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陈明显在《刑事控告书》叙述的事实：

修大法　成为道德品格高尚的人

我于一九九六年春开始修炼法轮功。由于我和老伴得法后受益大，身体变化明显，到我家学法炼功的人越来越多，我用近千元购买了录放机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那时我经济并不宽裕，千元对我来说就是大数字了，同时配置了录音机，为大家播放师父的讲法录音，人多时室内装不下，室外都是人，学法炼功中有啥不明白或遇到啥事的解不开都会和我说出来，我根据对法理的理解和认识耐心的给解释开，大家都心情舒畅，沐浴在大法的救度之中。

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求名不求利。那时我任中心校任第一副校长，主管全镇学校后勤工作；因我的工作业绩得到县教育局认可，一九九七年，县教育局为嘉奖我，给中心校后勤一名先进名额。校内一名年轻的教导主任找到我，欲言又止，说话吞吞吐吐，很不好意思的跟我商量能不能把先进名额让给他，会对他以后晋升有帮助，我就把先进名额让给了他。

一九九八年，县教育局调整各乡镇学校领导班子，中心校三名副校长只留一名，我是第一副校长，业绩突出，学校上下人员都和我亲近，另两名是年轻副校长，论业绩，论成绩和人缘和我没法比，所以他俩思想负担很重，我因为修炼法轮功，按法轮功的法理要求，做事得为别人着想，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所以我主动提出退出竞争，震惊了会场的领导和教职员工，镇领导在吃惊的同时在大会上赞扬我高风亮节，为领导分忧。

学校每年都要搞绿化、美化学校环境，办公室、教室前要栽花，我自家培育的花苗无偿拿到学校栽培，到各村小学检查工作或来中心校办事的人我会告诉他们，我和老伴炼法轮功的受益事情，希望他们看一看《转法轮》从中受益。

随着学法炼功的深入，按《转法轮》书中法理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损人利己占便宜、捡便宜，求名求利的事根本没有了，购物时、时常会遇到多找给我钱的事，发现了及时返还，从不占为己有，走在大街公路上，时常也会看到别人丢失的零钱物品等，我都按书中“不失不得”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不去捡，真能做到路不拾遗！可以推想：如果人人都炼法轮功，人人都按法轮功的要求为别人着想，不自私，不占便宜，社会会变成啥样？国家真会出现太平盛世、长治久安的！

得法前我虽然没有发现严重病症，但五十多岁的我、身体已向老年转变，眼睛不戴花镜看书写字不行了，还高血压、已经出现偏瘫的前兆，睡觉时会出现右胳膊和手有麻木感，以为是身子压的，右手不能提重物，胳膊伸不直，勉强能洗脸，脖子都洗不到，这还不算事，给我带来更大痛苦的是痔疮，每日要排便，排便就痛苦，总有排不完的感觉，又排不出，耽误很多时间，当然作为人其他疾病也时有发生，只能求助医治。

在我看第一遍《转法轮》时，还没看到一半，看时间长了出去转转，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桌子上就出去了，回来之后摸起书就看上了，看了一会，忽然发现自己没戴眼镜，但看的还很清楚，这在以前不戴老花镜是看不了书的，从此摘掉了戴了几年的老花镜，按当今的医疗水平是无法治好老花眼的，只能佩戴花镜维持精神生活，当时就想：这本书不一般，太神奇了，就继续看下去，看完一遍看第二遍，孩子上学走了，我把书留下让老伴看了。

得法至今二十年来，我与老伴和医院、医生彻底告别了，孩子们不在身边，也从来不担心我们的身体状况，打电话从来不问身体，只担心被迫害，如今我七十多岁了，红光满面，健步如飞。

我以前脾气不好，对家人严肃，说话总是命令式的，修炼后我改了很多，按“真善忍”的准则对待晚辈。举个具体例子：一次我老伴过生日，儿子给母亲买了生日蛋糕庆祝，为这儿媳与儿子吵了起来。其实并非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们只说儿子，告诉他我们修炼人不讲究这些。如果不炼功我绝不会这样心平气和的。

有多少人因修炼了法轮功，由原来的夫妻反目，婆媳、兄弟纷争，到变得家庭和睦、幸福！可是迫害十六年来，又有多少个幸福之家被迫害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悲剧连连啊！

遭迫害　被劳教、判刑、酷刑折磨

江泽民利用邪党对法轮功发动迫害后，我这个受到领导和教职员工的肯定的教育工作者，只因坚持“真善忍”信仰，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洗脑、截断工资等多重迫害；十六年来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二零零零年末的一天下午，太平镇派出所所长李国海、警察李东石等人闯到我家，将我抓捕关押在梨树拘留所，完全不顾我那个上小学一年级的外孙子独自在家。在拘留所我绝食抗议，期间李国海还去了两次所谓提审；我的内弟李永堂去拘留所看望我，被拘留所索要一百二十元行李费。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梨树县办洗脑班，梨树县太平镇派出所所长李国海，警察李凌宣等人闯到我家，强行将我和老伴推推搡搡拽上警车，拉到梨树县农业局招待所的洗脑班，关押迫害二十多天。

二零零一年八月上旬的一天，太平派出所长李国海带警察李凌宣等闯到我家，把我劫持到县公安局法制科，一女警察一边记录一边问我炼不炼了，法轮功好不好等问题，我堂堂正正的回答，没想到这是在整迫害我的材料。八月十四日下午，太平镇派出所长李国海带警察把我直接劫持到四平劳教所。

