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和十月十一日，原三河市中共党校教师宋建国和母亲李宝华向最高检和最高法邮寄刑事控告状，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犯下故意伤害罪、滥用职权罪、反人类罪等十几种罪行，要求追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

十六年来，宋建国被非法刑事或者行政拘留至少六次；被非法拘禁在单位、派出所、洗脑班至少九次，尤其在北京法制培训中心洗脑班，更是被非法拘禁长达八个多月，遭受死人床、十八天不许睡觉、灌凉水等十多种酷刑折磨；被非法劳动教养两次，劳教期长达五年零九个月，期间遭受电击、杀绳等十几种酷刑，被迫流离失所两年，从身体到心灵都受到了极大伤害。

宋建国在控告书中写道，“江泽民集团不仅伤害了我们一家，它对善良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的伤害，对中国人民及全人类的伤害都是罄竹难书、难以估量的。这场迫害使中国社会陷入了空前危机。现在的中国社会道德面临崩溃局面，贪腐遍地、毒食品泛滥、谎言弥漫、婚外恋娼妓横行、医患关系紧张、黄赌毒屡禁不止，其根源在于道德的崩溃，这是和江泽民残酷镇压法轮功息息相关的。……这是一场类似‘文革’的巨大浩劫，使中国社会陷入了空前危机。”

法轮功学员因为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妥协，才遭到绑架、抄家、下岗、拘禁、酷刑等无理的迫害，信仰越坚定的人，越是拒绝“转化”--即拒绝昧着良心辱骂“真善忍”大法的学员，遭受迫害越严酷。这就向中国人传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说真话违法，做好人遭罪。

宋建国在最后表示，“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捍卫我的信仰自由等合法权利，更为了免于中华民族陷于道德崩溃的泥潭，本人特对主犯江泽民提起刑事诉讼。”“但我目前只控告主犯江泽民，想给其它犯过罪错的公检法人员人留下改过的希望与机会，因为他们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牺牲品。”期待检察官拿出审判文革首犯的勇气，把江泽民早日绳之以法，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

下面是刑事控告书的相关内容，宋建国对自己所遭受的迫害进行了简述。

苦苦求索喜得大法

我叫宋建国，原三河市委党校教师、教研室副主任、讲师。一九九一年毕业河北师范大学（原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获历史系学士学位，毕业后分配在三河市委党校工作。平时工作兢兢业业，论文和教案曾经获得省市级奖励。但是由于被控告人江泽民操纵610组织违宪违法迫害法轮功，本人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长期迫害，家人受牵连也承受了很多痛苦。

修炼大法后的全家照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我无意中听到一个朋友介绍有一个新的气功--法轮功，心情突然一震，感到莫名的兴奋，于是有幸到北京公安大学参加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九讲学习班。通过广泛学习《转法轮》等法轮大法的经典著作，我豁然开朗，明白了多年来百思不得其解的很多问题，明白了自己的命运为什么是这样？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是修心向善、返本归真。耳闻目睹的许许多多真实案例，使我见证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体会到了这个修炼群体是一块祥和的净土。明白了 “真、善、忍” 法理的博大精深和真实不虚，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所以尽管历经种种折磨甚至命悬一线， 我都没有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修炼一年左右，折磨我十多年的慢性气管炎和神经衰弱不翼而飞了。要知道，这是困扰折磨了我十几年的顽疾啊！我小时候体弱多病，主要是慢性支气管炎，一到冬天就发作，初三又得了一个折磨人的慢性病--神经衰弱，经常昏昏欲睡，高一就上课睡觉，头部好像箍着一个帽子，吃药效果很有限，时轻时重。念大学时我们是阶梯教室，座位不固定，旁边有时候是女同学，我坐在教室听课，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身子一歪就往旁边靠，女同学就躲，自己就醒了，搞得非常的尴尬。但是修炼大法之后，我身体变的很健康，二十三过去了，我除了去探望病人，我已经和医院没有了任何关系！这对于一个以前年年冬天去医院的人，实在是太幸福的一件事了！

