓盐水和少量的奶粉，用饭盆盛着，一连灌几勺，连吸气、喘气的机会都没有，随时都可能被憋死，五脏六腑快要炸了。灌完后，喘息好长时间才缓过劲来，我的胃、喉咙被浓盐水蜇得干痛，不停的咳嗽、呕吐、头发胀，脸憋得通红，这样的惨状经历多次。二零零二年劳教所用这种卑鄙的方式已灌死两名大法弟子。

二零零一年七月份一天晚上，夜已静时，我看师父的讲法，被巡夜的犯人发现，立马把我拽到办公室，逼问谁给的。劳教所队长刘紫微、闫庆芬指使两个犯人扇我嘴巴，啪啪不知打了多少，打一会儿就逼问一遍。最后我被她们逼在走廊里罚站，夏天蚊子、虫子太多，被蚊子叮的全身奇痒。一直到天亮，怕别人看见，闫庆芬才让回去。

二零零一年曾被整到四楼攻坚组，“狱中狱”，强制“转化”二十多天，一天二十四小时有八个人轮换给我洗脑。闫庆芬见我不配合“转化”，指使犯人张建英逼迫我罚站，必须鼻子尖、肚子、脚尖都挨着墙面，如站累了蹲下，犯人包夹张建英在身后拳打脚踢。一天二十四小时只让睡一个小时的觉，早五点让睡一个小时，六点又连推带叫起来。几天后又让我坐着，也是二十几个小时，屁股坐的疼痛难忍，闹心，屁股上的皮一层一层的脱落；又逼着抱蹲，脚后跟并拢，上身挺直，两手抱后脑勺，两臂架起来成一直线，头抬起来。时间一长，两只胳膊酸痛，脖子沉痛，两脚被身体压得麻木失去知觉，两腿胀痛、腰痛，上厕所时站起来后五分钟都站不稳。回来后还继续抱蹲，如两只胳膊没架起来，立马就被犯人张建英拳打脚踢、扇耳光、拽头发、辱骂。三拨人轮换灌输歪理邪说，昼夜不许合眼。

那些被指使的犯人也很可怜，怕我不配合，整天盯着我，怕大法弟子之间说话、互相看一眼被包夹发现就大骂一场，重时连打带骂。她们怕劳教所队长给她们加期。

二零零一年，我在保定八里庄劳教所被吸毒犯、同性恋者包夹。一次全体人员上楼，我与同乡殷凤芹相互看了一眼，被紧跟在身边的包夹犯人崔娜看见，上前一拽，把我连拽带推，进班里后，拳打脚踢，打倒了再拽起来打，还说：“让你们看……”犯人白洁也上手打，用脚踢，拽着头发往墙上撞，我被打的晕头转向，大声喊“打人啦！打人啦！”警察听到后来了，白洁、崔娜当着全班的人说没打，警察也装模作样的说：“没打就算了，干活去。”转身就走。警察走后，白洁、崔娜两个人又接着打，别的班的大法弟子听到后向警察反映情况。我被打的起不来了，躺在地上痛哭。这下来了几个警察，见我被打的起不来了，躺在地上痛哭。警察为了不让我哭喊，指使吸毒犯、同性恋者拿胶带按着我的头把我的嘴粘上。警察刘军辉还拿来录像机要给录像，诬蔑我说：“她炼法轮功炼疯了。”我不配合。警察还下令，把几个班的人叫来，让她们观看，警察刘军辉又拿录像机录像，还逼班上的所有人表态，逼她们说没打我。几名大法弟子义正词严的揭穿他们说“如果她们不打，她能成这样吗？我们都听到了。”

整整迫害了我一上午之后，把我拽到床上，警察和别的班的人走后，犯人白洁嬉皮笑脸、洋洋得意。我就开始绝食抗议。第二天白洁给我分了一大堆缝帽子的活儿，被我拒绝。白洁奸诈的说：“你不干，把活儿分给你班的人干，你们炼法轮功的不是做好人吗？不是忍吗？自己不干，让别人替你做。”煽动其他人对我增加仇恨。第三天就给我灌食。犯人白洁、崔娜还有几个人，她们把我按在地上，狠狠的按着头，胳膊、腿，全身按的死死的，鼻子被捏的紧紧的，灌食时一勺接一勺灌，感觉快窒息了，真想一下跳起来。上衣、脖子全被稀奶粉湿透，灌完一大会儿，才缓上劲来。一连灌了几天。

