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召玉和丈夫刘亚林以及三个女儿（大女儿刘春燕，二女儿刘春梅，三女儿刘佳利）都修炼法轮功。在过去16年来，一家人屡遭迫害。刘亚林曾于2001年被非法劳教，后来于2008年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在重庆市永川监狱遭受折磨。

以下是王召玉在诉状中陈述的事实：

我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患有严重的美尼尔氏综合症，整天耳朵嗡嗡声不断，闹得整晚都睡不着觉。手脚麻木，僵硬，经常头昏。修炼后，短短几个月，不知不觉我的病全好了，我终于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

2001年10月3日，我的三个女儿（大女儿刘春燕，二女儿刘春梅，三女儿刘佳利）在九龙坡区杨家坪动物园发放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遭重庆市九龙坡区公安分局绑架，我和我的小外孙也一同被绑架到杨家坪派出所，当时小外孙才6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绑架，小孩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不仅是他，连我也被吓坏了，而此时，我的老伴刘亚林由于不放弃修炼法轮功，正被非法关押在重庆市西山坪劳教所遭受迫害，我既揪心三个女儿的安危，也不知怎样去安抚受惊吓的外孙，又同时牵挂被关押在西山坪的老伴，当时觉得整个天都快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和外孙在当天12点回到了家。紧接着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大渡口区公安分局到我家进行非法野蛮的抄家，抢走了家中的电脑，法轮功书籍和钱财。从此我和小外孙整日担惊害怕，孩子想念妈妈，夜里常常无故惊醒，可却从不在我面前流泪，我的心倍感心酸，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尽头。因为三个女儿都被非法关押，全家赖以生存的通信店被迫关闭，老伴的工资被停发，一下子没有了生活来源。这期间也见不到老伴和女儿们，我的身心备受煎熬。尽管如此，大渡口610的警察还时时上门来威逼利诱我：“只要您‘揭批’法轮功，给您录个相，放到电视上面去，马上就放您的三个女儿回家，否则就要关她们不知道多少年……”

我想起了大法，想起了师父，我的亲人们都没有错，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教了我们做好人的道理，更没有错。他们是为了让不明真相的人们了解真相才被迫害。我们一家人都是法轮功的受益者，我怎么能昧着良心骂大法呢？我不再消沉，正视眼前暂时的困难。同修们默默的关心，亲朋的照顾，明白真相的邻居的鼓励，伴随着我走过那段艰难的时间。熟悉我们一家人的与人讲：我每次从这家门前路过，都忍不住要掉泪，这么好的一家人，又没做错事，五个就被抓走了四个，这是个什么世道哟？我老伴在邻居和单位同事中是有口皆碑的好人，三个女儿各自自谋职业，由于有大法法理指导，不论是在生意上和生活上都行的端，走的正，认识我们一家的人无不称道。

半年多以后，老伴刘亚林从西山坪劳教所回来了，可这时的他又黑又瘦，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满口牙齿被打掉六颗，耳朵也聋了。回家后，通过修炼法轮功，几个月时间就恢复了。2002年9月28日，大女儿和二女儿被关押了一年回来了（两人均被非法判刑三年缓期三年），三女儿被非法判刑三年，继续在重庆市九龙坡区看守所关押。

回来后，我们一家仍然遭到重庆市大渡口区“610”警察的监视、跟踪和不定期的上门骚扰，严重干扰了我们一家大小的正常生活。

2005年9月底，重庆市公安分局大渡口区“610”警察刘光静等人再次到我家里抄家，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我的老伴刘亚林和二女儿刘春梅再次被非法拘留10天，至今没有告知被拘留的任何理由，也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文书。

2007年6月1日，重庆市大渡口区公安分局的人抢走我老伴刘亚林身上的钥匙，强行闯入我家，抢走了大法书籍，资料，师父法像和现金至少5000多元。大渡口公安分局的刘光静等人把我绑架到了春晖派出所，直到下午很晚才放我回到家。

我的老伴刘亚林这次被绑架到了大渡口看守所，一年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冤判3年零6个月，2008年5月28日被投入重庆市永川监狱。

在永川监狱，刘亚林受尽各种折磨，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费明彦（下肢残疾者）被强迫干重体边劳动，担抬转运煤块，而且还安排两名年轻体壮的犯人监视看管他们，当时老伴的血压高至180以上，医生和其他旁观者都议论“那么多的年轻人不用，却安排一个60多岁的并还有高血压的老人和一个残疾人干重活！”随后老伴的血压越来越高，病情严重，才于2009年4月不得不送监狱医院。监狱医院给他强行用药，入院50多天后不但没治好病，而且病情越来越严重，血压高至240并多次出现险情。我提出让他保外就医被拒。就这样刘亚林在监狱医院延误了一年多，在此期间身体多次出现险情，监狱医院才同意保外就医，于2010年6月份走出监狱。

2011年6月，二女儿在上班途中，被重庆市大渡口区八桥村派出所的张部长等人绑架，后被送入位于重庆市铁山坪的洗脑班，并派八桥村社区干部付强、周永琴和一位姓兰的退休女教师负责在洗脑班做她的转化工作。逼迫她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三书”。在洗脑班被非法关押1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