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蕊玲女士说：“在这十六年中，白银市公安局、政法委、610、白银市人民路派出所、社区，白银供电局、会宁县公安局、政法委、610、城关镇派出所、会师镇社区等国家机构对我们一直监视居住，电话监听，骚扰、威逼、执法犯法。我公公婆婆不堪压力含冤双亡，父亲也于二零一三年在经历了多年无端迫害的惊吓、恐惧、失望、无助中含冤离世。孩子从三岁开始经历了抄家、父母被关押坐牢、没有父母照顾、相依为命的爷爷奶奶去世、失去了人生原本优越的生活和教育，在失去爷爷奶奶后疼爱他的姥爷也被迫害离世，小小年纪经历了人生三次生死离别。”

一九九七年时，三十岁的马君彦已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折磨了近十三年之久，四处投医问药无效，最后关节僵直，行走、穿衣都很困难。祸不单行，九八年五月，他又因工伤造成右肾被摔了一道小口子。面对此种人生困境，马君彦决定修炼法轮大法。果然，他身体上的各种疾病随着修炼法轮功不翼而飞了。同时，法轮大法使他明白了人活着不是为了争名夺利，他事事处处要修心守德，时时处处践行‘真、善、忍’。妻子马蕊玲也走入了大法修炼。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马君彦、马蕊玲一家历经十六年的血雨腥风。

一、马君彦陈述的迫害经历的片段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我被白银市公安分局传唤，将我扣留在白银市公安分局三楼的会议室里，被诱逼放弃修炼法轮功。一边是亲人的哭喊逼迫，一边是单位领导、白银市公安分局政保科的轮番训话，我承受到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多钟，才从新获得自由。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八日，我用仅剩的钱买了去北京的车票。在天安门广场武警、警察、便衣追赶、抢走了横幅，被塞进一辆大型的警车里，被劫持到不知道地名的派出所里非法关押起来（好象是体育街派出所，现在也记不清了），在那里被挨个强制搜身，非法做了笔录。我们被秘密的连夜转移到了崇文门分局看守所非法关押。我也因为坚持我没有犯法不背监规而遭受犯人打耳光。我不配合狱警汇报自己的一切个人信息，给我编号E9，他们就让狱室的其他四十多人孤立我，不准和我说话，不准给我任何精神与物质的帮助，时时让牢头狱霸找我茬，辱骂我，并体罚我每天擦地、清洁厕所。一天崇文门分局预审十三科的警察为了让我说出个人信息，一边辱骂一边用事先充足电的电棍电击我裸露在外的皮肤，那时天气已经入秋，我还穿着夏天的那一套短袖、短裤。高压电棒的电击打的我一惊一跳的，那个警察不断的在我的身体上电击，持续电击了两个小时，直到电棒的电耗尽了那警察也累趴下了。我才发现身上灼烧的伤痕一个连着一个，一个黑疙瘩摞一个黑疙瘩，密密麻麻，体无完肤。在这里我被折磨了四十多天。

演示图：电棍电击

四十多天后，也就是二零零零年八月底，我被骗说出姓名后马上就被白银公安分局和单位保卫科的人劫持到白银市看守所。很快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劫持到甘肃省第一劳教所五大队五中队继续迫害。

在甘肃省第一劳教所非法关押期间，到劳教所第一天就让出工劳动，为折磨我们，秋老虎的天气，光热人就受不了，他们还把四、五把铁锹来回六、七里路让我扛上，喊着口令，走着鸭子步，肩膀上的铁锹越走越重，汗水湿透了全身，脸上的汗水模糊了视野，流进嘴里咸咸的，喉咙里在冒烟，看见路边低洼里的雨水恨不得冲上去喝个够。中午、晚上还要被一遍遍的训话，写思想汇报。警察随意侮辱我们的人格，体罚做俯卧撑，一遍一遍的绕着大队的院子跑步，走正步……逼迫我们观看污蔑造谣法轮功及李大师的电视录像、书籍。晚上牢头狱霸受狱警指使变着法辱骂、折磨我们。

二零零二年四月中旬下午六点，我被白银市公安局非法抄家、绑架，在看守所里被非法关押了十几天后又被非法判一年劳教，我被送甘肃省第一劳教所，在第五大队五中队被残酷迫害。

提着一捆行李我在第五大队第五中队的值班室里就被第五中队的指导员李振刚（音）扇耳光，口吐脏话辱骂我，不许我提法轮功。给我安排了两个包夹二十四小时监视我，吃饭、洗脸、上厕所。狱警还教唆犯人怎么样恶毒的迫害方法，如果这些吸毒犯没有听他们的话折磨迫害我们，就会被延长劳教期限，并遭到狱警队长的训斥和毒打。

