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日，六十一岁的何春花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要求将其绳之以法。控告书已被两高院签收。

以下是何春花自述的事实。

法轮大法教我做好人

我是一九九七年底有幸得法的。得法前我身体虚弱，连饭都做不了，心绞痛、冠心病、心肌缺血、间歇性休克、偏头痛，结扎导致的各种妇科病，在我身上全都占了，病痛折磨的我死去活来，生不如死。

一九九七年年底，我妹妹多次跟我说法轮功好，让我学，我半信半疑的捧起了《转法轮》，看着看着就被书中那言简意深的法理震撼了。我如饥似渴的读着，生活中多少恩恩怨怨、一生中多少迷茫求索一下子得到了解答，我明白这就是我此生要找的。

喜得大法后，我处处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争不斗，宽容大度，身体一天比一天壮实，各种病状逐渐的消失了，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我的变化给世人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神奇。

我的小叔子家没有自行车，把我家的推去骑没送回，盖房买砖从我家借了一千元钱，过去五、六年了，一直不还。后来我向他提起，他竟然恼怒的说：“自行车是我的，钱我一分都不该（欠）你的。”我没生气，一笑了之。

还有一次，我在集上卖衣服，一个妇人买了一件几块钱的衣服，掏出一张十元钱给我，我看她掏钱时有零钱，就说“给零钱吧，我零钱少。”哪知那人到别处买东西把钱掏丢了，就回来找我：“你这个人心眼不好，卖东西不带零钱，你刚才要收我那十块钱，我怎么会丢了呢？”不依不饶，大吵大嚷，在我摊位前围了一大帮人。恰好派出所警察路过，上前问明情况后，将那人臭骂一顿，那人悻悻的走了。旁边的人都说，“你真能忍，要我早抽她了。”

两次进京上访 两次遭关押勒索

第一次进京是在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对法轮功发起疯狂迫害。我和丈夫去北京向政府反映真实情况。刚到北京天安门，就遭到几个警察盘问“炼法轮功吗？”我答“炼”，几个警察不容分说将我俩推上警车，拉到天安门派出所，当天夜里将我们一百多人用两辆大客车拉到保定。

一车装几十人，挤的满满的，透不过气来。到保定一个大院下车，当时院子里已经有很多人了。不一会儿，几辆大客车满载着头戴钢盔，端着枪的防暴警察蜂拥而至，将院里坐着的所有法轮功学员包围。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喊话让我们上车，要送回本地。我们没动，他一声令下，警察们一拥而上，把人连拉带拖到车前，象扔口袋装货一样扔上车。我和丈夫还有几个同修被冲散了，就拦下一辆通往家乡的公交车回家了。

当天晚上九点多钟，我和丈夫刚刚入睡，就被砸门声惊醒，三圣口派出所好几个人闯进门，强行将我夫妻推上车，拉到派出所。

第二天，所长赵甲臣给开会，要我们在他起草的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不再炼功、不上访。我们不签，就不让回家。非法关押达六天之久，没给过一顿饭吃，也不给水喝。有时是我年仅六岁的侄女儿用提篮装点东西步行一公里送给我们吃，有时是我八十来岁身材瘦小的老父亲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饭菜篮子，甚至连卫生纸都是家里给送的。

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和丈夫侯玉清再次去北京向政府反映情况，被警察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然后被三圣口派出所所长赵甲臣接回，赵甲臣坐在小车的副驾驶位置，让我和郝志芬、何春凤、汤得秀、张秀芳五个人压人坐着，张秀芳被压的喘不过气来，要求下车呕吐，赵甲臣说：“不许吐车上，用袄接着。”

在公安局一间屋子里，赵甲臣命令我们五人“都跪下”，挨个让骂师父，踩师父像，何春凤不从，他拿起一条胶皮棍打她好几下。

晚上把我们五人都送进永清县看守所。路上永清公安局张振清恶狠狠的说：“把你们身上的钱都掏出来，一分都不许留，如留下让我们翻出来，绝不客气！”当时我身上有六百元还有其他同修兜里的钱都让张振清等人抢走了。

在看守所里第二天，给一套洗漱用具，扣七八十元。在外面花二三十元就买到。二十平米的小屋关着十七人，睡觉时只能紧挨着侧身躺下，有俩人没地方睡觉就轮流坐着值班。一周只有星期日中午每人给一个白面馒头，其余都是窝头。碗里白菜汤只有几片菜帮，有点咸味。但小虫子、树叶等物经常看到。我被非法关押六十天后放回家。张振清向我家人勒索三千五百元，看守所勒索三百元。

