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六十一岁的邹积超于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书》，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他遭受严重迫害。 以下是邹积超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事实：

修炼大法身心受益

一九七六年，我两腿患顽固性的风湿，几乎跑遍所有的医院，都不见效果。一九八九年，我患病毒性心肌炎，心律不齐，严重时每分钟偷停五、六次。曾在哈医大、黑龙江省中西结合医院多次就诊，在农垦局住院数月未果，苦不堪言。

一九九六年，患癌症的二哥因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显著，而将法轮功介绍给我。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数年治而不愈的风湿全好了；大约一年时间，我心脏的早搏、房颤不见了，深长呼吸心区不疼了，劳累后那种心力衰竭的痛苦再也没出现过。现代医学“心肌细胞一经损伤无法修复”的结论被打破了，我的病毒性心肌炎不翼而飞了。我感觉年轻了十几岁。

修大法后，我真切感受到自己的容量在加大，鼠肚鸡肠的事不再计较，动辄发火和急躁的性格逐渐变得平和了。工作中更加踏实勤奋，注重关心他人，淡泊名利。同时精神道德的升华使之与他人相处中，更加宽容、忍让、真诚、善良；身边的同事，亲朋好友，都夸我修大法变了个人。

三次遭绑架、关押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了全面迫害法轮功。我先后三次遭绑架，被两次非法行政拘留和遭非法劳教一年。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凌晨，法轮功哈尔滨辅导总站几个负责人同时被市公安局拘禁超二十四小时未放人。二十二日清晨，我们陆续来到省政府信访局，其实当时法轮功学员非常注意仪表的整洁，整齐地站在省政府人行道的两侧，大道畅通无阻，人行道也留出了足够的行走空间。（完全可以调出监控录像作证）这就是后来被媒体歪曲报道为“六千人围攻省政府”事件的由来。其实后来局面的混乱是由于公安交警封闭了交通，调来了大批荷枪实弹的武警抓人，打人造成的。我亲眼看到武警战士野蛮的往车上抓人，连拖带拽，不顺从的就被拳打脚踢。我被定位为组织者，成了重点中的重点。不分昼夜的被提审，被关押在南岗拘留所十七天，遭受到刑事犯的搜身、罚蹲、码坐、冷水浇身等折磨。

一九九九年十月底，我和一位同修一起去了北京，在一位共同熟悉的朋友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晚我就转车去了大连亲属家，第四天返回家。大约二十多天后，留在北京的那位同修在天安门被抓，问询中说出了我，于是我单位与南岗公安分局勾结，将我劫持到哈尔滨南岗拘留所非法拘留近两个月，期间我遭受刑事犯的虐待，搜身、打骂、码坐、罚蹲、不让上厕所等。被非法关押四十多天的时候，结肠炎犯了，便血，肚子绞痛，人极度消瘦，不时出现晕厥。亲属要求放人，学院党委书记曹景春，副书记孟昭义与哈市南岗分局副局长魏本禄串通一气，坚决要求办案人刘刊押着不放。最后在家人及亲属的强烈要求下，分局看人也真的不行了，才同意家人与亲属写出联保书，交足了三万两千元押金，才解除刑拘，改由单位看管。单位派了两个人看着我，打算检查不出毛病就再接着押。最后经省医院检查，结肠部位长了两个赘生物为恶性。单位对我的迫害才告一段落。

二零零零年六月六日，我上街购物，发现省博物馆在搞诬蔑法轮功的图片展，我走了进去，认认真真地看了一个小时，尾声处设有多个留言簿，而且每个女服务员都手拿着留言簿不停地喊着“留言，留言！”我接过留言簿翻了几篇，看说好、说坏两种意见都有。顺手写下了：“善良的人们啊，现代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太多了，不能动不动就说是迷信，以我修炼法轮功为例，多种疾病不翼而飞，证明法轮大法是超常的科学！”由此，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后来知道，那是公安设的一个局，许多工作人员都是女警察装扮的。非法劳教满一年后，劳教所不放人，以不“转化”为由，无限期延长刑期，后来，法轮功学员八十多人绝食抗议，才取消了加刑期。在一年两个月的劳教期间，我受到了：每天逼迫进行长达十三四个小时的织手套、袜子等强制性劳动；受到了剃光头在零下三十多度冷冻；野蛮灌食；浇冷水澡；关小号；严管班，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强制“转化”等非人的折磨。直接迫害的责任人是长林子劳教所副所长石昌敬。