因为我坚持不协从狱警的要求写诽谤法轮功和李大师的所谓转化材料“三书”，队长就不让我出去干活，让包夹看管着我在指定的墙角待着，除了上厕所外不让踏出监室一步，并让包夹轮流对着我念诬蔑大法的书，想强制洗脑。我被这样日复一日的折磨了六个月之久，由于长期晒不着太阳，不出去活动筋骨，我的身体很虚弱，脸色煞白，很吓人的。那些狱警见六个月都没有达到转化的目的，就突然叫我出去下地干农活。并且是用架子车给地里拉土粪，必须拉着车子来回都要跑，不让歇一口气的跑，那些天天干活的壮体力都快累垮了，个个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他们就是这样采用精神加肉体的迫害促使我们放弃信仰。

顿顿饭是用那种发麻发绿的洋芋煮的汤，从嘴里一直麻到胃里，天天如此。

一天中午，五大队组织所有人看诬蔑大法的电影，我坚决不去看，李振刚气急败坏的在院子的墙角画了一个小圈圈，让我站着不许动，派人看着我强迫我罚站。一直到下午，李振刚把我叫到办公室里，眼睛露着凶光一边喝斥我为什么不看电影，一边“啪啪”扇我耳光，扇完耳光又用双手抓住我的衣服把我拉到他跟前，用膝盖狠劲的在我的小腹部位顶……我窒息得喘不过气来。

二零零三年四月底，我总算是在甘肃省第一劳教所九死一生的活着出来了。

二零零三年七月，白银市人民路派出所的教导员、付富生和计量所的领导天天找我妻子马蕊玲“谈话”，实质又要威逼送白银武川洗脑班，要挟妻子马蕊玲转化。我妻子不配合他们。他们就到我的单位让我给妻子做转化工作，我不配合，他们就再次用同样的方法威逼我再次写“悔过书”，当时找我“谈话”的有白银市人民路派出所的教导员、付富生和银珠集团的王书记、副总经理李玉荃（还有些人记不清了）。如果不按他们说的做就再送我们夫妻俩劳教。

二零一二年六月份，我母亲去世才一个多月，白银人民路派出所、人民路街道社区、白银市政法委的，会宁县城关镇派出所的、会师镇社区的一行几人组团来到我家，以要求我们到白银办身份证的幌子，欺骗我们到武川洗脑班迫害，被我们识破后没有得逞。同年九月份，又同是这几个单位组团来我家骚扰，早上八九点钟来，中午吃饭时间就走，下午两点多又来，晚饭时间才走，一直在和我们“谈话”，目的还是要我们写东西转化，就这样每天耗在我家小卖部里一个多月，他们口口声声说不影响我们养家糊口为生计的生意。你想天天来一帮人找我们“谈话”，一时间街坊邻居议论纷纷，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困扰。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白银市人民路派出所又撒谎说要完善身份证信息，抽血化验血型，他们在我家周围围堵了一天一夜，软磨硬泡取走了我的血，我后来才后怕起来，我是不是配合他们建立了迫害我自己的DNA配型档案？

二、妻子马蕊玲自述被迫害经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和丈夫第一次到北京上访，我和丈夫后被白银看守所非法关押五十六天后，我被转手到了白银供电局，被单位限制人身自由监管起来。每天安排一名中层干部对我进行洗脑转化，我必须无条件的接受他们每个人的恐吓、要挟、谩骂，语言攻击，这样还每天安排一人和我“谈话式”的洗脑转化，持续了将近四十天，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无期限的延续着。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六日，我们带着四岁多的孩子，辗转在二十二日终于达到这充满恐怖血腥气味的北京城。把我关进和丈夫第一次被非法关押的天安门广场收容所的院子里，扔在地上。

我和孩子经过一系列的折腾，给我的背上也贴了数字编码，天已经黑了，又冷又饿，我用我的大衣包裹着怀里的孩子。一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我抱着孩子站了五个多小时，一个警察把我和孩子带到怀柔县看守所的大门外让赶快离开那里。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晚八点，我遭绑架至北京朝阳区公安局下属的街道派出所，将我们非法关押在铁笼子里，一个小个子的警察拿铝饭盒盖在我左脸上扇了好几个耳光，一边污言秽语一边对我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扬言要用自来水管冲我，把我的孩子抢走要放到院子里冻以逼我说出他们想知道的。他们强行逼我脱了大衣，把我拖到院子里在零下十几度的气温下冻。直到第二天二十九日中午我们滴水未进，包括我那四岁多的孩子。下午二、三点左右，甘肃省驻京办的工作人员将我和孩子带到驻京办，强行搜身，搜走我的现金，将我们非法关押在驻京办的地下室内，我的左脸被铝饭盒盖打的乌黑，眼睛充血，看起来很吓人。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日，也就是腊月二十六，我被绑架到甘肃省第一劳教所第七大队非法劳教一年。寒冬腊月我在室外被罚站了二个多月。吃的如狗食般的饭菜，焦糊、夹生如猪食的面条，而且还吃不饱，我从关在劳教所里开始的三个月，天天拉肚子六、七次，还要干种地的苦工。

为达到强制洗脑法轮功修炼者，劳教所狱警在精神上变着法摧残我们，给每个法轮功学员安排最少二个包夹看管，这些包夹也被赋予随意折磨我们的权利，张口就骂抬手就打，要挟我们放弃信仰。还不让会见。

