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幼饱受病痛之苦

我从小就体质虚弱，多病缠身。除了眩晕症、严重低血压、以及胃病之外，我还患有严重的扁桃体发炎，经常咽喉疼痛，不能吃饭，吞咽吐沫都困难，我深受折磨。

又因为经常挨父亲打骂，我从小被吓出了心脏病，病情一发作时就严重抽搐。以至于落下了病根儿，即便在睡觉的时候，一旦感觉谁碰一下我的被子，我都会吓得心脏难受的不得了。

更痛苦的是，从记事儿起我就身上起疙瘩，奇痒无比，我经常把皮肤都抓挠破了。这个病每年都复发好几次，每一次都很长时间才过去。吃中药，还用中药洗，洗完后在伏天也得用棉被捂。还使用食盐热敷。什么招儿都用过，却都不怎么见效。犯病时，那种皮肤奇痒过后、还肚子痛，而且经常会痛得昏死过去。父母不得不把我送医院救治。

最倒霉的是，在我十七岁那年的秋天，我竟然左膝盖疼痛难忍，开始的时候行走困难，后来就不能走路了。去医院就诊，医生诊断为风湿性骨肉癌。医生建议进行“穿刺”化验，可我父亲担心会导致后遗症，担心我会成为痴呆，就不同意穿刺。医生又通过抽骨髓化验，最后确诊为骨髓炎。那时我还一直高烧不退，情形非常危急。医生建议截肢保命，我父母不忍心孩子变成残疾人，不同意截肢。

之后我住院三个月，做了两次手术。出院后又三个月生活不能自理，由父母伺候，弟弟妹妹也给我端便盆。半年后我能拄双拐走路了，但只能迈很小的步子，稍有不慎就会摔到。并且左腿从来不能下蹲，上厕所时总是左腿伸直，只靠右腿支撑整个身体，那非常的痛苦。而且我不能多走路，走路多一点儿，左腿就痛得很厉害，还伴有发烧症状。这种病难以根除，必须常年用药维持，而且得用好药。

这病痛一直无情的折磨我，甚至在五年之后，我因为犯罪被关进监狱里时仍然深受其苦。

二、一“出门”栽进监狱里

我从小爱打抱不平，为此经常受到性情暴戾的父亲打骂。一九八七年，我不堪忍受父亲打骂就愤然离家出走了。那一年我十九岁，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然而万万没想到，第一次出门就遇上了劫匪，遇上了要命的劫难。

在火车站，有个抱小孩的妇女主动跟我搭话，让我帮她抱孩子。她热情的问这问那，我一点都没防备，都如实的回答她。我说我要去某地我姨家，她说她家就住在我姨家邻近的地方，两地仅仅相隔一站地。她让我跟她走就行，就这样我稀里糊涂的上了贼船。

然而等到了一个地方，我才知道她竟然是拐卖妇女的人贩子，我被她拐到山东省来了。得知她要卖掉我，我坚决反抗，她丈夫就狠毒的打我，那我也不屈从。后来那人的弟弟看中了我，就把我留下，跟他成亲了。拐卖我的那个女人就成了我的妯娌——嫂子。

我发现他们家竟然是人贩子家庭，全家人都是靠干这种坏事混日子。他们还胁迫我参与拐骗，我拒绝，他们就狠毒的打我。我反抗也无济于事，最终不得已顺从了他们。我的角色是跟人搭话，诱骗妇女上当。

一九九零年，在我参与几次拐骗活动之后，与丈夫一起被公安机关抓捕了。谁知他把罪过都推到我身上，可是明知道他是主犯，我却不会给自己辩解，最终因拐卖妇女罪被判处死缓——那一年我二十二岁。

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两年，之后于一九九二年三月被送进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服刑。

监狱里的警察都说我不应该被判这样的重刑，说我罪不至此，大家都同情我。可是同情又有什么用呢？一个被判了死缓的人，我对生命还能有什么奢望呢？更何况我又是一个疾病缠身的人，也只能浑浑噩噩混日子了。

在狱中接见家人时，别人收到的都是好吃的。而我每次都只能收到家人送来一兜子的药。由于我长期服药，又导致了肾病，长期浮肿、尿频。一九九六年我又严重贫血，翻身都得靠别人帮助，去厕所也得靠人搀扶。接见家人时，都得由别人陪着去，替我跟家人说话，我自己都无力说话。贫血最严重时还时常出现昏迷状态。为此我在狱中修病假一年多，自然不能减刑。

人家说，屋漏又逢连阴雨，这话真不假。在监狱里本来就够苦的了，我偏偏又莫名其妙的经常脱臼。我的左手臂简直都弱不禁风了，经常会莫名其妙的脱臼，甚至在睡觉时翻个身都能脱臼，那真是很痛苦的事。

