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是朝鲜族人，今年七十五岁。由于修炼法轮大法，我身体很棒，走路生风，精神头十足。无论亲朋好友，还是在街上遇见的有缘人，都说我很年轻，这时我就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大法才这样的。

我于一九九六年四月得法，至今修炼近二十年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陆弟子网上法会，心里非常高兴。

二十六岁成了“反革命”

在我二十六岁那年，正赶上中共发动“文革”，我们周围的朝鲜族人都被扣上“修正主义”一小撮而遭到打压，我家也成了“朝鲜修正主义”了，造反派们就叫我“朝修”。

当时我家的墙壁上挂着一张我哥哥在北京军官大学学习时的照片。哥哥穿的分明是中国军装，可那些造反派头头们硬说他是朝鲜军队的头头，说他是军队的“师长”，我又是他的妹妹，肯定跟他有联系，就把我打成了“特务”、“反革命”。

我丈夫也不能幸免，被抓起来天天遭毒打，经常被打的浑身是伤。有时候被打昏死过去，他们就用凉水浇醒，再接着打。

一九六七年，我生下第三个男孩。为了不让孩子一出生就成为“反革命崽子”受歧视，我直接就把他送人了。另外两个儿子，大的五岁，小的才三岁。我也想把他们送人，然后自己就不活了。可是人家都知道孩子是“反革命”的儿子，没人敢要，我不得不领着孩子艰难的活下去。

俩儿子也由于是“反革命崽子”经常被打骂，经常被打得藏在旮旯不敢出来，寒冬腊月里，二儿子还穿着开裆裤，天黑了都不敢回家。在我生下第三个孩子、还在月子里的时候，就不得不自己去挑水。有时候大儿子心疼我，就偷偷帮我拎一小桶水，然而仅仅五岁的孩子踉踉跄跄的拎不动，水洒得把裤子都湿透了，等到家了，棉裤都结冰了。这种心酸的事儿经常有。

中共造反派们还经常来抄家，说要找什么“犯罪证据”——照相机和发报机。可家里根本没有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就说我眼睛里藏有照相机，我衣服扣子里藏有发报机。可能他们也觉得那样的说法很无聊，就把我家的土炕、火墙都扒了，说要找发报机。我母子三人呆在冰冷的屋里，睡在冰冷的炕上，那真是人冷、心更寒哪！

生活的苦难，再加上“文革”期间心里承受的煎熬太大，使我落下一身病。我的腰椎中脊有三处骨质增生，经常痛的很厉害，坐立不直。而且腰椎疼痛压迫神经，导致腿都抬不起来，行走不便。

我因为成天生闷气导致严重神经衰弱，成宿不能睡觉，那种滋味简直太难熬，而这个病一直折磨我好多年。这还不算，我胃里又长了硬东西，一吃饭就打嗝、胃痛，我简直苦不堪言。由于在月子里受凉，我又得了肾浮肿，整个人肿的很厉害，人家叫我“胖子”。成天熬药，喝了多少年的中药也不见好转。我还经常犯迷糊、恶心，还患有贫血和低血压等疾病。

由于多病缠身，我常年浑身无力，常年脸色蜡黄的。除了这些病之外，我还得了很严重的咽炎，严重到不能说话，甚至回答别人的问话时都不得不用手比划。当地有位医术高明的医生为我治疗，配制了很多偏方药，结果治疗半年都一点不见效。后来他就不给我看了，劝我去北京大医院检查确诊。他说我得的不是咽炎，肯定是什么很不好的病。我也没钱去北京呀，那就硬挺着吧。

修大法就要勇猛精進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的亲身经历也验证了此言不虚。从“反革命”算起，三十年后的我，命运发生了天大的变化。

一九九六年三月，那年我五十六岁，已经退休。一天，我去单位领退休金。一位炼法轮功的同事告诉我炼法轮功就能治好我的病。当时我根本就不相信。一个月后我又去领工资，又见到那位同事，她又劝我。当时她穿着很薄的衣服，却一点都不冷，而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还冷得直哆嗦。她说她是因为炼法轮功身体才那么好的。这件事令我动心了。第二天我就跟她去炼功了。