两个十几岁的孩子遭恐吓骚扰

从二零零零年起，三圣口派出所经常到我家骚扰，我和家人时刻处在惊恐之中，不能安稳度日。

在我夫妻被非法关押期间三圣口派出所人员对我家非法搜查并抄家，将我家农用三马车抄走，天天去我家让我十几岁的大儿子去找钱，吓得的孩子东躲西藏，不敢回家。有一天夜里十一点，儿子想回家，派出所的车还在村口的大桥上停着。街坊邻居们都说：“咱这不管白天黑夜，都有派出所的转悠，贼都吓跑了”。

三圣口派出所人员还到我二儿子的学校骚扰，不让他上课，把他从学校拉回派出所，逼迫他写不修炼的保证书，写完后让他自己走回家。派出所离我家十来里地，我儿子才十五六岁，他据理力争最后将他送回家。

不到两年四次被绑架

二零零零年一月，农历腊月初八，年关已到，我和丈夫正忙着赶集卖衣服，三圣口派出所所长赵甲臣、指导员舒万臣到我家骗我“到派出所给你们说点事儿，一会就回来”，谁知一到派出所就被关在一间屋里，不许随便出入。不一会儿，四道堼村的何春凤、杜玉凤、汤得秀、武双芹都被骗来了。当时正是年关卖货的好时机，我们却被非法关押，造成货物积压，资金短缺，生活艰难。

二零零零年六月，我和丈夫侯玉清赶集刚回到家，三圣口派出所白义茹等人进屋就翻，将我存放柜中的大法书拿出来要带走，我不让拿，就强行抢走，还把我夫妻带到派出所，不让回家。

二零零零年十六大前，晚上十点左右三圣口派出所指导员舒万臣带人砸门，其中一个说“跟我们到派出所去一趟”，舒万臣说“到派出所给你们说点事儿，一会就把你送回来”，结果直接送到永清洗脑班。当天我家院子里晒了好多玉米粒，三马车上放着刚进的货，他们都视而不见。

二零零一年十月，我和丈夫侯玉清赶集卖衣服，在大王庄集市，被刘街乡派出所人员强行绑架，当时一个赶集的同事问了我们一句“有信儿捎吗？”也被绑架到刘街派出所，扔下几米长的衣摊没人看管。随后我被刘街派出所人员拉到三圣口派出所，由白义茹跟着，到我家非法抄家，抄走录音带、大法书，又把我夫妻送进永清看守所。我丈夫因遭非法迫害绝食抗议，十天后身体虚弱，生命垂危，才通知家人接回。

丈夫侯玉清被迫害成植物人 含冤去世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我丈夫侯玉清因挂真相条幅被绑架到永清看守所迫害。第二天早晨，永清610头子于勇伙同三圣口派出所几十人，砸坏我家大门的锁，撬开大门，闯进我家非法搜查，连我家的柴垛都翻开，盛花生的口袋都解开看看。几天后，我弟弟何春生陪我到永清看我丈夫，公安局不让见，还把我弟何春生、同去的杜玉凤、汤德秀、张得艳抓上车，从后门送进看守所。我因当时被推倒在地不省人事，才没被抓走。

我丈夫侯玉清被非法关押期间，曾被永清公安局张振清，尚俊彦、张强等人捏造事实，送往唐山劳教所，因检查身体不合格，劳教所拒收，又被拉回永清看守所关押，六十天后放回家。

二零零四年八月初八，村里人都忙收秋。中午两点左右，我和丈夫在家收拾花生，三圣口派出所指导员舒万臣带人闯进我家，开始说“到派出所给你们说点事儿，一会就把你送回来”，我们都说“不去，有话在家说”。他们就一拥而上，将侯玉清抬上车，我一急晕倒车前，他们见死不救，扬长而去。侯玉清被直接送唐山劳教所迫害。

侯玉清被非法劳教期间，曾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出现血压高，劳教一年回家后，出现严重脑出血症状，经医院救治，未见好转，成了植物人，每天由我和二儿子日夜看护，十个月后含冤离世。

鉴于以江泽民为首的邪恶流氓集团对我全家实行的一次次非法迫害长达十六年之久，我认为，所有对我及家人实施迫害的直接责任人，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工作，保住生存的饭碗，不得不屈从于江泽民的淫威之下。为此我暂不追究所有直接迫害人的刑事责任，直接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追查被告人江泽民的罪责，对江泽民提起公诉，以正国法，以平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