后来我被关押在严管班强迫劳动。缝半成品毛衣、帽子。做假花枝、花叶、花朵。每当上边来检查时，劳教所队长赶紧下令，让包夹把我们的活儿赶紧收藏起来。检查人员走后把活儿马上拿出来，接着干。

在劳教所的一年零一个月，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小号里度过的。期间不“转化”不让孩子们接见。孩子们去了也不让见，女儿们看其他孩子们与爸妈见面，她们只好抹眼泪回家。

在保定八里庄劳教所被非法关押一年零一个月，工资卡被单位工会主席王秀英骗去，一年多的工资非法扣发。总数一万九千多元，至今未给。

洗脑班的迫害

二零零二年六月五日非法劳教一年到期，“610”副头子张雪冰、国保大队队长赵玉霞、教育局工会主席从劳教所把我接出来，用骗术把我劫持到涿州南马洗脑班。当场“610”副头子杜永禄用铐子把我铐在一搂粗的杨树上。他们临走时张雪冰走到铐我的大树下假惺惺的说：“你在这好好学习几天，过几天再接你回家。”我从下午被铐到吃晚饭，他们才打开手铐。

我心如刀绞，心里惦记着家人，心想家人知道我今天回家，这些人是否在欺骗家人，家人一定在等我回家。晚上一点饭也没吃，一滴水也没喝。恶人把我关在一间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房间。到了晚上十点左右，一个高个年轻小伙子，把我叫到一个所谓的谈话室（里面有四个人）进屋后，朱建华问了些简单的问题，还做了所谓的记录后，朱建华阴阳怪气的问：“你还炼不炼？”我说了一个“炼”字，“啪”一个大耳光扇在我脸上，“叫你炼！”，“噼啪”一连扇了二、三十个大嘴巴，打的我头晕目眩，眼冒金星，直到打累了，他才住手。我又被推到沙发上，停了片刻，一个彪形大汉把我从沙发上一下拽起来，用厚书象雨点般的“噼啪”“噼啪”打脸。打累了才停下来，又把我搡倒到地上，停了不到五分钟又从地上拽起来，又一个大汉从里屋拿皮带浑身抽打，边打边逼问还炼不炼，我的嘴脸都肿起来了，眼睛睁不开。最后，另一个彪形大汉拿一根象警棍样的胶皮棒，其他人把我头按在沙发上，两个人按上身，凶狠的打臀部、腿，边打边狂喊“还炼不炼？”这时我已奄奄一息了，嘴张不开，眼睁不开，痛得全身哆嗦。一直打到我快昏死过去了他们才停手。

十分钟后，那四个人把我连拉带拽拖进了那间房子，扔在床上，又由朱建华与另一个姓杨的开始用洗脑的方式，歪曲事实，侮辱大法，妄想改变我对法轮功的坚信。一直到天亮，他们俩才离开。这时我全身动不了，出馊主意的杜永禄不停的在屋里走来走去。下午他说：“你等着吧，你们园长下午就来了。”

傍晚，园长黛玉梅才来到我所被关押的房间，进门第一句话就说：“你真不要脸，要不是看你这样，我来了就掏死你，你给我找麻烦。”黛玉梅又说：“要不是看你亲戚的关系，我才不来看你。”晚上，姓杨的打手又把我叫到打人的那个所谓的谈话室。一个打手在黛玉梅教唆下，侮辱我说“你在单位不务正业、没人缘、与婆家娘家关系不好等。”说着他们又用昨天晚上那残酷的手段打我，痛的我浑身打哆嗦，用胶皮棒暴打屁股时，痛的我差点窒息。我半死不活时他们把我架出来，我浑身瘫软用铐子铐在一搂粗的杨树上，一直到天亮。黛玉梅就住在隔壁，她听的一清二楚，她见我被打的死去活来都不转化，下午她就匆匆回满城了。第三天派单位两名办公室主任来了。黛玉梅共派四名，一名是出纳，轮班二十四小时监管我一个月。第二个月，黛玉梅、王秀英又雇了一个佗南乡某村一个年轻媳妇儿看了我一月。她们的吃、喝、费用都是我的工资。