一身的病痛，绝望的心情，我就这样度日如年，浸泡在监狱的苦水中煎熬。

三、枯木逢春喜得大法

一九九六年，监狱里一些狱警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了，道德提升了。狱警们为了省心，为了便于管理，就倡导犯人们修炼法轮功。警察劝我说：炼法轮功身体好，也不花钱，没事就炼吧。

这样，在一九九八年的春天，我在监狱里开始修炼法轮功。我简直不敢相信，炼功不久我多年的顽疾全都好了呀。亲身体验到大法的美好与神奇，身体健康了，心情也快乐，我决心坚持学下去。

那一年的夏天大陆发洪水，监狱赶做救生衣。我连续干了三天三夜，却一点没感觉累。事后犯人们都特别惊讶，有人说：没想到你三天三宿都能跟下来，看来炼法轮功身体变化可真大呀。

炼法轮功不仅身体好，我原来的坏脾气也改掉了。有一次，一个犯人把咸菜油弄到我床单上。别人都以为我得跟她干仗呢，因为在那里洗东西太难了。可是我因为学了法轮功就没跟她生气，这令犯人们很惊讶，都说炼法轮功就是好。

有一次监狱警察给我们发囚服。以前发的都不合身，只有这次很合身，所以人人都想要。可有一个人没得着，我就把自己的那件给了她。别人都说我：你刑期那么长，你就留着自己穿呗。我说“没事儿”。大家都说：学法轮功的人就是不一样啊。

四、坦然面对严峻考验

我刚修炼了一年的时候，也就是我有生以来、人生中的好日子只体味一年的时候，厄运又一次降临了。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发动了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打压与迫害。

那时候监狱里还没有从外面送进来的法轮功学员。监狱开始对狱中学大法的刑事犯人威逼利诱，使用种种手段迫使我们放弃修炼。也真有人因为惧怕中共的邪恶而屈服了。而多数人都不肯放弃修炼，我就是其中的一员。由于我亲身体验过大法的纯正、大法的美好，深知大法教人做好人根本没有什么错，因此我不相信中共媒体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而且从做人这个角度讲，我也不是那随风倒的人。我当然选择不放弃信仰法轮功。

然而，我因为坚持信仰就多次被狱警关进小号实施迫害。在小号里，我又被强制长期戴刑具；寒冬腊月里，恶警只让我穿线衣、线裤，挨冻不说，还得挨饿。我不配合恶警的要求，就经常被恶警、犯人殴打。长期迫害我的人有：恶警杨丽斌、王晓丽、姚丽；犯人：付秀玲（杀人犯）。

二零零一年冬季的一天，我得知有刑事犯人因为不放弃信仰法轮功、被长期关押在小号，就想找监狱魏狱长请求放人。却遭到狱警乔丽娜、大队长侯雪萍的轮番毒打。她们说，狱长是你随便见的吗？你想找狱长解决问题、狱长就给你解决吗？我说：解决、不解决是她的问题，可是见狱长反映问题那是我的事，是我的权利。当我见到狱长后，把狱警不准我见狱长、并因此毒打我的事说了。狱长当面把狱警数落一番，狱警消停了。

五、监狱院长对我打毒针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二日，我跟一个学大法的刑事犯人说了几句话，竟然被恶警关进小号里。监狱医院院长赵英玲找我谈话，她哄骗我放弃修炼，她就可以建议狱长把我从小号放出去。我拒绝了，她就说：“那你就愿意打针啦？你知道吗？这是国家专门研制的、专门给法轮功学员打的药！”一看我仍不妥协，赵英玲就指使犯人护士商晓梅（杀人犯）、李丽（伤害罪），多次对我强制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毒针。我拒绝打针而绝食抗议，又遭到恶警的野蛮灌食，上颚都被弄破了。同时被毒打折磨，裤子被撕的象扇叶似的。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打针后我出现迷糊、心慌症状，异常的难受。看管我的犯人居然一反常态，频繁问我：“口渴吗？”还让我躺一会儿。这就很奇怪了，平时她们强制我必须伸直腿、直立坐在板铺上，稍不符合她们的要求就会遭到训斥。如今她们这样伪善的表演，反倒凸显其邪恶的用心。我知道她们是在试探，想察看这种毒药的作用有多大。

当时有许多被她们打过毒针的法轮功学员变得不正常了，多数人不自觉的往外伸舌头，样子很吓人的。监狱头子与恶警们就会变态的欣赏自己的所谓“成果”，嘲笑被她们迫害失常了的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二年的夏季，我曾几次被她们打毒针，但都凭着对大法的正信硬是挺了过来，一直没有倒下。这是监狱医院头子、及恶警们始料不及的。之后我被从小号放出来，参加奴役劳动。

