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下旬，王文强对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提出控告。以下是王文强自述被迫害的经历。

我叫王文强，一九五九年出生在龙口市下丁家镇老师夼村。我曾经入伍，因所在部队属陆军船运大队，我船担任海上捕捞任务，每年出海时间较长，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业，恶劣潮湿的海洋气候，特殊的工作环境使我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等多种疾病，虽然多次住院治疗，可是病情越来越重，很多关节变形。被所在部队评定为“二等乙级”残废军人带病回乡，一九八五年七月被黄县民政局安排在下丁家镇医院担任物质保管员。

幸遇大法身心受益

为治好我的病，我查阅了很多医学资料，都没有什么好办法，每当发病的时候就都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外加敷膏药。长期抗生素治疗，使身体免疫力下降。

一九九七年一月，我有幸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修炼后使我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遇到问题向内找，提高自己的心性，很快改掉了以前沾染的酗酒、抽烟的恶习，以前医学界都束手无策的顽疾类风湿、过敏性鼻炎等多种疾病不翼而飞。

一年多遭七次绑架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恶毒诽谤和攻击，迫害法轮功学员。我怀着一颗对政府信任，对社会负责的善心去北京向政府讲清真相，半路被绑架截回，送单位非法拘禁在下丁家接待站，妻子（也修炼）也被绑架到接待站，家里也被非法抄家，剩下两个孩子没人照顾，后来被亲戚收养。我被列为重点迫害对象。不让我和其他学员接触，每当什么敏感日，就把我绑架拘禁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下丁家镇武装部长王立辉当上了镇610头子，紧跟江氏迫害法轮功，称本乡镇为法轮功“重灾区”，谩骂大法师父，逼撕师父法像，逼交大法书籍资料，勒索钱财，一九九九年底逼我在法轮功和党员之间作出选择。当我选择法轮功后，他们即开始了各种更邪恶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我再次进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有一个表面和善的人，其实就是一个便衣，邀我一起去信访局，当我一上车他们就变了脸，绑架我到一家旅馆，登记后戴上手铐，塞到厕所里，在那里待了两个多小时，勒索我一百元，那时進京上访的学员特别多，当天我们乡镇就去了六名，我和当地一名学员被铐在一起二十多个小时，从北京一直回到单位。

回来后单位院长杜尧顺当众大骂并打我耳光，镇书记吕世林恶狠狠的说：我让你活不出来！镇政府私设公堂，直接把我们拘禁在政府四楼“铁笼”里（铁窗、铁门大小便在屋里）。而后绑架到下丁家医院四病房，两个人一张床，家人送饭，每天还要交十元钱床位费，非法关押了二十六天。我所在单位去北京截访，他们的车票、宿费、饭费、喝酒的钱都从我的工资中扣取，共勒索我二千多元。

铁笼子示意图

一九九九年新年前，腊月二十七日晚，我到一学员家，被人诬告，镇政工书记陈勇带人把我们几个绑架到镇政府，关進铁笼，屋里放一只马桶，也不通知家人，我家属在外面找了半宿吃尽了苦头。就这样我在镇政府过的年，直到正月初四家人找人疏通才被放回，并勒索六千元作抵押。

只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单位先调为收款员后被调为离家二十多里地的一个村诊所，改为药房取药。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二零零零年两会前，我正在上班，院长杜尧顺带镇政府人员莫名其妙地把我绑架到前夼村（大山深处的一个小村）秘密迫害。这次镇政府多人直接参与毒打法轮功学员，他们用警棍、电棍等。我被两名政府工作人员陈贞伟、孙玉亭长时间毒打，两根电棍同时电击，胶皮棍毒打全身，几次打倒在地，身上到处是伤、瘀血，后被独自拘禁在一间小屋里，没有灯，也没有床，一床薄被裹在身上直接在水泥地上睡了三十四天，每顿饭一块玉米饼，每天按照十元钱收费，上午上冻时让我们刨土修路，下午化冻时叫我们在屋里听他们训斥。在这里有的学员被打得脸肿的老高，下丁家医院的大夫都来抢救。这次被勒索去四百元钱。这些政府工作人员在江氏的高压下干着违法犯罪的恶事，对法轮功学员欠下了血债，这次被迫害的有十多位本镇学员。

二零零一年三月我又莫名其妙地被镇政府非法拘禁在下丁家镇敬老院。他们几次想拍录像迫害学员被我制止。下丁家镇长曹承绪（现为龙口市610，原在丰仪镇任职时，曾打死法轮功学员田翠香），把几个学员关在一个屋里，对一名老年学员指责谩骂，被我制止后，他记恨在心，伺机报复。当晚喝完酒后找了三个政府干部，对我殴打、体罚，让我蹲马步，他们几个站一圈就像电视里地痞打人的做法一样，凶残到了极点，就这样一年多的时间我被绑架了七次，多次遭毒打，勒索钱财，精神折磨。