修心向善道德升华

在“真善忍”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我变得更善良、敬业、真诚。一九九一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市委党校任教员，以前自己做事就比较认真，但是性情急躁、清高自傲，建功立业、追求升迁、光耀门庭的心经常涌现。修炼法轮功以后，我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尽管修心修的很差，自己的变化还是不小的。

修炼以后，我更加兢兢业业，单位里的领导讲话等重活、难活，领导找到我，我从来没有推辞。讲课注意实效，备课认真，多次去各单位和乡镇授课，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和好评。在业务方面，我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成为学校里第一个获得“讲师”资格的教师，曾经有论文和教案获得省级和廊坊市级奖励，二零零零年前后，曾经去廊坊党校讲示范课。

与同事相处方面，我尽量与人为善，尊重领导，与同事真诚相待，包容忍让，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人，和单位同事处的很好。所以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发动迫害之后，由于我进京上访，上面施压，单位领导压力很大、很为难，也迫不得已对我进行了看管、骚扰、非法开除，但是一直是抱着同情和保护的态度，也曾经为我分担了很大压力。

在官职升迁方面，由于我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所以父母和亲朋好友对我能够谋取了一官半职充满了期待，我自己以前也有这方面的想法。修炼以后，我就抱着一个顺其自然的随缘心态了，所以在老教研室主任到退休年龄以后，两名校长都曾经对我表示要提拔我，由于当时我和一个女同事各有所长，无形中形成了某种竞争关系，不是提她就是提我，但是我把这件事已经看淡，没有在意。后来有两次调进市委市政府的机会，我也没有去刻意钻营。

一九九八年洪灾过后，单位捐款，我是所谓股级干部，捐款五十元，我们夫妻家庭条件不好，但是遵循法轮佛法的修心向善教诲，我又去民政局捐款五十元。大约二零零五年左右吧，我去北京王府井书店买书，天气比较冷，行人不多路边有一个孩子写了一块牌子乞讨，我看了看牌子，仔细问了一下，他是一个高中生，来京找他父亲没有找到，被人骗了，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着落，乞讨了一个上午也没有人帮助。我虽然自己由于被迫害多年经济拮据、也担心被骗，但是问清楚他需要五十八元路费后，给了他六十一元，能够吃碗面条，他非常的感激。我还在北京长安街替一个山东藤县的、在三河打工的女孩子提大包裹，打票坐公交把她送到了北京火车站。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事情不大，但是说明 “真善忍”的信仰，已经扎根我的心中，我知道了自己应该做一个真正善良的人。

大法赋予了我健康的身体和心灵。别人打我侮辱我，我有时候不免委屈或者愤怒，但是我告诉自己要原谅，也不会去还手，作为修炼人要 “忍”。最重要的是，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人应该不断升华自己的境界，做一个更好、更好的人。在一九九九年迫害之前，我曾经写下一首小诗，记述修炼的体悟：“一念上法船，风雨坚如磐。铭师谆谆意，归家风满帆。礁横浪涛涌，共济立潮端。峰转两岸阔，佛国是故园。”给年轻的一个同事看，她对最后两句印象深刻。我后来回头看看，惊讶自己居然隐隐约约的把以后几年的险恶局面都写出来了，是巧合呢？还是内心深处的预感？现在也说不清。

“真善忍”是最高的佛法，他净化了我的身心，佑护我闯过了一个个人生中的急流险滩。他使我没有在一九九九年黑云压城、恐怖弥漫的灭顶之灾下垮掉，也保佑我闯过了电击、杀绳、十八天不许睡觉险些疯掉等种种残酷折磨。更使我在经历巨大的苦难之后，不但不怀恨这个社会，反而懂得了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活的不易，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性虽然有很恶的一面，给我和我的亲人带来了巨大痛苦，但是属于道德下滑、传统文化被毁、党文化洗脑、江泽民集团威逼利诱等等原因造成的。作为修炼人，自己应该对人性的善良、无私一面充满信心。如果不是法轮佛法的无限慈悲和无量威德，我肯定做不到这样的！因此，我对慈悲的师父，对伟大的法轮佛法，充满了感恩……