九月三十日，我被转到辽源市劳教所，初到时几十人挤在一个大铺上，颠倒侧身睡，翻身都困难，有犯人头监管，逼背所规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不背。几天后分到各大队，白天训练跑步，不多日劳教所成立专门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队，要下车间劳动，我没下车间。

铁笼子示意图

十一月份的一天，大法弟子张介山、孟祥奇在出工途中逃走未成，被抓回酷刑折磨，后关押在站不起来、躺不下的笼子里迫害，晚上狱警要大家表态，我说他们不是犯人，不应该在这里呆着，有机会我也会这样做。过了两天，我被叫到狱警室中，教导员和一个王姓的小个子狱警不由分说、上来就打，往我的头部面部、还有胸部用拳头猛击，我被打得面目皆非，打完还把我关进严管队，我头、面部、口、唇肿胀、进不了食，只能喝稀食！消肿后发现四颗下门牙严重松动，进食不敢碰。

十二月二十三日，我们法轮功学员被集体转移到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元旦前一天，我绝食反迫害遭暴力灌食后送入小号迫害。

在入所队我坚持不穿囚服，他们在走廊用大黑板通报我：不穿囚服一天，加刑期一天，我不以为然，过了两天把我转到六大队，不久劳教所对我绝食开批斗大会。副所长念材料述及强加给我的所谓“罪过”时，我高喊：“我反对，不真实。”包夹立即把我嘴捂住，直到结束。

二零零二年，长春有线电视真相插播后，劳教所实行强行“转化”，酷刑折磨，一个一个法轮功学员的被折磨的惨叫，白山市大法弟子徐永平、张全福，还有农安的郑福祥、四平市的李晓东都被迫害致死。

大约九月份的晚上，狱警王涛领着犯人头儿，把我带到狱警室，没说几句话就开始对我劈头盖脸的打，用农村打老牛用的三角带做的鞭子，左右开弓轮番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倒在地上昏死过去。等我苏醒过来，看室内无人，就我自己趴在地上。犯人头看我醒过来告诉狱警，王涛又开始用三角带鞭子往头上抽我，抽打头盖骨劈啪作响，打累了把我带回监舍坐小方凳，王涛歇好了，又拿起一个塑料凳就往我头顶猛砸，塑料凳砸个粉碎，我头顶被砸出一个大口子，鲜血奔流染透内衣，几个犯人立即把我拖到水房冲洗，我一下就昏倒在地，几个犯人把我扶住架回监舍，把我的血衣扒掉，换上他们找来的内衣。第二天早晨，我看见地上有塑料凳碎片，就拣了一小块放起来，被包夹看见，王涛得知又对我一顿拳打脚踢。我要求要见所长，大队长总是推托不让见，他们假装不知道，其实都是共谋。

酷刑演示：凳子砸头

我于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狱，被超期关押一百五十五天。

回家后，梨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太平镇政府、派出所经常干扰我的正常生活。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四日下午，梨树县公安局副局长孙景福带领“610”国保大队、太平镇政府、派出所等十多人闯到我家非法搜查，把我强行劫持到镇派出所，锁在四脚都固定的铁椅子上，追问资料来源，三天三夜轮番审讯不让我睡觉。六月十八日晚，“610”主任李长富、政保科长周彦文带两名便衣打手对我进行刑讯逼供，我被固定的铁椅子上锁着动不了，两个打手用拳头猛击我的头部、背部，一打手用一根木方子用力向我背部猛击，我被击昏。几天后把我劫持到看守所。

八月下旬开始，法院对我秘密非法庭审，没有通知家属，都是“610”、国保、公安内部人员出庭。到九月中旬，我被戴上手铐脚镣押劫持到吉林监狱。二零零五年三月末又被转到长春铁北监狱十六监区，两个月后关押到老残监区。二零零六年三月末，我被转押到公主岭监狱。

中共酷刑示意图：死人床

四月中旬的一天，我被七监区关入小号，固定在“死人床”，就是把手脚锁在一个硬木板铺上不能动，脚脖子、手腕被铁链子勒进很深见骨头，整整十二个昼夜，吃饭是看管我的犯人喂，臀部褥疮面积很大，放出后我行走困难，右手不能握东西了。后来还有三次给我被关入小号、绑在“死人床”上迫害十二昼夜。在寒冷的冬天，把我单独关入地下没有暖气的房间，只给我一床又脏又破的薄薄的被子，监管的犯人盖的厚厚的被子还说冷。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我结束冤狱。结果第二天，万发镇派出所长王长和等人就到我家骚扰。

二零零九年，四平办洗脑班，万发镇副书记，派出所长王长和到我家让我上洗脑班，我不去。二零一零年五月中旬，四平又办洗脑班，一天中午，万发镇派出所长吴柏青，警察李凌宣，镇政府戴副镇长，司法所、村书记七、八个人，闯到我家，非法搜查，翻出了周刊及小册子等，把我墙上挂着的外衣口袋中的两百元拿走，把我强行押入警车劫持到洗脑班，一直关押到端午节。

我的工资从二零零四年十月开始被截断。从二零一一年起，我和老伴被迫投亲靠友，过上了有家不能回的流离失所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