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黄秀平女士在《刑事控告状》中叙述的事实：

一、修炼法轮功不仅健康身体，同时教导人们做好人，提高人的道德品行

我今年五十七岁，曾经患有慢性胃炎，低血压，轻度类风湿，四肢痹痛，颈椎、胸椎经常疼痛，由于心脏供血不足，常常胸闷、气短、疲劳。是单位医务室的常客，中西医都治过一直未见效。1997年7月我有缘拜读了《转法轮》这本著作，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的法理吸引了我，我内心深处认定这是我要找的人生真谛，从此我成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一周后身体所有的病症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的状态使我总是笑呵呵的，所以人们说我整天象有喜事似的。我按照李洪志师父教导的“真、善、忍”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修心性、重德行善、做好人。现举工作和生活中的几个例子：

1、在单位上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接我班的同事都说我生产现场收拾的干干净净。我们上的是倒班（早班、中班、晚班），因为每个班次的时间长短是不一样的，有的同事家里有事想换班找人换有人就不愿意，当找我换班我都会热情的答应使对方满意从不计较时间长短。我工作上的表现也得到同事、部门领导的认可。当我第一次进京上访被关押时，班长都被叫到办公室问责，班长说人家（指我）在工作上那是没说的，哪有脏活累活抢着干，人家（指我）那么好，我们怎么管？同事们也都找领导反映说我在工作上任劳任怨，是大家公认的好人。

2、单位多次福利分房我也都没调过，让给其他职工去调，现在的住房建筑面积五十二平米。单位组织的公费旅游，在修炼前去过一次，有的同事都去过很多次了，我也不去争。因为修炼后都把这些看淡了。

3、我公爹在和平医院住院时我陪床照顾他，同屋也住着一个老爷子，她女儿女婿每天陪床照顾他，就老对我公爹说，你女儿（指我）照顾的你真好，又有耐心又细心又勤快，我公爹说这是儿媳妇，他们都很惊讶，说你儿媳妇怎么这么好啊？！说他家老爷子的儿媳妇别说陪床，连来医院看看都不来，他们都很羡慕也都夸我公爹有福气。医生也都以为我是女儿，当得知我是儿媳妇时，他们都很尊敬我，说我又善良又贤惠，还说我公爹有这么个好儿媳妇，是哪世修来的福。

4、我丈夫在市中医院住院时，我每天早晨送饭上午陪他输液，输完液我就问他想吃什么，我回家做好再送来，一天送三次，整整二十天。同屋住院的其中有一人说，我们都羡慕大哥，嫂子是那么的贤惠，明天让我媳妇来向嫂子学习。第二天他真把他媳妇叫来了，他媳妇对我说，我们那口子天天夸你，你太好了，真是辛苦，我可做不到。

我能做到是因为我修炼了大法，提高了心性所自然体现出来的。法轮大法的法理有着无边的内涵，教导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其实，修炼前我曾经脾气暴躁，少有耐心，抱怨生活不公，心情郁闷，心胸狭窄。修炼让我变得平和、热情、身心舒畅，充满笑脸；修炼更让我变的豁达、宽容、笑对人生得失，自在无烦恼。

由于法轮功教人向善的法理和健身的奇效，自从1992年5月传出至一九九九年七月，短短7年时间就吸引了上亿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修炼。至今已传遍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然而法轮功这样一部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高德大法，却被江泽民污蔑为“邪教”，其修炼者遭到残酷迫害。我实在想不明白，于是我踏上了向国家反映情况的旅程，没想到却遭到非人道的迫害。

二、99年初次依法上访遭警察迫害，后又被单位派出所不断骚扰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抓捕；七月二十二日起，被控告人江泽民利用其权力，操控全国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铺天盖地、连篇累牍的滚动播放中央电视台编造的所谓“1400起因练习法轮功自杀、死亡案例”等虚假新闻，大肆诽谤法轮功创始人和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进行妖魔化抹黑、栽赃宣传，严重侵犯了法轮功创始人和法轮功学员名誉权。