迫害突降　进京上访被拘留

正如法国诺查丹玛斯大预言描述的那样，一九九九年七月，风云突变，红色恐怖突然降临。由于江泽民出于妒忌违法镇压，无数法轮功学员的巨大苦难开始了。我本人也屡遭迫害，经历了无数的痛苦。我被非法开除公职，被非法拘禁在看守所六次、洗脑班两次，非法劳教两次（劳教期长达五年零九个月），期间多次被强制洗脑、酷刑折磨，所经历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种种痛苦，绝非文字和语言所能描述和形容。

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零年，由于江泽民集团造谣诽谤法轮功，我不得不多次为法轮功进京上访鸣冤，先后于一九九九年八月、二零零零年七月和十二月，被刑事或者行政拘留，非法拘禁在三河看守所，每次关押时间不等，大约八天至二十多天。在看守所期间，我受到了犯人拳击胸口、打骂、洗冷水澡、趟脚镣等折磨。

二零零零年九月前后，因为拒绝写不炼功的保证书，又被关押到三河看守所约二十多天，随后被非法开除公职，而且这个开除我和其他四名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决定在三河电视台公布。

流离失所，六次逃离魔掌

二零零一年新年刚过，南城派出所指导员经为民带着两名警察，以谈话为名，把我强行绑架到派出所，我抗议它们的行为，所长田金岳理屈词穷，说你明天和公安局法制科去说吧。我一听不妙，找机会逃离了派出所，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

二零零一年五月，我和几个同修在赵连俊家中，被北城、皇庄镇和段甲岭镇派出所，二十多名警察围住，警察指使居委会去骗开门没有得逞，就不停的砸门、踹门，最后找到水电五局亚华公司领导，叫来了两个工人，蒙骗、指使工人用气焊把防盗门割开，火花四溅，叫骂声不断，没有任何手续非法私闯民宅，我不得不跳楼逃离。一次，南城派出所的警察来骚扰法轮功学员，我恰好在他的家中，危险之际，只好想办法溜走。

二零零一年四月左右，由于在电线杆贴了一张真相传单，我被便衣绑架了。几名警察在暴打我之后，由于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它们派一个警察坐在椅子上，用椅子腿碾压我的脚趾头，然后又找来两根电棍不停的电击大腿、脖子，最后没电了，就把我铐在了一个铁椅子上，三个人睡觉看着。我脱掉手铐后镇静的走出了派出所。

不料我去找住处却没有找到，黑灯瞎火的只好回县城，走了十几里路之后浑身乏力，去一个加油站问路，被那三个警察开车追上了。历尽艰辛，我还是逃离了魔掌，第二天，身上没有一分钱的我，滴水未进，一口饭没吃，抄小路徒步走了约五十华里，才找到了一个同修的家，吃了一袋煮方便面。

这件事当时对警察震慑很大，警察们纷纷传言“法轮功有功能了”，过了五个月之后我又被绑架到了本地洗脑班，遭受刘富强、刘树春等人恐吓、洗脑和辱骂，刘富强一见到我就说：“把你小子传的很神乎，说你有功能了，你给我拿出来看看。”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十四天之后，我又在佛法的慈悲呵护之下，从警察密布的洗脑班顺利逃离。

还有一次是由于长期流离失所，我非常惦记孩子等家人的情况，于是悄悄回家去探望她们母女，没有想到警察居然会得到了消息，前来抓捕，我不得不翻墙逃走，继续过有家不能回的生活。后来几名警察竟然跳房闯进我的家中，把十来岁的女儿吓的直哭，被正义的邻居训斥了一顿。

