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教所回家后，家人打电话找劳教所谈伤残赔偿，三水劳教所说找茂名610，找茂名610则说找三水劳教所，推来推去就是不理。黄柱峰多次向佛山市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检察院不受理。二零一五年八月，黄柱峰向最高检察院邮寄了对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控告状，要求法办江泽民，按赔偿法第二十六条、二十七条的规定赔偿本人及家人的精神损失。

黄柱峰控告说：“我在这期间被非法抓捕六次，一次留置，三次拘留，二次劳教，在迫害中身体致残，两度在狱中生命垂危才出狱。出狱后由于身体致残，不能从事以前的技术工作（我电气自动化专科文凭，毕业后受厂多次培训，有五级电工证和助理工程师证，在茂名晴纶厂曾评为先进），我只有回老家农村，因为身体残疾，生活困难，迫害政策造成的误解与歧视，……使我艰苦维持十几年的婚姻终于破裂……迫害政策给我和整个家庭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

下面是控告人黄柱峰陈述他修炼法轮功与被中共不法人员迫害的基本情况：

一九九七年秋天的一个早上，我到茂名新湖公园遇到法轮功义务教功，看介绍觉得很超常，很好，于是开始了修炼法轮功，遵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到“真”，就是不讲假话，不欺骗，诚实待人处事做人；讲“善”，为人着想，不打人骂人，爱惜生命慈悲众生；在矛盾面前做到“忍”，吃苦耐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怒，宽恕别人等。

修炼以后，我从一个体弱多病、不顾一切追逐名利的人，改掉了很多恶习，使得身体健康精神祥和，能吃苦勤劳。通过修炼后，使我学会如何做一个更好的人。例如：买东西对方找多钱给我、我也要把钱退还给人家，有次网购，收到了更贵的商品（对方发错货），我也要补钱给人家；损坏别人的东西主动赔偿；有次在公园长椅上捡到台智能手机，我在那等失主回来还给了他；一次我妻子在外地捡到了一台高级智能手机给了女儿，我叫女儿从手机中联系到失主，将手机寄还给人家；物归原主、对方都很是感动。我这里不是夸耀我自己，但我敢讲我是好人，做人做事问心无愧。是法轮大法教我道德回升做了好人，正如退休的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对法轮功调查报告所说：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无一害。

我从学生时代开始是豆芽型身材，从小体弱多病，所以很注重锻炼身体，经常早起到公园跑步做操；读大学时，因为学校临近公园，那时是气功热，为求健身，先后练过三、四种功法，身体改变不大，虽然年轻，身体还是较虚弱，身体易疲劳，吃饭不香，吃煎炸烘烤食品很快出现上火症状，便秘，出痘等，如吃生冷冰冻食品特别敏感，身体就会感到很不舒服，所以那时吃什么都很小心。毕业后、参加工作，那时住在厂的单身宿舍的十一层，没有电梯，上下楼梯总觉的很辛苦疲劳。通过炼法轮功几天便觉得吃饭香，饭量增加，睡觉安稳，一个月后上下楼梯也不觉的怎么疲劳，我真心体会到这是超常的健身方法，随着学法修炼时间加长，我越来越深刻体会到法轮大法能强身健体、祛病健身有奇效。从我自身修炼后的感受、充分证明法轮大法就是好！

然而，这么好的功法，在江泽民的违法下令下，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我被非法抓捕六次，一次留置，三次拘留，两次劳教，在迫害中身体致残，两度在狱中生命垂危才出狱。出狱后由于身体致残，不能从事以前的技术工作，只有回老家农村，因为身体残疾，生活困难，迫害政策造成的误解与歧视，还有610对我妻和岳母的多次谈话，巨大的压力下使我艰苦维持十几年的婚姻终于破裂（一九九七年底结婚一九九九年一月生女儿，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受迫害，二零一一年离婚）。女儿读一年级还没见过爸爸，读初二时父母离婚，对她当时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伤心了很长时间。

下面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我所经历的迫害过程和一些所见所闻：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过后三天，我到茂名市人民广场旁边的走廊打坐炼功，打着坐，被公安抬上车拉回茂南公安分局留置一天。