怀着对国家反映真实情况的目的，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我于一九九九年十中旬进京依法上访，在天安门遭到警察推搡，殴打。北京警察把我非法抓捕后，又押送到石家庄驻京办，之后关押在石家庄兴华街派出所（现已更名为维明派出所），期间副所长梁双建（已调走）对我刑讯逼供，逼我承认是组织者，鼓动者，我不配合，又恼羞成怒的对我揪头发、拽衣领、猛搧耳光十多个、推搡数次，然后铐在楼梯上两天两夜，之后又被双手背铐在楼梯栏杆上整整一夜，蹲不下站不起，痛苦极了。之后又投进北焦拘留所非法拘留30天。

非法拘留三十天后，不让回家，直接被单位非法拘禁四十一天，并强行索要每天五十元高价房费共计2050元。白天晚上轮流派人贴身监视，门外有公安科的人把守，白天局机关科室人员轮流来给我做“工作”，逼迫我放弃信仰，局长赵永祥、书记武季珍、副书记张英芳也轮流来给我做“工作”，逼迫我放弃信仰，并说局里压力很大，并以开除我工职来胁迫我放弃修炼。

局里允许我上班后，给我留局查看一年处分，每月只给二百九十元的生活费，不给缴社会养老保险金，年休假、节假日都不让休，我上班像犯人一样被监视。

二零零零年三月两会期间，我作为“重点人物”又被单位非法拘禁，再次逼迫我放弃信仰，白天晚上轮流派人贴身监视，门外有公安科的人把守。企图再次勒索每天五十元高价房费逼我放弃信仰，我说我每月才挣二百九十元，生活都困难了，我交不起，并以绝食来抗争。在我绝食三天后被放出。共被非法拘禁十五天，期间单位被兴华街办事处勒索两万元。

二零零零年五月九日，我在单位上班又被骗到兴华街办事处谈话，派出所警察高有贞早已在此等我，逼迫我在已印好的“不进京上访，不坚持修炼”的所谓保证上签字，我拒绝，警察高有贞对我进行恐吓威胁没达目的，随后关押在兴华街派出所，警察高有贞、魏明轮流提审我，并恐吓威胁，要抄我家我拒绝后，魏明扬言拿万能钥匙开我家门，后又从阳台拆掉窗扇进入阳台，再打碎玻璃进入屋内抄家。我被兴华街派出所关押九天，并以绝食抗争，绝食三天后放出。

二零零零年六月，母亲因为我担惊受怕病卧在床，我回老家保定在母亲膝前尽孝，没想到石家庄兴华街派出所警察高有贞、桥西公安分局政保科李双文和我单位部门领导居然跑到保定抓我，并且当着正在输液的母亲的面将我绑架，让我的母亲受到极大的惊吓。我被绑架到兴华街派出所，警察高有贞多次对我恐吓威胁，并扬言给我凑材料送劳教，无故关押二十一天，为了表示抗议，绝食7天，后被放出。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八日，又把我从单位绑架到兴华街派出所，逼迫我在已印好的“不进京上访，不坚持修炼”的所谓保证上签字，我不签，警察高有贞对我恐吓威胁，说正在搜集我的材料准备送劳教，随后把我铐在派出所会议室的椅子上五六个小时，这次非法关押八天，绝食八天后放出。

只要一有所谓“敏感日”我就会被非法关押，我不明白我错在哪里？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就成了“重点”？

三、兴华街办事处韩胜利等人集体造假设骗局，妄图用谎言欺骗全国人民

我被单位非法拘禁四十一天期间，兴华街办事处书记韩胜利以“谈话”为名，让单位领导陪我来办事处，逼迫我放弃信仰，恐吓威胁、伪善欺骗整整一天，没达目的又施诡计。

几天后，韩胜利又以“谈话”为名，让单位领导陪我来办事处，韩胜利说今天不谈你的信仰，这么多天没见过你的孩子，你想不想见啊？我问孩子在哪，韩胜利支支吾吾。我又被戴主任叫到其办公室，戴同样说，这么多天没见过你的孩子，你想不想见呀等等，我问孩子在哪，戴同样支支吾吾。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心里就有了警惕。我又被韩胜利叫到另一办公室，韩让我在对面坐下，正说着，进来了一男一女（后来得知女的叫李玉强，自称是央视记者），女的拿着话筒放到我面前的桌上，男的对着我要摄像，我马上站起身严肃的说：“你们要干什么？不许摄像，把话筒拿走。”紧接着我孩子被牛书记拽着胳膊走到房间门口，我非常惊讶，就又大声说了一遍：“你们要干什么？不许摄像，把话筒拿走。”韩胜利不高兴的说：“本来想拍你和孩子见面的镜头，被你给搅了。”摄像没拍成，随之把我孩子也拽出去了，也没让我见孩子。我不知道他们对我孩子要怎样，我跟了出去，被办事处的白科长叫住，被看管在房间里不准出来。