人间地狱　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

二零零三年二月元宵节之前，在930公共汽车上，我和同座的人讲真相，被北京九龙山派出所五个警察绑架，铐了一宿之后，套上黑头套送往看守所。又过了几天，送往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洗脑班，被非法拘禁整整八个多月（后来查日历，差七天就九个月），受尽了酷刑折磨。

堂堂首都的“法制培训中心”哪有法律，简直就是个人间地狱！这个警察说花了八百万人民币，从以前一个宾馆改造成强制洗脑班的地方，外表看绿草茵茵，环境整齐而洁净，里面却暗无天日、残忍无比，是我今生今世一个最大的噩梦。

一进所谓“法制培训中心”，我就被铐在“死人床”上，十五天中只能勉强能够翻半个身子，一个被称为岳指（音）的人指挥此事，被子尿的又潮又湿，晚上很冷，常常冻醒。同时被鼻饲强制灌食，警察崔淼和一个姓张的女警察负责对我强制转化。

酷刑演示：死人床（呈“大”字型绑在抻床上）

五月一日至十八日，我被“熬鹰”酷刑折磨了整整十八天。隗亿功、徐志刚、成翠贞、杜波、张××等人不让我睡觉，手段相当残忍。警察四个人一拨，一拨六个小时，看着我不许睡觉，一旦睡着了，把你叫醒或者捅醒，如果赶上某个警察心情不好，他（她）会把你踢醒，特别痛苦之中我不得不求他（她），“让我睡一会吧”，可是同意我睡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的时候却只有可怜的几次，余下的就是他（她）的眼神稍微离开十几秒，我就睡着了，被叫醒，然后又不知不觉睡着，十几秒后再被叫醒或者打醒。

记得其中一天晚上，我已经困的站不住了，被两名警察架着靠墙站立，一睡着，就被对面坐着的大队长徐志刚等人用一个塑料瓶子里的凉水喷脸，把你喷醒。后来我出现了幻觉---看东西重影、说胡话、认错人、误以为摆在床上的可口可乐处于悬挂状态等等，他们仍然不罢休，直到我突然昏死过去，一睁眼医生站在了面前，才允许睡了半天觉！所幸的是我终于躲过了被逼疯的危险。但是他们后来又逼迫我坐在一个墙角的椅子上睡觉，因为被迫绝食抗议，我的两小腿一直浮肿，于是他们假惺惺的说把腿放在桌子上睡觉，可以消肿，逼我把腿翘在桌子上睡，时间长达两个月，每天只许睡四个小时，时间是凌晨两点到六点。

八个多月里，尹德良、李娜（女）、马海彦、崔建军、李贵和、郑亚辉、肖××等前前后后二十几名警察，几乎每天都多次不许我上厕所，直到我快尿裤子了，哀求他们，才让去，有时候实在憋不住尿了裤子，他们反过来羞辱你“这么大了怎么还尿裤子？”大便则限时五分钟，如果遇到一个比较善良的警察或者武警战士值班，能够延长一小会儿，但是也是不停的催促，由于便秘又时间紧，我每次都不得不自己抠出来。

警察还不停的逼迫看污蔑法轮大法的文章、录像，进行各种各样的精神折磨，逼我读已经被洗脑转化的人的体会，逼我用本子记录警察和我的对话、问答。那些诽谤法轮功的文章，比如说法轮功无情无义、自焚自杀、剖腹找法轮、和反华势力勾结等等，有的可笑的简直不值得一驳。但是我拒绝念这种谎言文章，那么打骂和各种其它惩罚随之而来。一次大队长徐志刚逼我承认 “那些自杀的人是因为炼法轮功才自杀的”，我据理力争，严肃指出法轮功书籍明文规定不许杀生，阐明自杀有罪，结果徐志刚恼羞成怒，用拳头对我的肩头连续捶击二十下左右，把我的肩头打的又黑又紫，肿起老高，瘀血下走到胳膊，后来警察假惺惺的说为我按摩消肿，实际却是用力捏肿的地方让你痛苦。

