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十六年中，齐秀珍女士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顽疾消失了，她淡泊名利，并在教书育人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辨别善恶的能力。齐秀珍女士桃李满天下，家人及朋友均受益。在江氏集团开始迫害后，齐秀珍女士多次被骚扰、绑架、监控，及洗脑迫害。

在她的《刑事控告书》中，齐秀珍女士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修炼法轮功　顽疾消失　全家受益

我小时候就体弱多病，被男孩子骂作“瘦猴子”。长大以后，身体一直很不好，小病不算，从神经衰弱到神经官能症、从肠炎到肠结核、从便秘到肠梗阻，人瘦的只有七十八斤。因为得了癌症前期的妇科病，同事、朋友纷纷前来看望、慰问……那时，我多么希望自己不要死，多么渴望自己有个健康的身体。多年来，为了治病，中西医各种偏方都试了，因为贫血，吃了上千个红枣，为了身体健康，我练三千米长跑，打太极拳还练过各种气功。

直到一九九五年八月，我才幸运的开始修炼法轮功。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到了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前，大法已经弘传全国各地，有近亿人修炼，现已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炼功后，我身心受益。顽疾消失了，神奇的是弯曲的腿（罗圈腿）变直了，更年期的我又来了例假，全身心充满活力。我从得法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我再没有吃一粒药，二十年来，我一直思维敏捷，精力充沛的活跃在教学岗位上，一直到今天七十一岁了。

特别是学习了李洪志师父的著作《转法轮》等，知道了要按照宇宙的特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好人，做一个为别人而活着的好人，努力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从教几十年，曾经在一九八八年（全军第一次评副高职时），我被评为英文副教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信阳陆军学院当时最年轻的有副高职的女教官，我好高兴。修炼后，对工作更加认真负责，对学生，教书更重视育人，努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分析、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教学中，我教学生学知识，同时教学生做人。后来，被黑龙江省老科协评为正教授时，我的心很平静，看淡了名利。

修炼大法后，我遇事先找自己的不足，处处为别人着想。对周围的人更加友爱、真诚、宽容。家庭关系和睦美满，人际关系友好、祥和。而我是桃李满天下，朋友遍四方。我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一人炼功，全家受益，社会受益。

例如，丈夫在外地遇到过三次大难，但都躲过了。一次夜行，从高处踩空跌下，结果没事。一次不慎掉进深坑，也没事。可怕的是，一次加工时，几千转的电锯旋转中，突然爆裂，碎片象子弹一样四射，划烂了他的大裤头，却无皮肉伤。他说，“好险啊！是李洪志师父救了我。”

还有，我和我大妹妹以前身处苦事、难事的时候，都有过轻生的念头，是李洪志师父说的“自杀有罪”的道理打消了我们的妄念，法轮功救了我们的命。

法轮功是不杀生的。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事件不堪一击，是江泽民的又一个罪证。

骚扰、绑架、监听企图逼我放弃信仰

在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在江泽民的个人意志和淫威下，中国大陆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国恐怖性组织——“610”办公室，这是一个在全国执行秘密任务、推行和实施迫害的机构。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江泽民又命令“610”办公室系统性的对数以万计的坚持“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份，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

十六年了！十六年来血腥迫害还在继续：绑架、拘禁、逼供、非法判刑、关精神病院、施毒药迫害、强制洗脑、威逼放弃修炼、罚款、抄家、变相索要财物、开除公职、停发工资、还实行连坐他人仕途等手段。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是我人生中最最黑暗的一天，被元凶江泽民一夜之间，将我变成“另类”、“恶人”，我因此一直遭受迫害，让我的亲人们在恐惧中，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铺天盖地的谎言欺骗了善良的世人，颠倒黑白的污蔑蛊惑世人仇恨大法、仇恨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仇恨我们的师父。江泽民一手遮天，我们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申。七月二十日那天，我头痛欲裂，欲哭无泪，猛然吐出一个血块，胸内倒轻松了一些。我清醒了！我没有错，我坚信：我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世界需要“真、善、忍”，中国需要“真、善、忍”。我和千百万法轮功修炼者一样无悔、无怨、无恨的坚持修炼大法到今天。

七月二十日后，在江泽民的授意指挥下，学校、居民委、派出所、公安局开始迫害我们。

哈尔滨工业大学原外语系孙姓书记找我谈话，他说省里要求写“保证书”，放弃修炼法轮功。在他死前，又跟我说，是省里的规定，要开除我出党（我已经公开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

接着居委会主任让我交出我自己的私有财产、正式出版发行的法轮大法的书籍。同时公安局在哈工大电话搭线、进行电话监听。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被便衣警察拖入警车，押送到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监狱、“驻京办”，然后被当地派出所的两个警察和市“610”一人勒索了六百元，同回的另一个同事也被迫交了钱。在北京的三天时间，北京公安局像对待犯人一样对待我们：搜身、审讯、关在密室里被窃听、照相、签字。回到当地派出所，被送到看守所，因身体原因被拒收。

大约在二零零一年，我贴“真、善、忍好”的标语，被刑警大队抓住，送往看守所，因身体原因被拒收。回到刑警大队，警方向女儿要了五百元钱。第二天早上，一群警察闯入我家，他们又照相又录像的，乱翻一气，妄图把我送回监狱，后离去。

二零零九年，我在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工作，六十周年“国庆”时，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派出所打电话通知我的学校，说我是炼法轮功的。当时正在选校督导，学校无奈，把我拿下。警察找到我的丈夫，威胁施压让他看着我。校保卫处处长带领一帮人，有穿警服的，以查防火为由，入侵我的住宅，又非法搜查。校保卫处王处长，拿了一封污蔑大法、污蔑大法师父的信让我签名。还有一群老少男女（可能是当地的各类干部）又来我家。我和这群人不认识，却被当另类对待、骚扰。

我们被剥夺了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失去了和平的修炼环境，使本人及家人长期处于担惊受怕的恐惧中，亲朋好友因害怕牵连而远离了我们，变得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