一、在茂名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我和茂名的一名法轮功学员邓小松到北京上访，找不到信访局，便打电话到信访局问路，并告知是广东茂名的法轮功学员，要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还告诉了他们我俩人的姓名。我们还没上信访局，没想到晚上公安在旅馆查房，就把我俩抓起来了。茂名公安强迫我上班公司（茂名市文豪大厦）我的主營领导花钱同公安一起乘飞机到京，将我俩押回茂名的官渡派出所，下车后派出所警察几个人围着我，一齐用脚踢倒在地，几个人围着用皮鞋踢来踢去，闻讯来的法轮功学员制止下才停止，后送我去茂名第二看守所拘留十五天，出来后才知道公司已将我开除，也不补发欠我的工资，说已经为我花了几万元。同去的邓小松是茂名火车东站的员工，原本计划十月一长假结婚，因听说要对法轮功研究会成员非法审判，所以也顾不了结婚去上访。后来才知他也被拘留一个月，在第二看守所仓内被打，受伤较重住院。对他的家庭打击可想而知。

二零零零年二月茂名市法轮功学员向国际人权组织签名反映关于法轮功的情况，名单落到警察手上，按名单抓人，当时还有二、三天便过新年，恐怖笼罩广大法轮功学员家庭。年廿九，我被迫离家出走，不敢回家过年。流浪的日子不好过，正月十五元宵节我回到茂名，刚好我夫人带着二岁的女儿也回茂名找我，我刚打开房门门外两便衣就过来把我架走了。半年后出狱才知当天房间被警察全翻了，几年来诚心收集的一大行李袋大法书全被抢劫走，也不开收据。

当晚我被劫持到第二看守所拘留仓。每个拘留仓有二间房，大小一样，活动室有门通外面，有小水池用于冲凉洗衣，卧室有一大水泥平台，一厕所，白天两室相通便是工场，睡前两室间锁门。拘留仓几乎不见天日，六米多高的墙，顶上中间是一天窗，在四米多高的地方有狱警巡视的观察窗，送饭窗口平时铁板锁着。由于长期面对的是墙壁，没有远景，在思念亲人的同时也非常想念外面的风景和觉得自由的宝贵。二三十人挤在一个水泥平台睡觉，每天早上六点多一些起床，餐后几乎马上开工，晚饭后要做工到晚上九点多，遇到赶货经常做到晚上十二点。每天任务必须完成才能睡觉，主要做彩灯、胶花、炮仗纸筒等。

每天每个人睡前都是精疲力竭，而伙食毫无滋味：发黄的米没有饭香，早餐一勺粥加点咸菜，午晚餐是一块蒸饭加半勺没什么油的青菜，青菜贵时经常是咸菜送饭，每星期才有一次猪肉，两块全肥猪肉。大家都紧张全力工作，工作稍慢不是打就是骂，不完成不能睡觉，日子一天都是难过。

因为是拘留仓，很多人一般一个月内就释放或劳教或逮捕，便离开了，而我在那关了半年。大约七月份，我全身开始发肿，渐行路艰难，再过近一个月，脚、腿都肿的很粗，后来连站立也不能，只能在地上爬，上厕所大小便也爬进去，所医生拉去医院检查说是肾炎。又过了近十天，我的面部头部都肿得厉害，连阴囊也肿的象圆球。仓里的人都说生命危险了，才通知我家人将我背出看守所打车回家。

回家后我学法打坐炼功，在家人的照顾下，身体逐步恢复。后来才知此次是劳教一年，所有劳教、拘留，我和家人都没收到通知书。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我与两名同修到化州的官桥镇讲真相，当晚在同修娘家过夜，睡觉的时候被警察撬门绑架，当天送入茂名第二看守所拘留，期间我绝食反迫害，约二十天后才释放。

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晚上，我和一年轻同修经多次转车来到北京，因为听说旅馆抓法轮功学员，所以到市区边缘找地方露宿街头，二人寒冷中坐了一夜，第二天到天安门证实法，被公安拉到公安局内，用胶警棍殴打我头部一直到我倒地才停止。后与很多不说地址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拉到郊区的一个看守所（劳教所），由二个狱警对我实施酷刑，将我折磨了二个多小时。后来我大声讲他们执法犯法，并问他们姓名、警号，并说要向上级反映，他们才停止迫害，由医生体检后送入仓关押。过了三天将我和一些受伤严重的同修或老年同修叫一辆面包车将人拉到北京释放，下车时司机一伙人将每个人都搜身抢钱，洗劫一空，我当时被抢劫约四百元。很多人都是家在千里之外，又伤又残，举目无亲，只能乞讨回家。