灌凉水又是一种残忍的虐待酷刑，我被强行灌了两次，痛苦至极。第一次是四五个警察把我按在一张桌子上，捏住鼻子，用大号可口可乐瓶子从水房接来自来水，强行灌下，有时候水里面兑上酒灌（说是破功），整整灌了十几瓶子水，我后来被灌的见水就恶心、浑身乏力，瘫倒在地上。后来警察嫌这样灌，需要不停的去厕所，太麻烦。于是在一个晚上，把我脱光衣服按在椅子上，套上一个黑色大垃圾袋，旁边放了一桶水，捏住鼻子硬灌，一边灌一边尿，灌了大半桶之后，尿液居然没过了我的脚踝骨，见我还不屈服，徐志刚恼羞成怒，把剩下的水泼在了我的头上。有一次，我被灌了一瓶子醋，当时就胃肠烧的非常难受，马上大便失禁，不得不去水房冲洗。

我被迫绝食抗议迫害长达半年左右，两腿浮肿，胳膊瘦的用手可以掐过来，体重不足一百斤。前五个月警察和医生鼻饲灌食，把我捆绑在一个特制的铁椅子上面，强行鼻饲或者输液。还说什么我绝食至少浪费糟蹋了国家三十多万的钱财，故意增加我的精神压力。最后一个月，我被按倒在床上用带子绑住，用开口器撬嘴强行灌流食。有一次女警察、大队长成翠贞恼羞成怒，恶狠狠的用皮鞋踢我的小腿胫骨，踢一下腿就掀起一块皮，腿被踢的皮开肉绽、伤痕累累（下图）。除此之外，还有嘲笑、辱骂、殴打、罚站、军蹲，做操、灌蒜汁、燕飞、连夜强制谈话、喝苦丁茶、等酷刑。

被成翠贞（女）踢过的双腿，大约拍于2004年秋天被踢一年之后

所谓“北京法制培训中心”的强制洗脑，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十足的伪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比如基本上是天天不许我去厕所，实在憋不住了才让去，但是许多时候是让两个转化的妇女侯××、史X给倒尿。但是有时候是假惺惺的派警察拿来脸盆，逼我在屋子里小便，然后替我倒尿，说什么“某某警察在家里连他爸爸的尿都不给倒，现在却给你干这种活”之类的话，让我觉得好像欠了警察天大的人情，从而为了免于他们倒尿的辛苦，赶紧放弃自己的信仰。那个把我的小腿踢得血肉模糊的成翠贞，刚刚见到我的时候，冒充一个大学教授和我交流（后来无意中暴露，我当时正在绝食，她除了好言相劝之外，每天给我的床头放上一个剥好的鸡蛋，一碗一次性餐盒装的小米粥。但是由于上当多次，我知道她也坚持不了多久的，而且一旦变脸，比别的警察好不了哪去。半个月后，她就原形毕露了。

在那里，大队长徐志刚不止一次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要不是比流氓还流氓，我怎么管得了那些流氓？”我开始听见这句话时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事实教育了我，由于被党文化洗脑多年，很多警察的人性确实被扭曲了。

说实话，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真不敢相信在首都北京这样的文明地区、窗口地区，能够发生如此残忍血腥的事情。中国的法治进程，就这样被江泽民操控610组织生生的给破坏了，不清算江泽民的罪行，依法治国就是空话。

