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迷途知返

我于一九九六年底喜得法轮大法，原来曾信佛教，看完一遍《转法轮》后，就认定大法是我今生的唯一信仰。

但我只信不修，一年也看不上两遍《转法轮》，满脑子常人的执着。一九九九年邪党开始迫害大法，我知道邪党宣传都是谎言，丝毫没有影响我对大法的正信。

二零零六年，我因吃海鲜过敏，从脸到脚起了一身红肿的大包，奇痒无比，吃药也不好使，没办法，又走進大法。炼了功，包就没了。我依然不精進实修，不接触同修，各地讲法基本不看，《转法轮》还是一年也看不上几遍。由于法理不清晰，对同修讲真相也不理解。

二零零七年，我换了新单位，有幸结识了同一办公室的同修大姐。大姐被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在家待不长时间，就回来上班了。我问她为啥上班，她说这里有我要救的人。同修大姐每天在班上（单位平时没事）看大法书，我经常上街买衣服，追求物质生活，吃、穿、享受。一有空闲时间，同修大姐就给我讲她从大法中悟出的法理，她的修炼经历解开了我很多修炼的疑问和心结，就这样我正式走入了修炼。

同修大姐退休后，我又接触了几位同修大姐，她们有的个人修炼基础扎实，平稳的做着三件事。有的同修对大法的救人项目任劳任怨，热情无私。有的同修讲真相，救人急，把钱花在大法项目上毫不吝惜。还有的同修对师父、大法坚定的正信等，她们的这些闪光点深深的感染着我，使我看到了与同修的差距，也促使我认识到了实修自己的重要。

二、去检察院讲真相营救同修

二零一三年八月份，我们邻地有一位同修被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份的一天，被迫害同修的姐姐B（也是同修）说有想去检察院讲真相、营救妹妹的愿望，于是同修A就给我打电话，约我一同去检察院讲真相，

我与A同修、B同修（被迫害同修的姐姐）以及两个家属一同去了检察院办公室，很顺利的见到了办理此案的女检察官，B同修首先介绍了被迫害同修的家庭情况，家里有一个不到三岁的小男孩需要照顾，并拿出当地村上盖有公章的证明同修是个好人的证明。接着我开始讲大法的基本真相，我说，来之前，我们咨询了律师，律师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没有思想犯罪，她虽然炼了法轮功，但没有任何触犯法律的行为，你能把她定罪吗？我孩子的老师就是炼法轮功的，教师节从不收家长的红包，我单位有一个大姐也是炼法轮功的，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不争不斗，处处让人。

女检察官说：“锻炼身体有多种方式，干嘛非要炼法轮功呀？应该相信科学。”我说：“谁不相信科学呀，谁一开始有病都是到医院去看，医院治不好，就中医、偏方、大神、大仙的想办法，最后实在没办法，又病的痛苦的不行，有人告诉说炼法轮功试试吧，就这样，炼法轮功炼好了。”

这时女检察官面部表情非常严肃，气势汹汹的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用右手食指指着我，厉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把身份证拿出来。”当时气氛非常紧张，A和B两位同修示意我不要告诉她，当时我微笑着看了看A同修，低声说：“没事，怕啥？”然后直视女检察官，微笑着平静说：“我叫某某某，身份证没带来。”我有两个名字，当时完全可以告诉她另一个名字，但我告诉她的是我身份证上的真实姓名。

女检察官一看没镇住我，就象泄了气的皮球似的，一下子坐靠到了椅子上，先前的那种恶狠狠的嚣张表情不见了，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我们说：“作为女人，我也非常同情某某某（被迫害同修）的遭遇，但我说了不算，你们找检察长吧。”于是给了我们检察长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临走时，我对女检察官说：“请您在检察长面前多说点好话，好人会有好报啊！”

到了楼下，我们三个同修商量，路途远，来一次不太容易，一定要见到检察长。给检察长打了三个电话，他都说没时间。于是我们就在楼下等，过了一会儿，负责此案件的女检察官下来说：“你们走吧，检察长没时间，吃饭去了。”我说：“没关系，我们等他。”女检察官说：“别等了，已经从后门走了。”我们说：“我们一直在这，也没看见有人过呀。”她一看也骗不过我们，就无奈的上楼去了（因是防盗门，有密码，只有内部人才能上去）。我们继续等。