二、在三水劳教所被折磨致残

二零零一年八月一日晚，我带了一些明慧网资料准备送给同修看，在电话亭刚打完电话便被绑架了，警察抢走了我身上仅有的七百多块钱，单车和资料。第二天便把我送入茂名第二看守所拘留，我绝食抗议这种非法迫害，看守所的医生每天叫六、七个人将我强按地上撬开牙灌食，经常满嘴是血，按住鼻，被呛的喘不过气来。

中共黑狱酷刑演示：撬嘴灌食

一个月后送三水劳教所。到三水劳教所的时候，因为已绝食一个多月，生命垂危，劳教所开始是不收的，茂名二所狱警打电话给茂名610，又经上级疏通最终将我收入三水劳教医院。医生马上对我进行打吊针，不久又叫几个值班（劳教人员）将我按在病床上，医生用软管从我鼻子插入胃，很长时间也插不进去，插进胃后通过软管灌食物进胃，插软管的滋味是非常难受的，每天要二次，几天后医生将管插进胃后抽胃液看，发现全是血，后来软管插进后不再抽出，每天从管灌食，在吊瓶针打营养针水、消炎针水，但身体渐肿，血压越来越低，心跳越来越快，记得血压收缩压只有九十，而舒张压为四十。

酷刑示意图：摧残性灌食

护士检测的间隔越来越短，医生经常向上级打报告，但就是不放人。我也知道心脏、身体承受能力将到极限，九月十八日，医生知道生命的危险期是这几天了，医院将中队办公室布置好，拉我去拍劝食和灌食录像，作为如果我死了留下所谓“人道主义”的依据。我知道这场由江泽民发起的迫害是毫无人性的，根本就不把被迫害人的生死当回事。我不想他们拍我绝食和受灌的镜头，他们可能会用此来欺骗宣传，所以当时我决定进食，一个月后我身体恢复了很多，便将我送去三分所迫害法轮功的专管中队。

专管中队主要任务就是所谓转化，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我们修大法，讲真、善、忍，讲做好人好事，看淡名利，炼功后身体好，精神好，怎么能随便放弃呢。所以中队就软一套硬一套用各种方法来搞，用二个值班（其它大队调去的劳教人员）跟定一个严管学员，订了很多很细小的规定，动不动就违规，违规就要到办公室受电棍电击或禁闭。禁闭是非常残酷的，禁闭室又低小，不见天日，不知日夜，无论冬夏，被禁闭者只能穿一条短裤，戴脚链和手铐固定在那，由两人值班看守，每天有多名狱警用多支电棍进行电击，听说有人被四支电棍电击，也有五支，甚至六、七支电棍电击，一般都有三、四支，禁闭时间一般几天到半个月，人回来时整整瘦一大圈，轻几十斤。

初到迫害专管队，有个同舍的叫李杰龙，是个年轻人，到阳台刚炼功被发现了，被禁闭回来不成人样，又黑又瘦，身上脸上都有血疤痕，到阳台叉衣服准备冲凉，我看到他的手都打颤，总叉不中。还有个湛江市学员许文忠，因写信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也被禁闭，他本来个子较小，禁闭回来后显得更小，人也苍老了很多。也有因传递经文而被禁闭，等等。对于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往往有点借口便禁闭。

我到专管中队的头三个月是在一楼与宽管学员（所谓已转化的）住宿，由两个已转化并且中队放心的人为我的值班，时刻跟着我，约束我的语言行为，未允许不能跟人讲话，大小便也要批准，特别是不能让我炼功，并向狱警打报告我的各种表现和思想动态。并向我灌输邪悟的思想。每天安排几个犹大围着所谓“帮教”，无非都是利用亲情、利益和歪曲事实加上诡辩术邪悟的见解，还强迫看各种诬陷法轮功的录像。

三个月后因为没转化，便升级严管，调到三层单独一人一房间，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除大小便外，其余时间都要在房中间的二十公分高的小方凳坐，吃饭也是坐在那，饭碗放地上。每天十六七小时坐的屁股发痛，腰酸背痛，没有人说话，孤独、寂寞、空虚、胡思乱想等思想情绪冲击着每一个人心灵，如果不是学法修炼人，一天时间都很漫长，几天时间说不定就出精神病。值班在走廊走来走去，看着每个房间的人，动不动就要处罚人。如果几个月后已适应此磨难，那么又增加各种的方法来折磨人，如逼迫严管学员在太阳下长时间操练，站军姿、跑步、做俯卧撑等。