做奴工关小号，父亲临终前也未能见到最后一面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我被送往唐山开平劳教所二大队，非法劳教三年，强迫从事重体力奴工劳动---烧耐火砖，每天负责除料、搬砖等等。当时的身体由于绝食半年受损害很大，搬砖除料都比较吃力。大约二零零四年三四月份，我们被集中到所谓法轮功中队，徐振民、李力、李胜利、禹春雷等警察和李宏斌等犯人负责看管或者转化，逼迫我们学习诽谤大法的资料、出操，我们不得不绝食抗议。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不可思议的大事，我们在劳教所里看到了真相光盘！大队长徐振民为了缓和紧张僵持的气氛，允许学员看电视、下棋，一天，绝食的我正躺在床上休息，一个同修让我去看录像，我去了一看，不由得惊呆了--里面正在放映香港五十万人游行抗议二十三条立法等真相。劳教所里面封闭极严，每个人都要搜身，法轮功学员更是被搜的严厉，一旦发生传经文的事情，就被残酷折磨。现在居然能够看到真相光盘，真是太神奇了！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徐振民在自己家里悄悄看的，他忘记从VCD机子里取出来，包夹也不知道盘的内容，阴错阳差的让大法弟子看了，帮助大家升起了强大的正念。

二零零四年五月中旬，由于永清县法轮功学员韩振巨被迫害致死，老韩很善良，大家非常伤心，于是我写了一首小诗悼念：“法徒韩振巨，慈悲耀天地。几度经囹圄，助师志不移。诵法励同修，利笔伐恶急。此身化祥宇，还有后继人”。由于警察隐瞒老韩的死亡情况，我们不得不抗议，灌食时喊口号，找所里交涉。于是我被关到了小号里面，睡在一个光板床上，没有被褥，冷的要命。

五月份，我妹妹来信父亲病危，我申请回家探视，副所长阮大国等人假惺惺的批准回家，劝我放弃绝食，我同意了。可是我被骗了！柯继斌等人根本没有送我回家探视父亲，而是把我送往石家庄劳教所继续迫害。因此我错过了临终最后见父亲一面，留下了终生遗憾。因为父亲的一生最疼爱我这个长子了，母亲说在我被劳教期间他经常念叨我，临死之前还在念叨。骨肉分离谁之罪？！怀着深深的愧疚和遗憾，出狱后我买了上好的果品，和妻子一起去祭奠我那个全村公认的善良的父亲，焚化了悼念的诗稿后，放声痛哭……

在石家庄劳教所，我被盗窃犯等人从地上拖着去强制灌食，曾经被大队长边志强、警察秦××打耳光。后来由于身体被迫害的病危，在海内外同修和家人朋友的营救下，才办理保外就医，由妻子和妹妹接回了家。

二零零四年六月出狱后与母亲合影

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的违法行为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九日，我在北京打工，却被海淀四季青地区公安分局绑架（警察打丢了眼镜，抢走五百多元钱）。后被送往清河看守所、苏家坨看守所关押，非法劳教两年半，然后送往北京大兴劳教人员调遣处。

按照中国宪法，中国公民享有言论、信仰、集会、结社、游行以及示威的自由，我们所做的只是行使这些权利而已。比如我拒绝写保证书，拒绝执行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许多名义上的所谓规定------实际上是羞辱人格的措施。举个例子，调遣处规定，无论出门还是进门，即使门口没有警察，都必须喊完“报告”“谢谢队长”之类的话，才能迈出门口；打饭、取药，都要面对警察蹲下来，伸出手类似乞讨状（或者单腿跪地状），实在让人感到无法忍受！定这些所谓“规矩”——肆意践踏侮辱劳教人员尊严来烘托警察威风凛凛的人，心态是多么的阴暗，人性是多么的扭曲！所以我断然拒绝这样做。

在调遣处期间，李士民、钟凯、韩立松、韩旭、任德全、古永昌、臧海全、赵雄伟等人，指使李同生、李刚、李力、孙雷、辛建等犯人对我进行包夹，经常不许上厕所。有时候打骂、罚站，逼迫天天坐小板凳；在调遣处，我的一举一动二十四小时都有记录，要求包夹天天汇报。坐板的时候，有时候四个包夹，有时候六个包夹围坐在我的周围，用手摸着我的身体，制造一种压抑、窒息的气氛进行虐待，迫使我放弃信仰。

为了强迫我写保证书，剥夺了我的睡眠长达八天，每天只许睡两个小时。我被迫绝食抗议，一个矮个子的黑心医生，一上来居然给我灌了六饭盒稀粥，灌完后我身体涨到像个孕妇，根本无法站立，被几个犯人架着回到了囚室。

