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一九九四年末，一九九七年三月，我还不到三岁就跟妈妈一起走入了大法修炼。从小妈妈就教我按师父要求的“真善忍”做人，所以从小我就严格要求自己，与小朋友和同学都能处好关系，不争不斗，是大家公认的好孩子。在修炼以前，我经常感冒发烧，打针吃药是常事；修炼大法十八年来，我身体健康，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这身心的愉悦都是大法赋予我的。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早晨，妈妈带我（四岁多）去公园炼功。派出所的一帮警察来到公园，强行夺走播放机，并驱赶炼功的法轮功学员，妈妈与周围民众讲真相，被警察抓到派出所，一同被抓走的还有几名法轮功学员，幼小的我与妈妈一起被强行带走。

在派出所，警察当着我的面对妈妈咆哮，还威胁要打妈妈，还有录像的在给我们录像。我吓得抱着妈妈的腿哭着要回家，我记得他们找来了妈妈单位的人，折腾了一上午才放我们回家。这种恐怖的场景十六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记忆犹新。

一九九九年“十一”前后，妈妈被非法拘禁在单位近十天，爸爸因工作不能回家照顾我，我只得与妈妈一同被关押在单位。单位派了四个人轮流看管妈妈，派出所和单位多次对妈妈施压，要求她写“保证”。单位领导甚至将在外地工作的爸爸召回，让爸爸逼迫我妈妈放弃修炼，遭到妈妈拒绝。迫于压力，爸爸当众打了我妈妈，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爸爸打妈妈。

因为害怕，我常常嚎啕大哭，静静的大楼里，经常能听到我声嘶力竭的哭喊着要回家的声音。看管妈妈的人看着嚎啕大哭的我，眼里常常含着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回家。

二零零零年三月份，妈妈领着我和另一个阿姨进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我们被抓到警车上，车上有一个南方挑担的农民，被警察辱骂殴打，我被吓坏了。后来我们被关到一个有铁栅栏门的屋子里，我在妈妈的怀里吓哭了。警察问我来干啥，我说来上访，问我告谁，我说告江泽民，问为什么告江泽民，我说江泽民骂大法。年幼的我只知道骂好人的是坏人。事后有同修问我当时为什么哭，我说怕警察毙了我，小小年纪的我，因多次见到警察对这群善良人咆哮、发狂，才会有这种可怕的念头。

妈妈被单位接回后，被非法关押到拘留所二十多天，因为爸爸要出去工作，就把我委托给别人照看，由别人接送我去幼儿园，那时我才五岁，常常因为想妈妈而哭泣。

二零零零年夏天，妈妈领我去公园炼功，我和妈妈还有同修们被抓进公安局，傍晚，妈妈和同修们要被送拘留所，他们又把爸爸从外地叫了回来，爸爸从妈妈的怀中强行把我抱走，我搂着妈妈的脖子大哭，我不想和妈妈分开。后来妈妈被非法关押两个多月，一开始爸爸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我，因爸爸的工作性质，他经常在外，所以我经常一个人在家坐到下半夜不敢睡觉，不停地给邻居打电话，问问我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最后邻居都不接我电话了。碰到打雷下雨，我更不敢睡觉了，那时我刚刚五岁。爸爸常常凌晨一、两点回家，看到我坐在床上吓得不敢睡觉，就骂我妈妈，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江泽民的迫害政策造成的。因为爸爸晚上常常不在家，没办法，爸爸把我送到亲戚家寄养，因为想妈妈我经常哭。

二零零二年的一天，和妈妈来往的一个同修被绑架，妈妈被迫两次离开家，那些日子是邻居照顾我。那时我已上小学，平时都是妈妈辅导我功课，送我上下学，妈妈离家后的那段日子，我自己上下学，没有人辅导我写作业。邻居给我送饭吃，晚上有时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睡觉，有时邻居家的孩子来陪我睡觉。