二零零三年元旦过后不久，专管中队在二分所秘密地布置了一个场地，要用暴力酷刑来转化法轮功学员，地点是二分所禁闭室旁的一栋二层楼房，在那里经常可听到被禁闭人声嘶力竭凄厉的叫喊，令人毛骨悚然，从而起到震慑威吓作用，同时也方便禁闭学员。这楼每层约有十间房，房间摆着两个仓库出来的压缩包装棉被，每件为长、宽约为80x80厘米，高约为一米的立方体，里面包装可能有三十至五十张六斤棉被（劳教人员盖的）。被绑架过来的法轮功学员则被用手铐固定在二包中间，二手成一字，手腕用手铐铐在包上，脚象劳教员向狱警打报告下蹲姿势，右脚着地而左脚只能脚尖点地，此姿势一般劳教人员打报告是一句话或几句话，一两分钟便结束，但专管中队的恶人找严管学员谈话，故意让人一蹲便是一两小时，让膝关节蹲的又麻又痛，但是因为两手是自由的，两腿蹲得痛了，用两手支撑地可减轻些痛苦。而这一次两手固定于包，根本不能点地，而且要整日整夜地蹲。让人向上不能站，向下也不能坐。两边各站一值班（其它劳教人员如吸毒抢劫犯等）在此折磨的基础上，再辅以各种酷刑逼人转化。

迫害场所布置好后，将被严管的法轮功学员一个一个地戴上手铐，蒙上眼睛或用布蒙头，由二至三个狱警带几个值班扭送到那栋楼进行酷刑转化，一般一至二天才拉一个出去，过了几天恶警拿回一些标语，说某学员转化了，还写了炼功人不堪入目的标语，底下还签了名，显然是强迫后所为。将那些标语贴在严管学员的房间和中队的显眼处，制造恐怖和肃杀气氛。我是较迟才去的，蒙着头，戴着手铐，被二个值班夹住到二分所近目的地的时候，恶警指使二值班用力捏我全身肌肉，我用力挣扎，但被牢牢控制，我高喊说你们执法犯法，张武军叫人脱下我的袜子塞到我嘴里让我喊不出来，一直折磨到我精疲力竭。几个人将我拖上二楼走廊，卢金虎问我“转不转化”，我摇头不作声。他说要让我再“清醒清醒”，叫一值班隔着头罩搓我的头，向左边搓转头又向右边搓转头，来回地搓，就是强制地快速搖头，又用手掌连续用力砍我脖子多次，我只觉脖子火辣辣的痛，几天后头竟耷拉下来，抬不起头了。（后来看医生，医生在我脖子加一套将头抬起，一个多月才正常）。

酷刑演示：吊铐电击

拖入房间后，将我固定在两包中间强制蹲着，两手成一字铐在两边包上，左右一值班，接着几个恶警拿出电棍来，对我进行电击，要强迫我转化，那电棍有还没接触皮肤便叭叭放电的，也有不响的，但都非常痛，象接触到烧烫的铁，那真是现代的炮烙。电击的部位是手、脚、头、颈、耳根、嘴等部位。电击时人身体剧痛，不自觉地全身挣扎，大汗淋漓。特别是姓郭的医生，（专管中队队医），出手专找人敏感部位，他们还将电棍头插入我的嘴电，目的是电我舌头，我咬紧牙，就在我嘴唇和牙齿中不停放电，使我的嘴唇又肿又烂，肿起半寸高。