调遣处要给我拍照片，我不同意，警察连骗带强制失败两次后，在地上铺一个蓝色床单，然后派七八个人把我强行按着仰卧在地上拍照。

调遣处暗中还剥夺了我的起诉权利，我在清河看守所写了请求劳教复议的申请，可是在法定的两个月中却没有任何答复（很可能被清河看守所警察偷偷的扔了，也有可能上边渎职）。于是我拒绝报数、喊口号表示抗议，被辛建等五六个劳教犯用湿毛巾捂住鼻子和嘴打翻压倒在地，憋得我肺都要炸了，差点背过气去，拼命挣脱我才把毛巾拽开，缓了一口气。

于是我要求起诉北京劳教委，要求撤除非法的劳教决定，并写了起诉书。李士民假意答应，骗我配合照相，但是根本没有给我上交起诉书（因为警察告诉我，起诉后为了审理方便，控告人先不遣送外地，可是没有多久，我就被送往内蒙古了）。赵雄伟等人还用电棍电击我的脸和嘴唇，疤痕一个多月才变淡，还用膝盖磕压我的肋骨，肋骨因此肿痛不已，一个月左右才好转。

三次杀绳与疯狂电击

二零零八年新年前夕，我被转到内蒙古五原劳教所一大队进行迫害。

二零零八年新年，因为所谓的私藏经文，我被内蒙古五原劳教所一大队大队长李海鹰、副大队长赵乃东、管理科科长赵乃卫、管理科副科长刘思哲、索××、阎××、陈××为首的十来名警察用六根电棍，电击了两个小时左右，前后共三次电击腋窝、胸部、肋骨、大腿、双脚等处，赵乃东一边故意电击我的腋窝，一边笑嘻嘻的说“嘿嘿嘿，你有你们老师法身保护，不怕，嘿嘿嘿……”。每电击一次之后，一个姓武的警察马上给抹上治疗烫伤的京万红等药膏（目的是防止电击伤痕太重被其他犯人发现罪行）。即使这样，三次电击之后，我的皮肤还是起了不少的小水泡，左脚脚面被电成了黑紫色（后来脱掉了一层黑皮），一个赤峰的姓闫的学员看到后，不禁流下了眼泪。

杀绳的酷刑（五花大绑之后，再用力往颈部猛提，系住扣，然后电击）我也被迫承受了三次，上刑之后胳膊、手指都不会动了，半个月之后手指才会动弹，三个月之后胳膊才恢复正常，一年之后食指和拇指一粘冷水还麻木。

电击之后，赵乃东勾结管理科给我加期，电击开始之前的头一天晚上威胁我是一周。电击之后，楼道贴出告示加期一周。第二天居然又改为延长劳教期三个月！我去问他原因，他狡辩抵赖，说没有七天的事情（可是那个七天的通知是贴在楼道，别的劳教犯看到转告我，我亲眼看到的）。这显然是为了报复我，涉嫌《刑法》第二百五十四条【报复陷害罪】。

我在五原劳教所多次被限制买生活用品、给家人通电话等等。一大队副大队长赵乃东等人，女警张保利出于我拒绝上厕所喊 “报告”的不合理要求（其他人不必喊），多次不让我上厕所，逼的我不得不绝食抗议，她才不再提这个无理要求。在五原劳教所，赵乃东、魏玉智、刘宝华等人多次找我谈话，强制洗脑，被迫从事摘辣椒等劳动，而且被关押在禁闭室长达一年半左右，严重违反当时的有关规定。

家人遭受的牵连迫害

江泽民倾全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给我和我的家人造成了极大伤害。我的母亲在听说我被开除，面临非法劳教，险些晕倒，心脏当时就出现了胸闷胸绞痛（她以前从来没有心痛过），由于担心我被开除劳教，母亲见到我，居然要下跪！这作为人子，情何以堪？！我不得不违背内心，答应她，写下了保证书；我的父亲临终前都未能见上爱子一面，出狱后我也只能痛苦的吊唁，抱憾终生；