后来才得知，他们把我孩子哄骗到办事处院子紧南边的房间里，以“谈话”为由，偷偷摸摸的给孩子摄了几个背影，被他们编成谎言解说，上电视欺骗全国人民。他们还曾到我家里找到我丈夫，诱导他按他们的意思说几句，我丈夫没说他们想要的话，最终他们没有达到目的。他们还不罢休，就拍了我家胡同口几个画面，作为欺骗素材。

四、再次上访，遭到更大的迫害，有家不能回

不明真相的警察疯狂对修炼者进行迫害，他们在犯罪而不自知。为了能尽早的终止迫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初的一天，我再次进京上访，却再次被抓捕。转送到北京平谷县看守所，遭到公安警察体罚半蹲四个小时左右，后因体力不支坐到地上，再次遭到警察毒打。为了抗议这种虐待，我被迫开始绝食绝水，警察竟然唆使男犯人打我十多个耳光和嘴巴，三天后我被警察搜走所有的财物后，夜晚被丢弃在北京平谷县的某荒野。

酷刑演示：恶警毒打法轮功学员

辗转回家后，朋友告诉我派出所已经把我列为“重点中的重点”，准备再次抓捕我。为了让警察不再作恶，为免遭再被迫害，我被迫离家出走，流离失所。

五、再次被抓捕，并强制洗脑，精神和肉体都受到很大伤害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六点左右，由石家庄市公安局政保支队马文生等人、桥西公安分局政保大队长李荣旗等人，伙同红旗大街派出所曹忠平等人，再次将我绑架，并且抢夺了我接近六千元的财物。

我被关押在红旗大街派出所，警察日夜给我戴手铐，晚上把我双手铐在椅子上，不让睡觉，逼我放弃信仰。我绝食抗议，绝食7天后被警察强制插胃管灌食。后送到第一看守所，由于身体原因拒收。

之后又转送到由劳教所改装的省“610”洗脑班。劳教所警察崔艳芳对我恐吓威胁并冲我大吼大叫，把我关在小屋里连续几天几夜不停的有人向我灌输损害信仰的言论，强制我看损害信仰的录像，昼夜不让睡觉，警察管这叫“熬鹰”。单位还派了俩人昼夜轮流看管，整整三个多月的精神折磨和身心摧残，我被迫害的神志不清。

二零零二年四月初，回到家后身心疲惫虚弱，调养了十五天，去单位上班，单位依然只给我发290元生活费，单位党群办主任刘增友经常找我“谈话”，逼迫我放弃信仰，因我丈夫和我同一单位，多次给我丈夫施压。下班后，给我家里打电话监控我的动态，让家里的老人、孩子寝食难安。