狱警离开了房间，两个值班还守在左右，他们是两班人轮流休息，我被强制蹲在那里，不能冲凉，不能睡觉，大、小便要报告狱警批准，但打报告往往拖很长时间才批，有时值班说狱警不在，让你在那憋很长时间，有时忍不住就拉在裤了。那些转化的还强迫喊他们说的口号才能上厕所。有一次恶警卢金虎进房，看到我还蹲的较稳，他就用皮鞋踏我的脚，火辣辣的痛，我蹲的更难受了。他们经常拿着电棍跟我说话，稍不中意电棍就过来了，让你电的跳起，但跳不起来，因两手腕被包固定了。用他们的话说，“你们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也不能。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第二天，卢金虎与张武军带四个值班，将戴着手铐的我拉到禁闭室旁的空地，将我放倒在地，用五支电棍同时对我头部、颈、胸、手、脚、脚底等部位进行长时间电击，卢金虎边电边说：“喊出来！喊呀，喊呀”，我身体多次剧痛，大汗淋漓，不停的挣扎扭曲，我咬紧牙关，就是不喊，我知道我如果喊出声，他们会电的更疯狂，更欢心，他们是想听到我凄厉痛苦的嚎叫，从而摧毁我的意志，毁灭我的人格，屈服于他们的淫威。为什么将我拉到禁闭室旁，他们怕我可怕的叫喊对旁边房间影响非常大，使他们不能肆无忌惮地行凶。一轮长时间攻击过后，他们停下来给我灌凉水补充水份，给电棍换电池，很快又开始一轮残酷的电击。那次被电击的时间约二小时。回来后觉的全身虚脱一样，小便时尿都是红色的，那血细胞、脑细胞、肌细胞不知死亡多少。

有一次，张武军又来强迫我转化，一轮电棍过后，问我转不转化，我摇头，他竟叫两值班在两边分别向外拉拽扣在我左右手的大包，当时我只觉的被手铐拉紧的手腕火烧的痛，二肩也象撕开一样痛。十几秒钟才停止。做了二次。后来才发现两手腕被手铐地方皮肤拉破烂了，流了很多血（至今仍留下明显疤痕及伤残，鉴定为左肩关节歇血性坏死和手臂活动受限，见附件《广东省人民检察检验鉴定文书》（粤检技法鉴字2003第5号）），左肩脱臼，左上臂三角肌韧带与肩骨头大部分分离，如果再加力或延长时间就可能将左手臂血淋淋地扯下来。

致此，经过三天的折磨，我已经形容憔悴，两手腕化脓很多，嘴唇被电击肿的翻出来很高，又肿又化脓，脚被卢金虎踩踏，又肿又痛，脖子受伤也很痛，不给睡觉，不让冲凉，尿味汗味全身发臭，还要随时承受电击，我精神、体力压力巨大，极其疲惫痛苦。觉的时间非常漫长，一天时间也觉的很长时间。在极痛苦和神智不清中，为了暂时的解脱，我选择了假转化，被逼抄写了所谓四书（保证书、揭批书、悔过书、检讨书），做了作为一个生命最悔恨最不应该做的事，对于认识宇宙真理的人来说是无论多大代价也不能做的事，将四书递给卢金虎后，颈部痛的更厉害，很快就低下头去，抬不起来，全身象抽去元气一样，全身疲软无力，我意识到自己以前从法轮大法中受益良多、好人怎么能做违背良心的事呢？我的所写所为就是忘恩负义，这在人中也是不好的行为。我自问自己：法轮功有错吗？真、善、忍有错吗？做好人有错吗？答案是：没有。我内心非常痛苦，绝望，想到六道轮回、生老病死的可怕，我自问自己，即便失去人身，也不愿不修大法，所以过了二天我在上交思想汇报时声明要継续修炼大法，自己所说所写的四书作废，所以我又被严管，继续受迫害。

由于嘴唇和两手腕化脓，头也抬不起来，中队叫劳教医院的一个骨科医生过来，帮我伤口消毒，过一天后还给我的脖子做了一个托套，套在脖子上将头抬起来，差不多两个月才去套，去医院照x光检查脖子的时候，我才发现左手臂抬不起来告诉了医生，其实被强制蹲着，手被水平一字固定在那，自己根本就不知自己的手怎么样。医生检查后说已经脱臼，当时就做了复位手术，用吊带吊着手臂，并送回劳教医院住院，由于关节严重损伤和肌肉撕离骨头后萎缩，虽然后来劳教所三水人民医院，佛山中医院、广州正骨医院，但还是无法恢复，二零零三年九月经广东省检察院鉴定为九级残废。（见附件鉴定报告，我所有的劳教、拘留都没收到法律的文件通知，所以这里提供不了）。

由于在二分所被迫害时每人一个房间，消息被严重封锁，所以其他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具体情况我基本不知道，因为我受伤医生过来看过后，对我的迫害稍微缓和了一些，有时一天能睡二、三小时，有一次说是给我休息，被拉去看诬蔑法轮功的电视剧，同来的还有一个近四十天没睡觉的李源东，（值班告诉的），这么多天没睡觉受酷刑，怎么还有精神看电视，只隔十几秒钟，他就不自觉的打瞌睡，值班马上就拉扯他的头发，他又抖擞抖擞精神，抖抖头，推推眼镜，强睁眼皮，但十几秒钟过去，又打瞌睡，值班就拍他，打他或拉他头发。他是茂名港务局的干部，个子不高，现在又黑又瘦。他来这里比我早一个月，唉，真不知他吃了多少苦。