我的妻子有几年经常以泪洗面，升职受阻，别人都升职了，比她年轻的资历浅的都升副科了，她却迟迟不能动，对她比较好的领导直言既然要家也只能这样，领导已经尽力了，否则她早就被调离单位了。由于我无法上班挣钱，家里常年经济拮据，生活艰辛；

警察多次闯入家中绑架和单位半夜敲门，使我幼小的女儿多次受到惊吓。由于父亲常年不在家，缺少父爱，孩子精神极度压抑，她的同学曾经告诉她妈妈--看到她自己偷偷哭泣。天真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伤害，使她的成绩一度直线下降，到高中居然作文都不怎么会写了，要知道这个孩子在初中就独立在《廊坊日报》发表过三篇文章啊！其中一篇是征文获奖的。幸亏她的大姑、二姨、班主任老师等人多方关爱照顾，我的女儿才度过了健康成长的巨大难关；

与年龄不相称的沉重

妹妹听说我被唐山和石家庄劳教所迫害病危，忧心忡忡，多次四处奔波营救，听说我被五原劳教所施加酷刑，着了无数次的急，和沙慧敏、赵乃东等人交涉，而且写了很多的信，劝我忍耐。由于江泽民的残酷迫害，妹妹为我付出了无数的辛劳和经济支出，妹夫和弟弟也相应增加了很多赡养老人的负担。

请拿出审判文革首犯的勇气，挽救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

综而言之，江泽民对所有法轮功学员，实施“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的国家恐怖主义灭绝政策，根据明慧网报道，到二零一五年八月为止，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388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江泽民已经犯下的罪行已经足以达到群体灭绝罪的要求。为了将法轮功从中国彻底铲除，使我和其他同样处境的法轮功信仰者遭受了酷刑折磨、屠杀、器官摘除、非法抓捕、拘禁与囚禁、强制奴役等其他身体上的伤害。

江泽民集团十六年的血腥镇压，使神州大地罪恶肆虐，悲剧连连。无数的家庭经济拮据、妻离子散，无数的老人儿童失去照顾抚养，出现了许多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凉场面，造成了无数父母在担惊受怕中度日、在盼儿归来中含冤离世……这一切都斑斑在册，罄竹难书。

特别是迫害中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和良心犯器官牟取暴利的罪行，令人发指，神人共愤，使中华民族蒙羞。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欧盟通过决议，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良心犯器官；而且这一罪恶又被台湾立法院、澳大利亚议会、美国议会、意大利参议院等国内外组织谴责，被《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赫尔辛基日报》、《乌克兰青年报》、《俄罗斯之声》、意大利共和国报（La Repubblica）等多家国际媒体报道，严重败坏了国家形象，必须依法追究。

江泽民的倒行逆施，使中下层官员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好人，为了自身职务和利益，出于自保，不得不昧着良心犯罪，明天也将面临正义的审判。但我目前只控告主犯江泽民，想给其它犯过罪错的公检法人员人留下改过的希望与机会，因为他们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牺牲品。

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捍卫我的信仰自由等合法权利，更为了免于中华民族陷于道德崩溃的泥潭，本人特对主犯江泽民提起刑事诉讼。请求依法追究江泽民的滥用职权罪、虐待被监管人罪、反人类罪、侮辱罪、诽谤罪、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非法拘禁罪、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报复陷害罪、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 、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在国际，国内著名媒体上向我师父-法轮功创始人公开道歉，消除不良影响，恢复名誉，赔偿经济与精神损失。

衷心希望高检高院的各位正义官员，能够秉持道德良知，坚守法律惩恶扬善之本质，拿出审判文革首犯的勇气，把迫害法轮佛法和祸害中华民族的罪魁恶首江泽民，早日送上审判台，匡扶正义，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