过了一会儿，吃午饭的工作人员陆续的下楼，趁有人下楼的机会，A同修快速的抓到了门的把手，我们就顺利的上了楼，找到了检察长的办公室，敲开了检察长的门。检察长一看是我们，就非常生气的给楼下的门卫打电话，问：是谁让他们上楼的？A同修说：“既然上来了，就别责怪门卫了，我们谈谈吧。”

这时，B同修首先讲了大法是如何教人做好人的，一些基本真相，又讲了大法在全世界已洪传一百多个国家的盛况。A同修坐在检察长对面最近的位置上，A同修说：“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当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迫害好人的那些警察们，等到平反时，也有公检法人员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的。”这时，A同修站起身走到他办公桌前，面对着检察长又说：“当年有不执行毛泽东命令的吗？”检察长说：“有。”A同修说：“不执行毛命令的人，活下来了，你就做这样的人，可别步入他们的后尘呀。”检察长说：“我豁出去了。”A同修说：“那你图啥呀？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所有有正义感的人，都不愿看到把好人送進监狱，法官是支持正义，呵护善良，一看你的面相就知道你是和善之人。”

这时，我说：“我来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耶稣与法官的故事。”于是我很详细的讲了这个故事。我说：“当时没有人相信耶稣是神，迫害死耶稣的法官的儿子也死了，出卖耶稣的犹大也上吊自杀了，善恶有报呀。迫害好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他听完后说：“有一天，我接了一个法轮功的电话，我非常生气，我报警了，警察调查说是新加坡打来了，以后再有法轮功的案子就重判。”我说：“你知道国际法庭审判当年的德国柏林墙士兵杀人案时，士兵是不认罪的，士兵说：‘我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法官却说：‘不是来自上级的每个命令都是正确的，当法律和良知发生冲突的时候，良知高于一切，你不执行命令是有罪，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当法律和良知发生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最后法官判士兵有罪。”

我接着说：“思想决定人的行为，大法弟子没有坏思想，更没有坏的行为，他们都是好人。”

听完这番话，检察官的态度立即就变和善了，说：“这又不是我做的案卷，我和某某某没冤没仇，我又不是想把她整成啥样我瞅着高兴。如果派出所不抓人，不送这些材料，我还省事了，又不是多做一个案卷多给开工资。”A同修说：“那你先不要把案卷送到法院，我们再找派出所主管此案的所长谈，看看他们能不能把案卷要回去。”他说：“好，行，你们去吧。”

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检察长的变化，从一开始的“豁出去了”、“重判法轮功”，到后来明真相，对我们和善的态度。我们不枉走一回。

接下来，我们又来到派出所找到所长，给所长讲真相，可能是因为在检察院讲的顺利，起了欢喜心，到了派出所，所长的态度很恶劣，大吵大嚷的，根本不给我们讲真相的机会。所长急着要离开，这时，我冲上一步，抓住所长的衣服，直视所长的眼睛，他瞬间愣了一下，我说：“所长，听我说一句话您再走，以后别再抓法轮功了，他们都是好人。”他微笑着点了一下头，就走了。

回来后，A同修找到会写信的同修整理了给派出所劝善的信，寄给当地派出所。在零四年元旦期间，A同修又给相关责任人寄去了贺卡和被迫害同修的申诉材料。

在做这些事期间，有一天晚上，A同修做了个梦，梦中五人一组参加考试，我和A同修被监考喊到名字说：“你俩不用考了，免试。”于是考官在我俩的名字上打了大大的“对”号。师父的梦中点化更加增强了我修炼的信心。

三、维护法的过程就是提高自己的过程

二零一五年七月的一天，我带母亲去当地的农商银行去办事。当时大厅得有几十人，工作人员也特别忙。在排队时，无意抬头看见银行大厅的电子屏幕上有诬蔑大法的标语。去年，我们已向各片地区银行用各种方式讲过真相了，几乎市内所有银行诬蔑大法的标语都拿掉了，可能因为在室内大厅，没被同修发现，漏掉了。

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一段法：“一个修炼者所能遇到的一切都会与你们的修炼、圆满有关，否则绝不会有。”[1]“作为大法弟子来讲，维护法是理所当然的。”[2]我悟到：大法弟子没有偶然的事，让我遇到了，就不能绕过去，更不能等靠同修来做，我有师父法身在我身边，我身后有神的队伍，怕啥。宇宙大法不可辱，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