劳教所里的迫害

酷刑示意图：摧残性灌食

野蛮灌食：二零零一年七月，长林子劳教所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抗议非法加刑、超期关押和非法虐待。绝食人数多达八十多人，第五天开始灌食，灌食现场象屠宰场一样，工作人员都是临时从机关抽的，在几个医生护士的指导下分两组进行。灌的是盐水、玉米糊、加一点奶。每组两个一米直径的大盆，一个装着要喂入的糊糊；另一个装满了清水涮管子用；当管子从鼻孔插入后，站在凳子上的人就两缸子灌入，插管子的人，就快速的拔出管子，握在手里，在清水盆里一涮，接着就给第二个人插。我看到管子带出的胃粘液在大盆上漂了厚厚的一层，令人呕吐不止。不少人鼻饲时出血，见这阵势有的当场就晕了过去。我鼻腔小时受过伤，鼻饲时总出血，每次都是旧伤未愈，新伤再起！每一回的插管都是极难忍受的痛苦。管子拔的快了，就像直接拽食道管一样。若干年中时不时就有疼痛感。法轮功学员孔小海就是在一次灌食过多，拔管时呛死的。

剃光头冷冻：长林子劳教所副所长石昌敬，二零零一年1月的一天，零下30多度，把我与另七名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剃光头发，不准戴手套，在操场上搞队列训练两、三个多小时。结果手冻肿，耳朵冻伤，脑袋冻的几天都麻木，胀痛。

蹲小号：二零零一年新年前十天，我被石昌敬押了整整十天小号。小号是一个四面是冰霜的冷屋子，水散在地上，一会就冻成冰，估计气温应在零下十多度。屋子里放置了十个用大手指头粗的钢筋焊成的铁笼子。就跟关动物一样。站起来不够高，躺下不够长，只能蜷着、坐着。没有被子，只有一条到处是窟窿眼的褥子。狱警有时还让开着窗户冻，我是里边穿着毛衣毛裤，外边穿着棉衣棉裤，还冻得直流清鼻涕。我亲眼看到许多同修是只准穿线衣线裤，有的扒的只剩背心裤衩用铐子铐在铁管子上。用这种小号的虐待方法“转化”大法弟子。

严管班、强劳班：我常年安排在三大队干活，外称强劳班。每天逼迫进行长达十三四个小时的织手套、袜子等强制性劳动，完不成任务就下班后用自己的休息时间补。常常是白天的活完不成，晚上别人睡觉了，补活干到晚上十多点，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由于不“转化”，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不让家人接见，不让家里送一分钱的东西，封闭了一切信息。就连我身体长期被迫害，导致原有的结肠毛病又犯了，拉脓血便身体出现垂危的时候，好心的狱警告诉家人信息，家人来看时，管理科长吴继宁，副所长石昌敬说：“不‘转化’的绝对不能让看！”要看就让家人骂大法或在他们印好的诽谤大法和大法师父的材料上签字。家人也是大法的受益者，只好流着泪回去。

二零零一年三月至五月间，我两次被调到严管班严管，严管班一期半个月，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选那些身强力壮的，对法轮功学员恶、狠、恨的常人刑事犯当包夹值夜班。每两个包夹看一个人，专看着不让睡觉，一睡觉就遭拳击，一闭眼就被弹眼睛；白天除三顿饭外，全天不让坐，每天被逼迫站军姿，按石昌敬的要求背所谓的：《监规》、《条例》《老三篇》；背不下来就被罚蹲，蹲的姿势不对或摔倒的，就遭木板条抽打，常人刑事犯为了减刑，挖空心思的搞迫害。打人下狠手。一周下来，没有腿不肿的。一期严管班下来，身心超级限的疲惫，头脑得好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回来，身上真是剥下了几层皮。我这十几年里，长期失眠，有时整宿不睡，与那时的迫害有着直接的关系！

遭经济迫害

二零零一年八月 ，我结束一年零三个月的劳教冤狱。十月，我到学院要求工作。副书记孟昭义说：“不‘转化’就别想工作，劳教‘转化’不了，就再换个地方，我就不信共产党收拾不了你！”

大约在二零零一年底至二零零二年初，农垦总局公安局对我发了通缉令。随之，哈市我岳父家，大连、密山、虎林的三个哥哥家的电话都被监听。

此后，大约二零零三年底，我给学院领导写了一封长信，其中再度要求工作，无果。二零零五年我直接找到时任学院院长的曹景春与邪党书记于济健，要求工作。于济健不仅不同意安排工作，还想把我扣下，再度交给公安部门迫害。我的工作权利就这样被他们以不放弃法轮功修炼为由，一次次的剥夺了，那时我才四十五岁，就再也没能回单位工作。

二零零六年春，我要接任一家家具厂副厂长的工作，有人向警方泄密，就在我上任的第一天，两辆警车，七、八名警察呼啸而来，我侥幸走脱了。

此外，我最要好的朋友是做生意的，要聘用我；大连一家外企老总看中我，要我给他当助手，等等许多工作机会，都因非法“通缉”怕连累他人而不得不谢绝了。

就是因为我不放弃“真、善、忍”的修炼，无端遭受一年零三个月的非法劳教后，不仅不给工作，还非法通缉，搞的我有亲不能投，有活不能干。十六年来，只能靠亲友的接济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二零一四年底，我满六十岁，提出办理退休，现任党委书记兼院长的于济健因为我不放弃大法真、善、忍的修炼，至今不给办理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