没想到，我刚炼了不到一星期，浑身哪儿都不难受了，先前所有的疾病都在不知不觉中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不说，还走路生风，那心情真是无法形容的好。

亲身见证大法的神奇，我自然坚信大法。修炼三个月之后，我开始精進起来。当时我注意到有同修比我早得法一年，我想我这不被人家落下了吗？我得追！我计算了一下，他们都是上班族，只能在早上炼功、晚上学法。而我已经退休在家，我比他们时间宽裕，那我就每天增加一遍炼功，白天学法也多学。这样坚持一年的话，我就能撵上他们。于是我就付诸“行动”了。

除了勤于炼功之外，我开始背法。我最先背诵的是《论语》，之后是《精進要旨》，到九八年的夏天，我把这本书全背下来了。后来又背诵师父其它的经文，背法期间我还看护外孙女，这孩子一生下来就由我给照顾的。我每天都抄写一段经文来背诵，走路背，坐车背，做饭时背，看孩子时也背。天天如此，一直坚持背。我要求自己：只要有师父的新经文发下来，我就必须背下来。

记得外孙女大约一岁的时候，有一天她坐在地上玩，我坐在床上读《转法轮》。当读到“过去有个人，把他绑在床上，拿起他的胳膊，说是要给他放血。然后蒙上他的眼睛，把他的手腕划了一下（根本没有放他的血），把自来水龙头打开让他听滴嗒声。”外孙女突然转过身来，用稚嫩的腔调大声问我：“他死了？”我顿时一惊，愣了神的瞅着她。外孙女又非常认真的追问一句：“那个人死了？”哎哟，我一直以为孩子太小只会玩，根本就听不懂大法。谁知她居然能听進去，而且还能听明白了呢。后来在她稍稍大一点的时候，我炼功时她也跟着炼。

外孙女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做饭，她就看《明慧周刊》。看着看着，她忽然跑来责问我，说：“姥姥呀，你出去做救人的事咋不叫上我呢？这上面可说了，不做三件事都圆满不了哇。以后你再去救人，可得叫上我呀！”于是我再出去发放真相资料就带上她一起做，这孩子表现真不错。而且此后她也精進起来，开始天天背法了。我当然更不懈怠，大法这么好，不修则已，一修就要勇猛精進。

为大法讨公道進京上访

自九九年中共打压开始后，我也要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于是就進京上访。前两次没能如愿，被劫持回来。

时隔整一年，也就是我六十一岁那年，我又去了一次。当得知还有五个同修也想去，我们就相约一起去。当我和同修提前一天买好车票，一切准备妥当的时候，来电话说：“你没有身份证，别去了。现在查身份证查的特别严，没身份证根本就走不了。咱这个地区已有五人被绑架回来。”我的身份证在第二次進京时被警察扣留了，这可怎么办？那也得去！上火车时没身份证不让上车，我就回来；不查的话，就是我该去。检票时真就没查身份证。

就这样，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日那一天，我们六人踏上了進京的火车。然而没想到，刚上火车就开始查身份证了。在我们车厢里就能听见前面车厢传来乘务人员的喊声，嚷嚷着让乘客拿出身份证来。我们六人都买的卧铺票，我让同修帮我发正念，然后就闭目躺着心里默默的发正念。两个乘警来在眼前，一个人拨拉我让我出示身份证，我坐起来厉声呵斥说：“要什么身份证啊？出门带身份证，要是弄丢了咋整啊？我告诉你身份证号码，你记下来吧。”那俩人瞅了我几秒钟，没记录、也没吱声就走了。这一关就这么过了。

我们到达北京站。下车后需要走过地下通道才能出站，可一進通道，只见里面到处是警察，见人就拽住查身份证。眼见身前、身后的人们一一被拽住，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啊，不能让他们拽我，我得出去呀。结果师父真就帮我了，我顺顺当当的走出去。

一出火车站，就见大路两边站满了警察，都是武警，个个表情冷酷，个个背着带刺刀的冲锋枪，排着长长的队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那阵势一片肃杀气！只有在电影、电视场景里看到过。

