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现年三十二岁的杨眉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的事实：

一九九七年，母亲和姐姐走入法轮功修炼。母亲修炼法轮功后多年顽疾不翼而飞。母亲认为法轮功讲述的“真、善、忍”是最好的教孩子的道理，于是一九九八年带着我走入法轮功修炼，那一年我十三岁，早晚跟着母亲读法轮功书、炼功。我觉得法轮功很好，教人做一个真诚和为他人着想的人。

二零零零年六月底，我十五岁，读县一中高二年级，母亲要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当时我想做人就应该堂堂正正，做一个正直的人，语文课本上那些古代的君子和被千古传颂的贤人不也是这样做的么，我知道电视上说的是假话，就应该把这件事说出来，维护正义。我们母女三人和其他几位同修一起进北京上访。就是想以了解事实的当事人身份告诉政府他们搞错了，法轮功不是邪教。

六月三十日，在北京地铁西端第一个站口附近，有人问母亲：“你们干啥？”母亲说：“找信访局在哪？”“法轮功吗？”母亲说“是”。“跟我走吧，”结果那人把我们带到宣武区派出所。一警察问我姓名，我没有报真实的姓名，不想让家人和学校受到牵连。晚上把我们送到宣武区看守所。第二天早晨我被河南地区的一位警察单独问话，让我说出同行几位长者的姓名和事情的经过，并哄我说随便问问，不用担心，当时我年纪小但是也能想到，应该保护大家，不能乱说话。

七月二日晚上，我们被接到新乡驻京办事处，公安局副局长李儒录及大家每个人所在单位的代表，已经在那里等着。三日早上我们被押到延津关进看守所。四日我们又被叫出来，拉到田间路上录像（后在本地电视台播放）。在外录完又拉回看守所。然后把我们都捆绑起来，象对待犯人一样，强迫跪地上。寇守业在那宣布我们是犯罪嫌疑人，扰乱社会治安。母亲被关押约一百天，姐姐和我被关押各一个月。我和母亲、姐姐在延津看守所待了没多久，就被单独送到了邻县原阳县看守所。

记得在延津看守所时，我经常因为年纪小被作为“突破口”，半夜睡得迷迷糊糊被叫去单独问话，问整个进京上访的过程和细节，希望从我口中供出大家，不回答就不让回去睡觉，但是最后他们也未得逞。还有一次，看守所一女警叫我去单独谈话，让我承认自己做了错事，我思来想去，说实话不是错事，为正确的事情鸣不平更不能说是错事，我说我没有错。她问我如果一中（县里最好的高中）把你开除了，你怎么想，我说如果我因为坚持做一个正直的人被开除了，那是他们的损失。后来我关到原阳看守所，母亲和姐姐都不在我身边，我在里面过了十六岁生日。中间也被问话。

从看守所出来后，姐姐被县医院开除。我则被县一中开除学籍，当时的校长是郑纯旺。暑假开学该读高三了，我迟迟待在老家不能上学。父亲托了关系找了人，最后让我回原来的班里读书，但是还是没有学籍，等于失学状态。在学校里老师安排班长在敏感日看着我，平时也会受到一些人的奇特目光。这都让我心理遭受着打击。

同年底，母亲第二次被绑架，关押在新乡市看守所。母亲遭受酷刑，奄奄一息，于二零零一年一月八日出看守所。回家后，我母亲在家又被监视居住一个月。

整个高三一年，我没有办法像别的同学一样专心读书，被警察问话、承受母亲奄奄一息的痛苦，看着姐姐被开除，还有爸爸恐惧不安的脸。同年姥姥去世，我们母女三人被非法拘禁使老人无法承受。高考前夕，我没资格参加模拟考试，考前发准考证，也没有我的，当时我想我努力学习了一年，几乎次次光荣榜上有名，最后连考试都不让我参加么？感到深深的绝望和痛苦。后来在爸爸和班主任帮助下，我在延津第四职高报考，于九月份被西北大学录取，后考取东北大学研究生。

而母亲在我大二时再次被绑架。

作为一名修炼者，我本人遭受了未成年被非法关押、开除学籍、取消高考资格等迫害。并在之后的十几年里忍气吞声，像犯人一样抬不起头，不被人理解，遭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

作为修炼人的家属，我亲历了母亲三次被非法拘留，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姐姐由于在看守所被强迫劳动，差点死在狱中，姥姥在没有女儿的陪伴下到了弥留之际，连葬礼都有警察看守，父亲承受着妻儿被关押，岳母滴水不进，孩子被开除学籍和职务，并遭受亲朋邻居的指指点点。这些都让一个本该快乐成长的青春期的孩子心理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这一切皆因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造成，本人提请最高级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起公诉，匡扶正义，为民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