二零零二年六月，单位的党群办主任刘增友等几人受省“610”洗脑班的指使，再次气势汹汹的到家里绑架我，正巧我有事不在家。得到消息后，我只好再次被迫流离失所。

六、再次被绑架、折磨，并且非法劳教，逼我放弃信仰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日，山西临汾警察张长茂、温建国等人再次将我绑架并且没收了我的全部财物。我被抓到临汾看守所，我绝食绝水抗议这种非法关押。在所长的唆使下，五六个男犯人强制对我野蛮的灌五、六大碗浓盐水，痛苦难当。之后又被邢姓警察（女）打耳光七八个。三天后又被某身高168cm，体壮，操临汾口音的男警察暴力殴打。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当天转到洪洞县看守所，我被高姓警察用纸筒抽打脸部。第二天又被所长崔姣春毒打。他打人十分凶狠，把我打倒在地，又被提起来，再连搧十多个耳光，边打边骂，之后被迫戴上脚镣一周。为逼迫我放弃信仰，又被副所长郭玉梅揪头发拖走殴打、劈头盖脸的搧耳光打嘴巴十多个，她还把两个女号的人集中在一起，让大家都蹲下，强迫我站在大家的前面，怂恿在押人员对我进行侮辱。上边来检查了，郭玉梅强迫我穿看守所的号服，我是好人不是犯人拒绝穿看守所的号服，再次被郭玉梅施酷刑：她将我双手强制交叉戴手铐十天，导致双手淤青，麻木，无法正常生活。之后看守所逼迫每个在押人员写自己的犯罪事实，因为我没犯法，更没罪，我是好人是被迫害的。所以我用了三页纸写了揭露罪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告诉警察们真相。郭玉梅看后却恼羞成怒，气势汹汹的当着全号在押人员的面，用串钥匙的大铁环（开监狱门的钥匙串）打我头部、肩膀，﹙号长同情我阻拦郭打人，把她的手也打肿﹚，并给我戴上腿箍（特别痛苦的刑具）长达一周左右，导致严重无法生活。无奈之下我只能选择绝食，一周后才摘掉腿箍。之后被逼迫经常做洗衣工，凡是郭玉梅家人、亲戚的被褥、棉衣都拿这来拆洗，家人亲戚的衣服床单也拿来洗，男警察家的衣物也拿来洗。这次对我的非法关押长达十一个月之久。

二零零三年九月下旬，我被送至太原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劳教所警察雷红珍、孟颢、刘忠梅等对我进行多次迫害，逼我放弃信仰，并且以减刑为诱惑指使犯人对我进行迫害。我连续几天几夜被禁止睡觉、禁止上厕所、禁止洗漱、禁止洗衣服，来月经弄脏了衣服也不让洗。不停派人对我灌输损害信仰的言论，还强迫我观看损害信仰的录像，我多次被迫害的心律过速、胸闷、气短、浑身无力，头痛头晕头懵，体力难以支撑，神志不清。我被种种酷刑折磨、伪善欺骗、并强迫做奴工（安装打火机配件、纳鞋垫、织毛衣、捡葡萄干、做汾酒盒子等），还强迫做不愿做的事。长期残忍的折磨导致我失眠、头疼、腰疼、手麻、浑身无力，整日神情恍惚，使我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

七、二零零五年回家后被单位开除工职，失去工资收入，并骚扰不断

二零零五年，我回到家。单位在我劳教期间单方解除合同（实为开除），不让上班，导致我没有工资收入，给家庭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单位不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保险金，并且现在已过了退休年龄也不给我办理退休手续，二十多年的工龄化为乌有。

之后，每逢过年过节和所谓的敏感日，都被居委会杜主任，张书记进家骚扰，精神摧残。还多次给家里打电话骚扰，让家里老人惊恐不安。

二零零八年，奥运前夕，我被友谊大街派出所的教导员、片警冀小兵、李娜、刘光仪，还有居委会张书记、杜主任，强行到我家搜查、抄家。给我的家庭生活造成了极大伤害。

二零零九年九月，我在老家保定侍奉身体不适的母亲，片警冀小兵、居委会书记来我家骚扰，并打听我母亲家地址，给当地派出所打电话叫其监视我，我母亲受到惊吓，我公爹也颤抖着声音给我母亲家打电话找我，为我担惊受怕。

我是亿万修炼者中的普通一员，修炼让我心灵得到净化、身体得到健康。“真”让我如实、真诚的表达自己的遭遇；“善”让我面对迫害，却始终相信政府可以妥善的解决好这个问题；“忍”让我为创建社会精神文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不希望那些如我一样的亿万好人，还在蒙受着不白的冤屈。

我希望政府正视我的遭遇，秉公判断是非，还一个清白在人间。

被控告人江泽民利用其手中掌握的最高权力，利用“610”非法恐怖组织，自一九九九年四月以来，一手发起、策划、组织、操纵实施了全面灭绝性的迫害法轮功的犯罪活动。在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的指令下，千千万万个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庭遭受迫害之惨烈，令人发指！追本溯源，江泽民是这场犯罪活动的首恶元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