后来龙口市办了610洗脑班，在下丁家镇，离我所在单位不到一里路，里面非法拘禁了很多大法学员，还有烟台芝罘区等外地送来的，不时的从里面传出学员被残酷迫害的消息。

刑讯逼供酷刑折磨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单位院长打电话让我到医院办公室去一趟。当我一進办公室，他就告诉我要送我去洗脑班，时间根据我的表现而定，我说我要上厕所，然后趁机逃走，哪知他们已经做了安排，会计室主任韩怀青抓住我的摩托车后座，我被重重的摔在地上，脸也被摔破了，我挣扎后跑到山上。以后得知摩托车被锁在医院家属宿舍，家人多次到院方去要都不给，后来被他们送人了，使我损失了六千五百元的摩托车。

为了绑架我，他们经常非法闯入我家，骚扰我的家属，常常半夜围住屋前屋后，手电乱照，两个上学的孩子吓得直哭，家属担惊受怕，我被迫离开家园，开始了两年半的流落他乡的生活。

酷刑演示：铐在椅子上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一日深夜，我在招远市被警察绑架，因提包里有学员被迫害的真相资料，很快就查明了我的身份，那时我才知道早已被他们非法通缉。我被连夜绑架到招远公安局，铐在暖气片上，折腾了一宿，第二天我被戴上铁镣带到一间密室绑在铁椅子上，两手腕分别锁在椅子的两个把手上，两脚被锁住椅子腿上，腰部被一条铁链子捆住，整个身体捆的死死的。开始对我刑讯逼供，酷刑折磨。当天下午从烟台芝罘区来了两个610头目，一个他们叫他陶处，一个姓于，指挥整个提审过程。招远610办案组人员用高压电电击我耳朵、面部、脖子等敏感部位，几次给我灌下摧残大脑的不明药物。当最后一次把一杯白开水灌下去后，朦胧昏迷中，听到他们在议论说：完了，废了，以后好了也不行了……当时我不明白什么意思，直到出狱后我的大脑记忆仍不能恢复，才知道他们在水里下了药。使大脑记忆严重受损，至今没有完全恢复，他们一连几天几夜不让睡觉，姓陶的处长多次用重拳长时间的毒打我头部，多次扒眼皮看死了没有。脖子以上全是黑紫色，双腿不能行走，意识不清，几次昏迷过去。当我醒来时已经在招远看守所了。

此时我生活不能自理，两个犯人来照顾我。我被绑架之时，我们的资料点也被非法侵入，非法搜查，将我的私人物品，手提电脑、打印机、刻录机、塑封机、手机等抢劫一空，身上的一千九百余元现金也被盗走。

在看守所呆了几天后把我绑架到招远610洗脑班，也是有一个同样的铁椅子迫害，对我進行精神折磨，几天后又把我绑架到烟台芝罘区610洗脑班（位于幸福法庭）。在那里他们用颠倒黑白正邪不分的胡言乱语逼我说假话，逼我写检查，轮番轰炸，全是些污蔑大法的鬼话，二十天后我被送回招远看守所。

在招远看守所，我受到非人的虐待。每天早上半个窝头，一块咸菜，中午晚上一个馒头，一勺没有油的菜，根本就吃不饱，天天强迫劳动——捻豆、扎花、缝布娃娃，他们为了多提奖金，基本上天天晚上逼迫干活到十二点以后。一天晚上因为我炼功，被杨姓副所长看到，绑在铁椅子上狠狠地踢了一顿，体罚一宿后第二天回到监室。我被非法拘禁在招远看守所里七个多月，家人多次会见都不让见面，违法不通知家人上诉，二零零四年三月在招远法院非法开庭，诬判我十一年徒刑。这样我又被绑架到济南山东省监狱继续迫害。

山东省监狱里的罪恶

在省监狱，在教导员李伟，队长陈岩的授意下，迫害学员的手段不断翻新，学员之间不能说话，二十四小时被人看着、监视，上厕所都得有人跟去，看你是真假排便，晚上睡觉不得蒙头，说怕死了以后不知道……他们对不同状态的学员進行分类隔离，采取不同的方式攻坚，经常遭到突然清号，搜身，稍有不慎就会遭到迫害：关禁闭、严管、隔离等很多都是隐藏起来的迫害，真是牢中牢、狱中狱。

二零零五年五月，我因和帮教组长（犹大）张乐金，拌了几句嘴，被严管二十天，在这二十天里，我被逼每天坐在一个很矮的小凳子上，按规定姿势坐好不准动，背监规，每天两杯水，每顿饭一个馒头，晚上逼洗冷水澡，十二点以后才能睡觉，有几次早上三点才让你躺一会。犯人赵红勇说，这是他的天下，他说怎样就得怎样。有一次刮胡子没有和他说，刚刮了一半，被他把刮胡刀抢去，硬是解除严管后，才刮的另一半。这件事发生一个月后，他自己因一点小事被监狱关了禁闭，得到现世报应。张乐金因多次迫害同修与邪恶为伍，遭到明显的恶报，内痔较深多次住警官医院吃尽苦，但仍和邪恶为伍，我多次提醒他不悟，直到我出狱前跟他讲，他才有点醒悟，知道说他们太坏了。