于是，我到前台找保安，问电子屏幕归谁负责，我要跟他谈点业务。保安進去办公室与那位银行工作人员沟通后，让我等一会，因为业务太多太忙。我知道这不是推托，那天确实在办集体业务。等了大概一个小时，保安说今天上午等不到了，我把他的姓名、电话号码告诉你，你自己跟他联系吧。

回来后，我给这位银行工作人员打了电话，讲了大法基本真相，让他把诬蔑大法的标语拿下去，法轮大法是佛法，告诉他善待大法有福报。撂下电话后，我心里特别欣慰，因为我做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该做的事。

一次，在送孩子学习班的路上，偶然想起这件事，突然在我的思维中出现了“人间护法神”这五个大字。是师父在鼓励我，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骑着电动车，迎着风，流着幸福的热泪，师父，弟子一定精進！

四、放下自我　到派出所讲真相

二零一五年八月，我市邻地农村一同修因“诉江”被当地派出所非法抄家，抄走了大量大法书籍，大法吉祥挂件等物品，要我与家属配合讲真相。

每次去公、检、法讲真相，我都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师父说：“关键是做事的态度，为什么而做。”[3]我先问自己几个问题：是真修弟子吗？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是什么？证实法，救度众生；基点、出发点正吗？是为自己修炼升华吗？不是，是慈悲救度；有怕心吗？有；有也得做，因为这是大法弟子的份内事，维护大法应该象维护自己的家那么自然纯正。我悟到，这次，我要完全放下自我，不被警察凶狠的假相带动，坚定维护大法的慈悲与威严。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我和一名同修大姐、被迫害同修的女儿、侄子配合到当地派出所讲真相。派出所所长和一位教导员接待了我们，同修的侄子拿出了同修三年前得肝癌的诊断书，对所长说：“我姑姑的肝癌就是炼大法炼好的，医院诊断只能活三个月，现在已经过去三年了，疾病全无、身体健康。”我接下来说：“她就是个家庭妇女，炼法轮功就是为了祛病健身做好人，一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有啥可搞政治的，这不是扣帽子吗？”所长问我：“你是哪的人？跟他们是啥关系？”我说：“我是当地的。”然后同修女儿说，她是我表姨。

我还要接着讲大法真相，教导员阻拦我说：“别说了，再说，你就露馅了。”我没有动心，接着继续讲，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我说这些是真心为你们好。派出所所长说：“你叫什么名，一会把你的名字留下来。”我依然没动心。然后，所长又突然说：“法轮功是×教。”当时我没有半点迟疑，立即反驳他说：“法轮功不是×教。法轮功是教人学真善忍做好人的，再说他们也不行邪做恶，咋能是×教呢？”所长听我说完这番话，当时并没有动怒。同修的侄子怕我有危险，对我们说：“你们都先出去，我和所长单独唠唠。”就这样我们出来了。

其实有好多同修平时在生活中讲真相也是做的非常好，可是一谈到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就胆怯，前几年我也是这样的，但是随着学法修炼的深入，逐渐认识到这是人的观念和怕心，还有信师信法的正念不足所致。“警察也是等着救度的生命，来了我给你讲真相”，我们只要把公检法人员当作一个众生，慈悲无私的，只为救他的心态讲大法真相。即使他不理解，也不会对大法弟子动恶念的。师父说：“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4]。我悟到只有在法上修，才是最安全的。

回首这几年的修炼过程，从二零一二年到二零一五年，这三年之间，我地有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这些同修有我认识和不认识的，我曾二十次与当地同修陪同修家属去公检法等部门讲真相，并拿申诉材料，交到有关部门，去国保大队、法院、检察院、派出所、银行（银行的电子屏上有污蔑大法的内容）、去律师事务所讲真相。

生在大法洪传时，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无比荣幸。我一定珍惜这宝贵的修炼机缘，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坚定实修自己，扎扎实实的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史前誓约，不辜负伟大师尊的慈悲苦度。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弟子叩谢伟大师尊！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大法是圆容的〉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路〉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一》〈二零一零年纽约法会讲法〉
[4]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明慧网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