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十四岁的黄利平女士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她曾经为自己的信仰到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她因到炼功点晨炼，被劫持到洗脑班非法监禁一百天。

以下是黄利平医生在诉状中的陈述：

到北京上访无罪

我想告诉政府，法轮功是一个修炼团体，按照宇宙大法“真、善、忍”修炼，是一群善良的人群，我们都是好人啊！

到北京信访办门口，我的心声尚未表达出来，却出来一群警察，开着几辆白色的警车，将我们十多位大法弟子（学员）非法地抓捕到车内，辗转到“某某监狱”大门，警察登记单位，有个便衣警察询问我姓名、地址，我未搭理他，顿时他气势汹汹，抓着我的头发推到墙角，并将我的后脑猛击墙角数次，我头麻木了，吓得心惊胆颤，从未见过这种场面的我，原来监狱如此可怕。接着转入监狱牢房，未进去之前还要非法搜查身体，将衣服全部脱光，并将我的大法书，人民币、衣服全部搜走，监禁十五天，又将我抓捕到武汉，监禁在我医院传染病房里（地下室），并派警察、医务人员二十四小时监控。逼迫我写“不上访”保证书，保证“不炼法轮功”。我绝不会写此话，也不会说此言。因为法轮功使我身心受益，给予我全新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我是中西结合的主任医生、教授，长期从事中西医妇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特别对治疗“不孕不育”有较深的造诣。多年接待全国各地及外籍华侨患者上千余人。由于疗效显著，经常收到病人表扬信、感谢信、锦旗、匾。多家省、市广播电台、电视台都对此进行过报道。

由于病人越来越多，长期延长看病时间，中午不休息，加之多年的伏案工作，我患上了多种疾病，如头痛、白内障、鼻窦炎、膀胱炎、关节炎，最严重的是颈椎病，拍片结论是颈椎反弓，最后发展为“肩颈综合症”，以至肩、颈、背、手等疼痛难忍，长期服“去痛片”，最后导致手不能提笔写字，也无法进行妇科病检查。我使用了中、西医各种治疗方法都未见成效，万般无奈，医院只好派医生、护士协助我写病历，抄处方达七年之久。但我全身疼痛仍未解决，怎么办？喜从天降，我的病友到门诊来找我，并说她在炼法轮功，其疗效神奇，那我也去炼功，决不食言。

我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开始进入修炼。仅三个月时间，我老花眼能看报纸、穿花针，紧接着全身疼痛消失了，真神奇！更使我欣慰的是法轮功不仅教人炼功拥有健康的身体，他的法理更要求大法学员按照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善、忍”修炼，“修得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有益于社会的好人。

修炼后，我的人生观发生了突变。

修炼前：我追求名、利。为了名，经常写论文到深夜，投稿到国家级不同医学杂志。为了名，将病人送的锦旗、匾，挂满诊断室四面墙上，还将不孕症病人治愈后出生的孩子相片挂满了两大板，显示自己的能力。

修炼后：我将所有的锦旗、匾取下来，以免伤害其他医生（因为病人都找我就医，其他医生就坐冷板凳）。

修炼前：病人送我吃的、穿的、用的、戴的都有，农村病人送土特产。如新疆寄来的好葡萄干（已生男孩）、山东寄来大枣，并要我为孩子取名，河南挑一担鸡蛋，我都收下了。

修炼后：我拒绝接受病人的一切礼物，实在推托不了的，送到幼婴堂和科室医务人员，有时送礼物还给病人。

修炼前有位病人跪地两次求我收下的手镯子，并说：“您是我再生母亲，不然我的家庭会破裂。”修炼大法后，这个贵重礼品，我想怎么物归原主呢？心想事成，她带着女儿来就诊，我将手镯子快速取来归还于她。

近几年，我没挂牌行医，都是病友相传。我更热情地接待每个有缘之人，帮他们认真诊断，仔细开方，不开贵重药方，我也不要挂号费。

炼功强身无罪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三日，我到炼功点晨炼时，突然来了几个便衣警察，开着两辆中式面包车将我们炼功学员全部抓捕到派出所，然后辗转到看守所。第二天开始做劳工，每日从早到晚坐在一个矮小的凳子上做电池，累得腰酸背痛，十五天后又将我们非法拘禁到红霞“洗脑班基地”，这个基地监禁五十多位大法学员，进行全方位的监禁。学员不允许出房门、不允许炼功、不允许相互说话，按规定时间就寝，执法者常将我们集中起来看江泽民指示的媒体制作的诋毁大法的造假宣传，其目的是迫使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学员放弃修炼。新闻媒体洗脑达不到目的，于是进行“人海战役”。执法人员交替的与大法学员进行“交谈”，逼迫学员写“保证书”，写了就可以回家。不写保证书，另做处理。

生活上：“洗脑班”的大法学员如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自然灾害”一般，每日早餐供给二个约三～四寸大小的馒头、一碗清稀饭、一点咸菜，中、晚餐，每人一碗饭、一盘有盐无油的黄瓜条、一碗无内容物的“汤水”、洗脸水是带有红丝虫的脏水。“610”还收二千元生活费。

我被监禁了一百多天，在这最后的时刻，将我一人监禁在单独房间，并派遣人轮流谈话：“写不炼法轮功”就可以回家，我坚持自己的信念，绝不写一字。后来妇女主任说：“不写算了，口头表个态”。我还是不松口。

江泽民无理智地对广受欢迎的法轮功的攻击与诬蔑，与人类对崇高道德原则的追求为敌。诽谤大法，摧残善良，天理不容、必遭天谴。

信仰合法无罪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利用中共媒体精心策划、导演了一场栽赃陷害法轮功“天安门事件”，因此一股妖风刮遍中国大地，如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强迫人人看“自焚骗局”“人人表态”“人人要揭批”，在这邪恶的形势下，院党委召开支部会，首先要我“检讨”，然后党员进行批判。进入中共组织十年有余，每年大检讨、小检讨是常事。现在我不同往常，我在做好人，没有什么可以检讨的。

从此以后，医院党委下达指示，每次我坐专家门诊时，就派科室党员轮流地非法地跟踪监视我的言行，是否发真相资料，是否对病人宣传法轮功。有时派出所便衣警察来询问，非法搜查我的抽屉、柜子，有时召集病人开会，要病人举报我，接着党办主任找我谈话：“党员不能迷信，你是要党、还是要法轮功？否则就除名。”我表态：“我没做错，我要炼法轮功，大法好！”同时降我一级工资。

又一次抓捕我：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六日，我在专家门诊坐诊时，下午四点钟，来了几个穿着黑色棉衣的彪形大汉，并从我门诊路过进入候诊大厅，坐下后谈笑风生，我心中纳闷，现在接近下班时间，怎么来些男人呢？我看来者不善，此时还有七～八个病人坐在我旁边，我是快走呢？还是不走呢？我是修炼大法的，患者看病等了一天，我不能为自己弃她们而走，我决定把她们看完。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正念、正行地看完了病人，留一病人跟我同走出房间，我穿着白大褂衣服，手拿着杯子跟病人边走边说话，到侧门赶忙下楼梯，到一楼借了乘车钱，在师父的呵护下，顺利返回家中。

他们在医院到处找我，以为我到病房去查房了，有的说：“走漏了消息……”。

此后一段时间，我一直东躲西藏，躲避便衣的跟踪尾随，家人也担惊受怕，家庭的正常生活被严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