我向人问明了去天安门怎么走，就告诉五位同修：“大家都散开，我在前面走，你们在后面分头跟着，都别忘了发正念啊！”说完我带路往前走，不时的回头看看同修是否都跟上了。足足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终于到达天安门。

我们又发了一会儿正念，相约都喊“法轮大法好”，就分头去做。我心想：“警察都看不见我！你们都得被定住！”发着这个正念，我独自来到人民大会堂前面，掏出藏在袖口里的真相横幅，展开后高举过头使足劲儿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此时跟前的游人、常年摆摊儿给游客照相的而今已经成了中共的“监视工具”的，那一刻都被定住了，只是愣愣的看着我。那一刻，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能堂堂正正走上天安门喊出自己的心声，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欣慰的呢！

我迅速收起横幅，来到广场前一棵大树下，把横幅粘到相邻的两棵树上了。粘完后看到不远处停着一辆“港田”“摩的”，我让司机立刻拉我去北京火车站。他直接把我拉到了车站售票处。

售票厅，居然就我一个人。售票员在电脑上为我查找一会，说：就剩一张卧铺票，是最好的位置——中铺。我极高兴的买好回家的票。

谁知正高兴呢麻烦就来了，从售票厅去候车厅又遇到了麻烦。我先前進售票厅的大门已被禁止通行，不让乘客出去了。得走售票厅一侧的一个小屋，通过小屋出口才能走出去。而这个小屋里站满了警察，屋内桌子上有几台电脑。每个乘客都得出示身份证，将号码输入电脑验证，警察认可了才可以通过。在小屋出口处，还有两个警察重复验证身份证，合格了才准许走出售票厅。那场面简直就象法西斯。

一看这情景我也倒吸口冷气，紧张中我先调整心态，让自己镇静一下。就赶紧转过身发正念，让他们谁都看不见我！把他们都“定住”！并求师父加持我，我一定要出去！于是我也不排队，直奔小屋出口，侧着身子从俩警察中间走出售票厅。一走出来，又见有警察追逐行人查身份证，我转了一圈去候车室，那里也站了一排排的警察在查身份证。只见通往站台的出口处，并列站着两个警察，都拿着身份证与乘客对照片呢。于是我一边发正念一边稍稍下蹲一点，从俩警察中间的缝中钻过去了。上火车后一路顺风，到达我市火车站，顺利回家。

一進家门，儿媳妇长出一口气，惊讶的说：“哎哟我的妈呀，你可算回来了！”一问才知道，在我走后当地片警往我家打电话了，询问我是否在家，说我们小区有一个法轮功学员進京上访被抓了（我知道那正是跟我一同進京的一位同修），警察害怕我也去了北京。儿媳妇回答说：“不是，我妈跟老乡聚会去了，两天就回来。”我这一回来，儿媳妇更以为我是跟老乡聚会去了呢。一想也挺有意思的：可不嘛，我跟当地同修一起去北京证实法，那不也是跟老乡聚会吗，只不过地点远一些罢了。

这样，我这次進京上访虽然处处受阻，但都有惊无险的过来了。在当时中共打压法轮功最疯狂的时期，在几乎插翅难飞的情况下，没了身份证的我居然能走上天安门表达心声，这靠的不仅仅是自己对大法的正信，更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加持呀。算起来至今十四年了，儿女们还一直不知道我这次進京上访的经历呢。

非法关押一个月，劝三十四人三退

二零零二年四月份，我在家里无端被当地警察和“610”人员非法抄家、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一年。我被非法庭审时，发现有一台机器在打印东西。就想：这是前面几位同修被庭审的内容打印出来了？我就发正念：不能打印，让那机器坏了吧，结果不到一分钟机器就坏了。我被非法庭审的时候它就不能打了。

二零零六年，我六十六岁那年。有一天我去给同修送《转法轮》，结果那里有蹲坑的警察把我绑架了。我被劫持到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个月。这一个月里我劝“三退”三十四人。我所在的监号能容纳十六、七个人，我每劝退一个，那人就走了。紧接着就有人被调進来，我就再把她劝退了。