在我绝食第三天的晚上，谷艳玲带着几个打手，把我带到别的中队的办公室里，把我的双手反绑在椅子背后，谷艳玲搅拌着一盆稠稠的糊状物，几个打手拿勺子强行撬我的牙齿，我不张嘴，他们就连打带撬，几次三番的我没有力气了，仰着我的头强行将糊糊灌进我的嘴里往进捣，憋的我无法呼吸，糊糊喷出了，打手们就又拿勺子撬我的牙齿，上牙齿上留下了几个小豁口，指导员谷艳玲就在一边看着。

酷刑演示：灌食

二零零一年的一月到十二月期间，甘肃省第一劳教所七大队三中队共非法关押着三十多个法轮大法修炼者，到二零零一年八月的时候，只剩我们七人没有转化时，劳教所的迫害更加疯狂和丧心病狂。谷艳玲让我们七人去淘粪坑，包括六十多岁的庆阳特级教师李玉，加强劳动强度，想尽一切诡计让我们干最脏、最苦的活。

当时正值三伏天，其他的劳教人员干的比我们轻松的活都纷纷中暑，故意找茬就把同修吊挂在菜窖里，即使你没有被吊大挂（一种酷刑：胳膊被绳子绑起吊在半空，脚尖离地几厘米，似着地又非着地）但那个恐怖气氛，心理是咋样的可想而知！

中共酷刑：吊铐（吊大挂）

谷艳玲指使吸毒犯马玲玲不让我睡觉（熬鹰，一种酷刑，白天黑夜不让睡觉）让已经转化的人给我做工作，白天让包夹王燕看着我不许闭眼睡觉，熬了几天几夜的一天下午，我打盹时让谷艳玲看见了，用拳头捣肿了王燕的脸，嫌王燕把我没有看管好。当天晚上王燕把气撒在我身上，和吸毒犯周小琴等十几个队长的吸毒犯打手把我拽到七大队的洋芋地窖里，拿绳子把我的胳膊反绑在背后，吊到半空，污言秽语的辱骂大法、辱骂李大师，逼问我还炼不炼了。全部的体重都由胳膊承受，剧烈的疼痛，等绳子放下来时，两只胳膊不能动，手腕被绳子勒下深深的血印，至今过去了十五年了，还有疤痕。

我们夫妻二人历尽甘肃省第一劳教所的非人折磨于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终于团聚。我和丈夫、孩子一家人准备看望我的父母和公公、婆婆，可是白银供电局的领导不同意我们自己坐火车去，强行要开车监视我们回家，被我们严厉拒绝后，派张维山和另外一人在火车上一路监视我们直至返回白银。

二零零三年七月，白银市人民路派出所的教导员、付富生和计量所的领导天天找我“谈话”，实质又要威逼送白银武川洗脑班，要挟我转化。我和丈夫被迫流离失所亡命天涯。

近四年流离失所的日子，一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我和丈夫有家不能回，孩子与父母不能见，父母有儿女不能被养老，有工作不能上班，有户口却只能隐姓埋名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

我们在建筑工地干过每天十七、八元工资的低廉苦力，卖过馒头，面条，摆过地摊，开过饭馆，四处流浪，生活的艰辛非一般人能承受。

二零零六年年底，我和丈夫辗转回到会宁县公婆家，每天在各个中学门口摆地摊，无论刮风下雨都推着三轮车去摆地摊，补贴家用。

公公、婆婆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乌黑的头发，在几个月内就变花白了，六十岁的人看起来像七十几岁的老人，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二零一二年在一百天内公公婆婆相继含冤离世！享年才六十三岁。

二零一二年六月份，白银人民路派出所、人民路街道社区、白银市政法委的，会宁县城关镇派出所的、会师镇社区的一行几人组团来到我家，以要求我们到白银办身份证为幌子，欺骗我们到武川洗脑班迫害，被我们识破后没有得逞。

同年九月份，又同是这几个单位组团来我家骚扰，早上八、九点钟来，中午吃饭时间就走，下午两点多又来，晚饭时间才走，一直在和我们“谈话”，目的还是要我们写东西所谓的转化，就这样每天耗在我家小卖部里一个多月。

我的父母原来也修炼法轮功，一九九九年七月镇压法轮功后，经历过中共的所有运动的父母因为恐惧放弃了修炼，身体每况愈下，加上我们这十六年的几次非法关押、劳教，他们身心憔悴，疾病缠身，母亲在二零零一年我们夫妻非法劳教时遭遇车祸，落下终身残疾，行动不便。父亲和母亲都有心脏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父亲还要照顾母亲，还要承受这十六年来整个国家机器对老百姓的所有精神和名誉的迫害，父亲未能看到我和丈夫的冤情得以昭雪，于二零一三年八月含冤离世。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白银市人民路派出所又撒谎说要完善身份证信息抽血化验血型，我咨询了好多老百姓，他们的身份证根本不要抽血化验。

江泽民发起的这场惨绝人寰的对法轮大法及大法修炼者的迫害持续了十六年，以上陈述只是我和我的家人遭受了种种迫害的一部分，其罪恶罄竹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