我在三水劳教医院还遇到二位因酷刑受伤住院的法轮功学员，一位叫林凤池，广东韶庆人，他赤裸上身，胸前，后背，手臂都有大面积烫伤，他在二分所经受了多种酷刑仍不屈服，恶警竟然用开水去烫他，真是丧心病狂，毫无人性。还有一位湛江市新来劳教的法轮功学员，我只记得他姓陈，一进劳教所就直接送二分所酷刑场所，他的脚被恶警踏伤后腐烂，形成一个洞，差不多住院两个月才好。更多的严管学员被迫害的情况就不知道。我出狱后又过了几年，才知道些消息，一开始从专管中队送分所刑场的学员受的苦可更大，都是长时间吊铐加电棍（用手铐铐住手吊起来，再加电棍电击）。如此有计划大规模酷刑逼修心向善人去出卖良心，施行身体和精神酷刑难道不是反人类罪，酷刑罪吗？

二零零三年八月一日，我二年劳教到期，但并不立即释放，而是搬到劳教所的招待所，由六名年轻狱警分三班对我看管，虽然可以外出散步，吃在狱警饭堂，但不能回家，外出远行。这不是变相拘禁吗？大约二个月后，茂名610将我接回茂名所谓法制学校非法关押。有五层楼，一楼是饭堂，其余每层有几个房间可关押法轮功学员，我被单独关押于三层的一房间，每餐由窗口送饭。当时也关了些法轮功学员。对于茂名洗脑班对学员的迫害，我出去后听说些，如高州镇江张向明被殴打，茂南区坡心镇李少清被关黑房，茂名油公司老干部孙燕被洗脑班关押后现脑血栓住院，由健康人变成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等等，这里不详说。

二零零五年五月，在洗脑班关押已经一年多，我身体开始发肿，并且出现一个特殊状态，吃不下东西，吃就得吐，他们带我去医院检查，听说是肾炎复发，（他们不给化验单给我看），几天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很快不能行路，610才通知我家拉回家中。

回家后身体越来越肿的厉害，不能正常站立，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都要坐在开孔的椅上，家里人非常气愤：没做坏事受冤狱，还将人酷刑致残，劳教到期了还要关押，要出人命才送回家。村中有人说，要将人送回610，他们负责医疗，出了人命他们负责。家人又急又怕又伤心，万般无奈之下向省信访办和省府寄快信反映情况，所以三水劳教所教育科科长陈福胜带二人和茂名市610过来办理伤残赔偿，我当时肿的很厉害，面腮都肿起来，手、脚全身都肿起来，由家人抬我上车到镇政府一楼，由于赔偿金额要与转化挂钩，我是冤案被迫害致残的人，要我承认错误而不追究迫害人，岂不是黑白颠倒？！当然协商不下，陈福胜提议以“困难补助”的名义取些钱急用，以后再谈赔偿，所以当时收下二万元“困难补助”。

我回家中，开始时站立也不能，生活要家人照顾，我坐在床上看书学法，炼第五套功法，十几天后肿胀渐消，能扶着床下地站立，又过约十天能扶墙行路，一个月后能用拐杖出屋外，近二个月便能正常行走了，见证了大法祛病健身的神效，在这里我衷心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

我身体恢复后（左肩伤残还没恢复），家人打电话找三水劳教所谈伤残赔偿，三水劳教所说找茂名610，找茂名610则说找三水劳教所，推来推去就是不理。

这场由被控告人江泽民一手发起、策划、组织、推动的对上亿法轮功学员大规模、系统的灭绝性迫害，已构成人类文明史上最为严重的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危害人类罪！其不仅给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造成巨大的伤害和痛苦，更是对人类尊严、人性和道德底线的公然践踏和破坏。为早日结束这场罪恶的迫害，伸张正义、还法轮功创始人以清白，重建我们民族的道德良知，请予尽快立案侦查，查明犯罪事实，将首恶江泽民及其犯罪集团的主犯抓捕归案，绳之以法，追究其必须承担的全部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