一个月到期后，因不放弃修炼，我又被非法劳教一年，送往黑龙江省劳教所。一進去就要先体检。在给我量血压的时候我就想：这里可不是我待的地方，我一天都不待，一会儿就回去。于是紧着发正念：让我的血压高、再高、再高点。稍后就听狱医说：这人血压太高了，我们可不收！最后警察不得不无条件放我回家了。

全力以赴做好三件事

从二零零零年开始，我几乎天天出去贴真相粘贴，发放真相资料、小册子和《明慧周报》。贴粘贴的时候，我专门往明亮的地方贴。因为那里路过的人多，都能看得见。

二零零二年要过大年的时候，我准备在楼区内粘贴一些真相不干胶。大年三十那一天，我自己贴了一千多份，从白天一直贴到晚上。有四个楼区、近二十栋楼，我一户不落的贴上了“法轮大法好”粘贴。就连暖气管线，以及大街上的电线杆我都给贴上了。

我还经常和同修去农村讲真相，每次我们都带上很多真相资料和条幅，好多次都用丝袋子装。我们用毛线往条幅上绑石头，然后把条幅扔到树上去。我有几条新毛裤，都被我给拆了，那些新毛线都被我这样用光了。我把条幅挂在大路旁边的树上，往上扔的时候没感觉怎么用力，可一下就扔到了大树的树尖上。风一吹，耀眼的“法轮大法好”五个字随风飘扬，红的、黄的、粉的、绿的，那真是相当漂亮。

当《九评共产党》一书出来后，我也成箱的往家搬，有时候搬回家两箱留给自己发。一般情况下，我发完晚上六点钟的正念后就出去发《九评》。我穿上一件特制的、很能装东西的马甲，有时候揣上二十多本，有时候揣三十本。我去附近的楼道里发，然后赶紧往家走。等我回来的时候都没耽误集体学法，来我家学法的同修都没来呢。

六十九岁那年我在家里成立一个小资料点。记得那年的神韵晚会光盘下来后，我们小区的同修都看不到。我就买了电脑、刻录机，学着自己做。后来又买来打印机，打印真相资料供同修用。平时买纸张、光盘、光盘袋、塑料自封袋，所有耗材都是我自己去买。而商场离我家很远，需要打车去。去一趟光坐车就得两个多小时。再买东西，出去一次少说也得三个多小时。

近几年我负责十多个同修所需的真相资料。刻录机我买了三个，电脑买两台。开始的时候由同修给我下载需要的东西，我负责打印。后来我跟同修学会上明慧网，自己能下载了。我每周刻录一百多张神韵光盘，五十多张真相光盘，打印二百多份真相传单，打印装订一百多份真相小册子，还要打印一百多张真相粘贴。

时至今日，这个小资料点平稳运作六年了。虽然忙碌些，我却从没觉得劳累和辛苦。除了做资料以外，我还经常出去发放神韵光盘和真相资料。多年来一直这样做。

有时还去邻近城市发正念，到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黑窝附近，近距离发正念解体洗脑班。去了就住在那里，发一个星期的正念再回来。

多年来我总是骑自行车去做事，如今我七十五岁了，骑上自行车还是很轻快。如果在本市、本小区有需要整体配合的事，哪都落不下我，骑上自行车就去。为了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本市公安局、监狱、洗脑班附近，我哪儿都去过。只要大法的事需要我，我保证到！尤其迫害大法很邪恶的地方我更要去，在我看来越邪恶的地方越应该去。在讲真相、证实大法方面，有很多正念显神威的事发生在我身上。但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就不说了。

结语

在本文结束的时候，回首自己十九年来的修炼历程我感慨不已：在修炼大法的这条路上，六十几岁的我多次被绑架和关押，然而有师在、有法在我根本就不怕；在证实大法的事情上，无论我能做点什么、能做些什么，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帮我做。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和加持，我又能做得了什么呢？

我从一个饱经屈辱的“反革命”，到成为神采奕奕的大法徒欢快的履行自己的神圣使命，其中有多少个惊奇、多少个不可思议，无一不展现在大法的无比法力中！

因此我最想说的是：感恩法轮大法！感谢我们最伟大的师尊！合十

（明慧网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