六年级时的思想品德课，老师讲课本上污蔑大法的内容，我很害怕，但我还是站出来哭着跟老师讲了真相。放学后，有三个同学按我家门铃，辱骂我们。从此我再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因为怕受到歧视和欺负。我不知道为什么做好人老是要被欺负。

二零一零年初，我十五岁半，再过几个月就要中考，一天下午五点放学回家后，我发现家里被翻得一片狼藉，有一大帮警察在我家里，地板上扔的到处都是烟蒂。妈妈坐在沙发上抱着生病的姥姥和刚出院的姥爷。公安局副局长和国保大队大队长领着一帮警察，抢走了我家的大法经书、师父法像、妈妈的一台电脑还有我的一台电脑、打印机等物品。

我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抓我妈妈？一个又黑又小的警察（据查是国保大队的）威胁我说：把你弄到我们那儿，两下子让你趴下！他们还威胁说：你就是没成年，成年连你一起抓进去。有一警察自称是我们初中的政治辅导员，威胁要找我的校长。那个公安局副局长想打听我是哪个班的学生，还恐吓我，说我知情不报；有一个警察还对病中的姥爷骂脏话。

因为妈妈不配合他们，他们就招来了更多的警察，在姥爷姥姥和我的哭声中，把没穿鞋子的妈妈强行拖出家门。姥姥趴在门口哭的上气不接下气。

一位邻居看见了，气愤地斥责警察：你们这么弄，不怕老人出事吗？那公安局副局长居然说：死了关我什么事？然后从我姥姥身上跨过，扬长而去。这一幕，在电影中经常看到，就是土匪打家劫舍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场景。而今天中共的警察跟土匪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妈妈被绑架后的第二天我没有上学，去公安局要我妈妈，却被告知妈妈已经被送到看守所。那几天，我和姥姥姥爷天天哭，姥姥腿摔坏了、姥爷得了脑血栓，他俩都行动不便，我又面临中考，我一边伺候姥姥姥爷一边上学。

那几天，邻居经常能听到我家的哭声。爸爸刚回外地的单位，还没来得及休息，接到邻居的电话马上又坐飞机返了回来。爸爸扔下工作，到处找人“营救”妈妈，结果钱花光了，妈妈却被非法判刑四年。

姥姥姥爷刚从老家被接到我家，来了刚几天姥爷就住院了，姥爷刚出院两三天，却遭到这种打击，一年半之后姥爷含恨离世，离世前姥爷多次念叨：我再也见不到老二了。

妈妈最后没能给姥爷送终。听说，那时妈妈正在黑龙江女监被“攻坚”，她们骂我妈妈不孝，说：老人有病不在家伺候却跑到监狱里来。全世界再也找不出江泽民这种流氓来了，我妈妈修炼以前，有多种疾病，江泽民没安排一个人来关心我妈妈，等妈妈学大法病好了，向人们弘扬大法的美好，他们却把妈妈拖出家门，又指责妈妈不在家孝敬老人！只有江泽民这种败类才能冠冕堂皇的耍出这种流氓！

以上这些迫害都发生在我四岁至十六岁之间；直到我二十岁，妈妈才回到家中。这一切都是失去理智的江泽民对亿万信仰“真善忍”这群好人的残酷迫害造成的。江泽民对这场祸国殃民的迫害罪责难逃！按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十八岁之前都属于儿童，儿童所应受到的保护我都没享受到，儿童所拥有的权利也都被剥夺了。中国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批准《儿童权利公约》。但它所承诺的都成了空话。

我在迫害中长大，体会到了大法的美好，也见证了江泽民的残暴，妈妈被绑架后，我一直有一个愿望：离开这个国家，到没有迫害的地方去。

在江泽民发起的这场长达十六年的迫害中，有多少个家庭、多少个孩子身陷在苦难中却又无法离开！又有多少孩子因父母都被迫害致死而成了孤儿？与他们相比我还算幸运，因为我的妈妈活着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