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现年四十五岁的林泽菁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事实：

我于一九九五年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功。那时各种气功非常多，熟人告诉说，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一种气功，挺好的。炼功前，我体质很差，时常感冒，由于神经衰弱，我终日头昏脑胀，走路时两条腿很沉重，无精打采，性格内向、多愁善感的我，对人生消极悲观。一九九五年元月炼法轮功不久，我身心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直就是脱胎换骨，跟像换了个人似的：感觉自己无病一身轻，脸色不再苍白、蜡黄，整个人充满了精神，性格变得开朗，走路轻飘飘的美妙至极。

法轮功还使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人应该善良的活着，做事应多为别人着想，而不是自私自利。在当今社会，道德乱象，贪污腐败，黄、赌、毒到处都是；是法轮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修炼以后，我以“真、善、忍”标准来要求自己、衡量自己，要求自己说真话、做真事，我的内心变得平和、宁静。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真谛，我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幸运的人。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公开发动迫害法轮功，我去北京就被非法拘留、劳教

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去北京，二十七日在住所半夜睡觉时被抓，被押到北京管庄派出所，因不愿吐露地址和姓名被毒打，眼角被一脚踢肿、差点伤到眼睛，后被送到北京的看守所关押四天，身上的钱被搜身收走至今未还。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日被送到黄冈第一看守所继续关押。因为炼功，被警察用电棍电，还将我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刘志红用脚镣手铐铐在一起，最后将我们又送到英山看守所继续关押到十二月十四日才释放，还敲诈了家人两千多元钱。

二零零零年六月，我再次进京，在火车上被乘警怀疑是炼法轮功的，就把我押到北京西站的派出所，在询问姓名时也是被拳打脚踢，因是在武汉上的车，所以又被送往武汉驻京办事处，为追问住处，他们对我进行各种体罚，长时间的架飞机，站马步下蹲，还逼迫我下跪，我不从，他们就扇我的耳光，对我一阵暴打。我绝食绝水反迫害三天，后被劫持到武汉的某公安局继续迫害两三天，最后被劫持到本地。也就是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又被关押在黄冈第一看守所两个月左右。在这期间，我丈夫还被我们单位领导勒索了两千元钱，因为单位被公安局敲诈了钱，所以要我丈夫还这笔钱。

二零零零年八月下旬，我被非法劳教一年，送到狮子山戒毒劳教所，一进门，狱警就强行扒光衣服，进行人格侮辱。在那里，我被逼迫做各种奴工生产。经常劳动从早晨大约七点到晚上九、十点左右，除了每顿饭的几分钟（不超过十分钟）一刻不停，每天被强逼做劳工十四个小时左右。二零零零年九月六日，我又被转送到沙洋劳教所继续迫害。被迫做奴工，而且每时每刻都面临着被强制“转化”。

在沙洋劳教所，我拒绝“转化”，遭到残酷的迫害，如：整天的刷花生、挖树兜，做彩灯等各种奴工生产。长期不准睡觉、严管、站军姿、下蹲、长时间面壁、长时间做正步走分解动作、准军事化训练、车轮战式的轮番洗脑等等，强行做体操等等，造成巨大肉体、精神伤害，恶警想尽各种办法从思想和精神上迫害我。为了强制我改造思想，要我完成他们的学习任务，一天晚上，汪芹和许多男警察将我关在食堂，他们将我一只手从肩上绕过去，再用手铐将我两只手从背后紧紧的铐起来，也叫苏秦背剑，将两手的手腕在后背用铁铐子铐在一起。（也就是一只手从头部向后背弯曲、另一只手从后腰部弯曲向上。）再用电棍不停的全身对我进行电击，还不停的往上、往后提、拉手铐，我全身剧痛无比，电到的地方红肿，严重的紫黑，连续电击很长时间，电过后并威胁说这只是第一课，还有第二课、第三课，直到第十课……劳教所高压的洗脑学习和身心迫害，使我精神和肉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演示图：电棍电击

由于高度近视，没有眼镜，完不成任务，加之又不放弃信仰，毒贩们在警察的唆使下以此为借口，在晚上别人休息时，就用各种手段折磨我，如：毒打、架飞机、站军姿、坐小方凳、下蹲、长时间面壁、长时间不准睡觉等等。由于视力不好，完不成任务，狱警就对我加期四个月，对我进行延期迫害。