大约在二零零五年九月份，我在二组门口，对面正对着十五组（严管组），门半开着，一个犯人在用手抽打一位被严管的大法弟子庄世君（青岛人）。我大喊一声：罪犯不准打人，……把他吓一跳，从各组出来很多人，问怎么回事？我说这屋里正在打人。几天后，教导员李伟找我谈话，我把这件事跟他反映。他说要落实一下严肃处理，但不了了之。之后我就离开了十一监区，被下到五监区。

二零零五年迫害升级，监狱搞扩建，扒旧楼盖新楼。各地法轮功学员被送来的非常多，因我们几个一直不配合他们，也没有达到他们所谓的转化要求，有十几个同修被分到各监区，我和王新忠被分到五监区，清扫卫生。当时这个队有二十名大法弟子被四十名包夹监视。他们为了讨好警官，为了减刑，经常给我们制造事端，一不小心，就可能遭到迫害，法轮功学员之间不能说话，每月写思想汇报，我又被两次严管。

二零零六年春天，监狱搞污蔑法轮功图片展，大院一侧挂满诽谤师父污蔑法轮功的宣传板，让我们都去观看，我被遭到突然清号，搜身，在没有发现违规的情况下，把我和王新忠、田得军分别严管三周时间，犯人黄刚、徐化发逼我脱下裤子猛打二十鞋底。后召开有关法轮功学员会议，人人表态，对我们進行批判，教导员李亭，队长朱明升，说是让我们长记性，守规矩，不能给他们添乱。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我出狱回家，下丁家镇政府来车接我，医院也来人了，当地派出所又非法取我的指纹、笔迹，照相、手机监听，暗中监视，我到单位要求上班，单位院长说我早被单位开除工籍，我也说了不算。所有单位拖欠工资、福利待遇都没有了，单位职工的集资款四千元给我压了十六年才要回。

修炼大法全家受益遭受迫害亲人离世

我的父亲王允孚，一九二一年出生，为人一生正直、仁义，忠厚老实，文革时挨批斗，一九九七年喜得大法，并能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愿意帮助别人，逐渐放下以前的恩恩怨怨，提高自己的心性，改变人生观，认真学法炼功，在很短的时间里腰腿痛全好了，拐也扔了，药也不吃了，而且满头的白发出现了大片的黑发，身体出现了向年轻人方向转化，这都是大法给他带来的好处。

我的母亲隋淑莲，一九一九年出生，是一位小脚妇女，从小就相信神佛的存在，行善敬佛，拉扯我们兄弟姐姐六人一生吃了无数的苦，一九九七年有缘得到大法的救度。她第一次见到师尊的法像时，就喊出：这是真正的师父来救我们。

那时我家是个炼功点，他俩都每天晚上早早来，听大伙读书，听、看老师讲法录音、录像炼功等，母亲没有读过书，但她整天捧着《转法轮》看，不识的字就问，我家学法的人多都支持她，师父也帮助她打开她的思想，使她在不长时间就能够通读《转法轮》，身体非常健康，两位老人在大法中修炼升华，全家老少皆和睦相处。老人生活的轻松愉快。

妻子邢淑恒，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大法，义务承担村里的辅导员，管理家中七亩多地的果树，其中大樱桃六亩，在一九九一年引进烟台大樱桃优良品种，发展优质苗木，并购买七十余本烟台大樱桃管理教材，赠送果农，使大樱桃在当地迅速发展，至今乡亲还在受益。一九九八年下丁家镇政府把‘科技种田示范田’的大牌插在我家的大樱桃园里，成为种地能手，并引来了辽宁、大连、烟台等外地客商，繁荣了市场，同时个人也得到很好的收益。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氏的镇压法轮功给我们带来了灾难，父亲因文革时被整怕了，一生正义，要强的心理被电视造谣抹黑等社会压力以及对我的担心，数次被绑架迫害，于二零零一年十月以病态去世。母亲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为证实大法以八十岁高龄，走到北京，后来在二零零七年我在山东省监狱遭迫害期间以病态离世。

一九九九年以后，由于我被多次绑架、流离失所直到冤狱，妻子在家管理六亩多的果树，还照顾两个上学的孩子，还经常遭到镇政府及恶人的骚扰，受歧视遭白眼承受着多方面的压力。

江氏对大法的迫害，毒害了多少世人，使他们处于被销毁的边缘。从市、乡、镇及单位，他们都承受着来自高层的压力，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好人，为了职务，为了饭碗，为了自得，昧着良心犯罪，今天也面临正义的审判，在这里我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写出来，是想叫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了解这场迫害的邪恶，在人类历史的最后时期看到大法的美好，有一个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