在洗脑班，十月份又逼我们“转化”，用冷冻这种卑鄙的手段强迫转化。寒冷的早晨，洗脑班的打手们把正在绝食的我野蛮的拽出来，棉衣、鞋不让穿，只穿秋衣、秋裤、袜子，铐在一搂粗的杨树上。冻的我浑身打哆嗦、呕吐。打手们才打开铐子，我被非法关押半年之久，整夜手被铐在床棱上，白天强制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听他们念歪理邪说的书等，看、听后必须写体会、认识。早晨跑操。吃饭、干活、洗漱、上厕所都要站队，如不服从，强制在太阳底下站着暴晒、或被铐在一搂粗的大杨树上。

我在涿州洗脑班非法监禁时强迫种菜、抬大粪汤，浇菜、除草、洗床单、打扫院子、监室，打扫、擦办公室、打人的谈话室。我在涿州洗脑班非法监禁一百六十三天。

我绝食反迫害十三天，食水未进，洗脑班的人见我奄奄一息，怕我死在里面，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洗脑班的人给我家人打电话，让他们去涿州洗脑班劝我吃饭。家人见我不成人样了。说：“她出了事谁负责？”洗脑班的人说：“你们满城“610”和她单位说了算，他们让放人我们不留。”我丈夫找县教育局局长，局长怕担责任，才找满城“610”头子梁民，梁民给涿州洗脑班打电话，家属被涿州洗脑班敲诈二千元钱。同年十一月十七日晚上，我才辗转回到家。

无休止的骚扰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国保大队队长赵玉霞、戴玉梅等人敲我家的门，我没给她开。赵玉霞、戴玉梅就闯到满城二中找我女儿。让班主任谎称：她爸要钥匙，赵玉霞、她们拿到钥匙非法闯入我家，骗我说，要我跟她去派出所问个事。我屡次被她们欺骗，迫害的我险些失去生命。这次我再也不上当受骗了。我当场揭穿她设的骗局。她还赖着不走，我女儿一下明白了，怕我再被她们迫害，吓的大哭，哭喊着要她们走。赵玉霞才带手下离开我家。

二零零三年，记不清那个月，满城县城关派出所警察侵入我家，要我的手机号码，女儿怕我再受迫害告诉给他们了。

二零零五年某月，我正准备大女儿的嫁妆，大女儿从单位急速回家，慌恐的说：“妈你快走，公安局给亲戚打电话说要抓你。”我不想躲，吓的女儿十分恐慌。为了不给她造成精神压力，就跟她走了。女儿的嫁妆被子，都是找人做的。后来得知公安局副局长赵洪祥（已死亡）想找我亲戚办事，就以这种形式要挟，来办个人的事。我曾被多次迫害，赵洪祥就以迫害我为借口勒索亲戚，结果亲戚真的被欺骗，花了不少钱，到现在还不明白谁是谁非。

二零零八年奥运期间，幼儿园以涨工资为由骗取我的身份证。因为当时我没有找到身份证，幼儿园就打电话说：你炼法轮功不过日子了，还影响我们等一些话。他们还要一天见我一次面，打一次电话，被我拒绝。

二零零九年八月我去保定八里庄劳教所大门前路过，被警察拦截要身份证，随后就遭绑架。拘禁在八里庄劳教所北边的一个警校大院。非法监禁三十多小时。

二零零九年一天晚上，新任园长范红霞和张宝书又急匆匆打电话，说只要见我一面就放心了。原来是江泽民要来保定了，“610”办公室下令她们看着我，不让出门。

二零一一年腊月二十九、三十、大年初一，幼儿园接到满城县“610”和教育局的命令，从皇历腊月二十九就开始每天二十四小时跟踪我，在楼下或楼附近看了我三天两夜，直到初一上午十点才离开。在这期间，我多次劝她们好好回家过年。她们怕教育局查，不敢回家。

二零一一年三月份开两会，幼儿园教师太丽鹏和张宝书又开车在我家楼下监控了我一天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