洗脑班的灌食折磨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清晨，我刚打开屋门，一群蹲坑的警察冲上来就将我推回家里，杜钊自始至终一直紧紧的拽着我的双手，万晖亚、陈胜宏等多人翻箱倒柜，抢走了我家许多财物，如笔记本电脑、打印机、三个手机、五个电子书，还有四个优盘、大法书籍、周刊等等，连一箱盘香也被他们抢走，还抢走我家四万五千元钱左右……（这些东西到现在也不归还，钱也是我们找他们数十次，才还给我丈夫一部分。）他们随即将我拖到警车，并关押在第二看守所，对我处以行政处罚十五天的决定。为了逼我照相，看守所所长将我的头往墙上撞，使劲拽我的头发，打我的头，打我的脸，我绝食抗议。

约四天后，四个警察抬着我的四肢将我搬到警车上，并将我劫持到湖北省洗脑班继续迫害。多个人将我抬进洗脑班，刚被抬进房间，龚建就对我大打出手，还用脚使劲踢我，并用电棍不停的电击我，我被打的鼻青脸肿，当时整栋楼都听到我的喊叫声，他们就关上房门，还用毛巾堵我的嘴。龚建当时咆哮着大喊：“我就叫龚建，就要打得你记住我……”

在洗脑班，警察们逼迫我写决裂书和按他们的要求做，我不从，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往我身上泼水，多次用电棍电我，当时我身上都电糊了，到现在我身上还有电棍电的痕迹。他们还打我的头，打我的耳光，打我的嘴巴，还用夹子夹我的耳朵，夹了一整天，耳朵夹得出血，满口牙被打松，直到现在，我满口的牙还是松的。全身上下到处青一块、紫一块，有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天天让我罚站，一站就是十多个小时，姿势稍有改变，他们就又对我拳打脚踢。

最为恐怖的是有一个星期左右，他们不给我饭吃，却对我强制灌食，他们用五条绳子将我的两脚和双手及身子紧紧地捆绑在一张连绑椅上，还有人按着我的头，拿手指宽的胶管从我鼻孔插到胃里去，抽出来又插进去，反反复复不停地交换鼻孔抽、插，故意不停地搅动胶管，一灌就是两、三个多小时。他们还一起研究怎样让我最痛苦就怎样灌，并举例说就像用刀子杀人，越慢慢地杀、慢慢地抽刀，人就越难承受。另外，在灌食的过程中，他们还不时地拿电棍电我。当时，我真是痛得死去活来，忍不住喊叫，他们就拿抹布塞在我嘴里不停地用力搅，当场将我上面的一颗大门牙掰落下来。因为我多次处于窒息状态，所以我后来痛得叫都不敢叫。在最后两次给我灌食时，护士说要让我上吐下泻，我不知道他们给我灌了什么药，果真出现了她说的症状。但他们却不允许我吐，也阻挡着不让我上厕所，还说如果我吐出来就要我舔回去。我不敢吐又不能上厕所，那种长时间剜心透骨的痛苦难以形容。

他们还逼我连续站了三天两个晚上，在这六十多个小时中，他们不许我坐（灌食时将我绑在椅子上时除外），更不让我睡，因不知灌了什么药物和大量的食盐，我的口、舌干躁得象火烧，嘴裂开得简直没有知觉，口张开就合不拢，舌头都不听使唤，他们不断整天整夜地守着不让我喝水，也不允许我去卫生间用自来水漱口，更不让我上厕所。在那段长时间的迫害中，分分秒秒都在煎熬，那种痛苦的滋味无法用语言描述。他们还说：“法制班有权在你奄奄一息时直接将你送到旁边的劳教所劳教，那里有死亡指标，死了也白死。”据悉，以前有一个女学员象这样的灌食整整灌了八个月，胶管根本就不抽出来；住在我斜对面房间的那位武汉的男学员，被灌晕死过去又被抢救过来等等。我深深地体会到那种灌食是很容易使人窒息身亡的。

接着，护士扬言再给我灌辣椒水和白酒，每天要灌三次（在这之前每天灌两次）。这样给我灌食的总共天数达十天左右。每次灌食时，他们都将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灌食时，他们人数一般是七、八个人，多则十几个，最少时也有四、五人，灌食时在场的医生绝大多数都是一名姓万的医生指挥的。电我、打我的警察还有刘诚、江黎丽、邓纯等。

那时，我的脚肿得只能穿四十二码以上的拖鞋，一只眼睛肿得睁不开，另一只眼睛肿得只能睁开一条缝，两个鼻孔都插烂了，整个人面目全非，身体瘦得不成人形，进洗脑班不久，他们就把我迫害的不能行走、上厕所、洗澡都要靠人照顾，走路都是两个人搀扶着走，用他们的话形容就是惨不忍睹。另外，自灌食之后，我患上了每天要喝三十多斤水的后遗症，不然就口干舌燥、焦渴难忍。因为每天不让我上厕所，有一个阶段出现了小便失禁及尿频、尿急的现象，而且两个半月后才来例假，以前都正常的很。

在那段时间里，他们还按着我，拽我的手，强迫我写决裂书，我的手不跟着他们的手动，他们就用笔尖使劲地戳我的手，手上现在还有他们戳的印迹，又用电棍电我，用种种方法逼着我写。另外，他们将我折磨成那副惨状时，却骂我炼功练得人不人鬼不鬼，并用各种各样更难听、更恶毒的语言侮辱、谩骂、恐吓、欺诈、攻击我，还极其恶毒地诅咒我及我的家人。

当我指责他们这是不给我生存权时，他们蛮横地说：“这是强制机关，你没有这个权利。”

看守所一关就是两年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九日，我又被送到黄冈第一看守所关押，这样一关就是将近两年，每天强迫做奴工，吃的菜看不到一点油，一个月只能洗两次热水澡，每天的开水都不够喝，有一次看守所装修，用最劣质的涂料粉墙，为了早日完工，要我们搬到刚涂完涂料十天左右的监室中，因为监室本来就不通风，当时我就头晕脑胀，提出意见，他们不予理睬，第二天早上我眼睛肿成一条线，胸闷的慌，头晕晕沉沉。他们就这样无视人的生命和健康。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九日至在二零一三年六月六日上午，我一直被非法超期关押在黄冈第一看守所，在这期间，对我进行三次非法开庭，执法机关的不法人员歪曲事实，编造谎言，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非法枉判我有期徒刑三年。在这过程中，因为证据不足，检察院经过两次补侦查，把案卷退回黄州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在法院开庭审理时，庭上律师按照法律和事实对我进行无罪辩护，黄州法院也将案卷退回黄州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但他们依然知法犯法，置事实于不顾，继续对我进行陷害，经过上诉后才改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二零一三年六月六日我才回到家中。

从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六日，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关押了六百六十天，我九死一生从中走过来不说，我家人遭受了多大的痛苦与磨难？！在此我不多说，只是附上当时家属和亲属写给那些执法机关领导人的信。

其它遭迫害事实

一九九九年八月的某天，东门派出所的两个警员到我家乱翻，抢走了我的坐垫和一些资料等私人物品。

一九九九年九月的一天，我打电话给同修说想看师父的讲法录像，警察监听了我家电话。不久，公安局的陈树明就带了几个警察到我家，当时我正一个人看录像，他们就来我家搜查并抢录像带；十月，一次我去外地哥哥家住，被公安局的陈树明和尤江峰开警车带回。

二零零零年三月三日，中共开两会期间，市区“610”人员又威逼单位领导把我骗到洗脑班，那天正好是我两岁儿子的生日，他的爷爷不顾年迈的身体，特意从乡下赶来给孙子过生日，而我和两岁儿子却被关押在洗脑班，给老人造成了巨大的思想包袱。那时我被非法关押了二十多天。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下旬的深夜，陈树明、周郁华及尤江峰等几个警察又到我家使劲敲门骚扰，给我丈夫和儿子吓得够呛。我拒绝开门，一个多小时后，他们才离开。

二零零四年七月的一天，单位领导和当地国保警察到我家准备绑架我，我智慧的走脱，他们第二天又到我家抄家，我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因儿子刚读小学一年级，我只能住在学校附近哥哥家，照顾儿子，接送孩子和买菜都是姐姐们帮忙，我基本不出屋，就是这样警察们还不放过，到儿子学校找校长，将我六岁的儿子诱骗到办公室追问我的下落，我赶紧离开哥哥家，不久大约十余个警察闯入我哥哥家抄家找我，他们的土匪行径给我年幼的儿子和五岁的侄女极大的精神刺伤，给孩子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我再次被迫流离失所。只得将照顾六岁儿子的重任交给姐姐们，给她们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和精神压力。这些年我一直在外租房子住，无形中给家里造成了极大的经济负担。

二零一一年五月份，大约十来个警察和居委会又找到我租的房子，我不在那，当时儿子的姑妈正在那里做饭，他们查看了所有的房间和柜子后，一无所获才离开。

这只是我简单记忆起的，还有很多一次次的骚扰，太多了，在此我也不想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