六、我被关小号、戴刑具

虽然我参加劳动，狱警队长却借口我不放弃修炼而不给我工分，这样就不给我减刑。而且她们还一再肆意加重迫害，动辄把我关进小号里。还不让我见家人，不让给家人写信，家人的来信也不给我。我认为这实在太过份了，就开始罢工。恶警们又把我关进小号，并且长期对我强制戴刑具。

在小号期间，有一天警察来带我去车间，我说“是来接我开批判会呀”。警察让我在开会期间不要说话，不管开会说什么，叫我都不要吱声。我一听就觉得不正常，就不答应。结果恶警亲自坐镇指挥，二十多个犯人往我头部缠上了厚厚的胶带，对我封口，企图让我闭嘴不说话。可当我知道她们又在诽谤法轮功时，就用力撕扯胶带，高喊“法轮大法好”。她们非常害怕，又把我送回了小号。在小号里，狱政科长杨丽斌、警察姚丽、犯人付秀玲一起迫害我。她们骑到我身上，用胶带缠头部，对我封口。还拽掉我一绺一绺的头发。

这次关小号，四十多天后才把我放出来。

七、遭毒打、灌食、冷冻、吊铐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五日，我所在监区几十个法轮功学员整体拒绝做奴工，我也积极配合。监狱防暴队男恶警杨子峰，和女警吴艳杰、陶淑平、李笑宇、乔丽娜等人，来到监号对我大打出手。恶警王某说：“谁敢动，我让她在这个世界消失。”她们把屋内所有人都赶出去，对我进行残暴的毒打。嘴被打出血，恶人还用擦地抹布塞进我嘴里，又拿鞋抽打。

之后她们把我从监舍拖到小号里，我身上都被拖坏了。法轮功学员肖爱玲看不下去，前去讲理，也被强行关入小号。在小号里，我不配合她们的无理要求，被恶警罚坐铁椅子。我绝食抗议，恶人一边量血压、听心脏，一边对我灌食。用开口器将嘴撑开至最大程度，长时间折磨我。这使我头痛的象裂开似的，分分秒秒都在痛苦中煎熬，感觉生不如死。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我和肖爱玲被关在小号里近一个月，直到被迫害得身体极度虚弱时才放回监舍。当时我俩走路都很艰难了，手、脚肿的脱掉一层皮。在关小号期间，恶警（指导员）王玉兰还唆使刑事犯人说：“对法轮功，该出手就出手。”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为了索要被长期关进小号里的一名法轮功学员，其他法轮功学员拒绝去车间参加奴役劳动。接下来在狱长王星、褚淑华的指使下，警察命令犯人强行拖拽她们去车间。我看到有人殴打法轮功学员，就去制止，结果被犯人连拽带打、昏了过去。她们就把我抬进车间，放在干活的案子上。

下午，我和几十个法轮功学员一起被强制拖到楼外，在监狱大墙风口处冻着。当时正值北方寒冷的冬季，气温达到零下三十度。我们一直被冻到晚上。这期间根本不让吃饱饭，只给一点吃的，还把监舍里我们自己的食品都给搜走。还禁止我们上厕所。晚上回监室后不让睡觉，在走廊里码坐小板凳，一直坐到深夜两点。

两天后，我被恶警戴背铐，吊铐在寝室的床头上，一直铐了四十八个小时，之后被拽出去继续迫害。其他大法弟子被带到男犯人监区继续受冻、一直冻到下午四点。回来后不让坐着，让所有人都蹲着，蹲到半夜十二点。

我又被拉到防火通道风口处，只穿线衣、线裤，就这样被冻着。回监室后不让睡觉，又被恶警乔丽娜铐在铁门上，那种姿势站不直、又蹲不下，只能半蹲着，极其痛苦，一直铐到凌晨五点多。

八、我被捆束缚带、灌药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监狱又开始对整体法轮功学员迫害。恶警强迫犯人给法轮功学员念污蔑大法的“陈斌”报告，我拒绝听，就把报告给撕了。大队长董丽华就用“束缚带”折磨我，她用皮带把我浑身上下都捆绑起来，整整捆绑我七天七宿，连吃饭、睡觉都不给解开。之后，董丽华不让我见家人，不准家人给我存钱、送物，也不准邮信。还让犯人对我严管，不准任何人给我东西。

二零零七年八月，董丽华把我转调到监狱医院住院处迫害。明明我没有病，却每天被强制打针、吃药。我拒绝吃药，恶警就指使犯人对我强制灌药。灌药时，她们用塑料勺子撬我的嘴，塑料勺子被撬坏了。而我的口腔上腭、舌头、喉咙全被搅破，连牙齿也被撬得直掉渣。

我在狱中遭受的毒打，遭受的屈辱、以及种种迫害，远不止这些、远远不止这些……

结束语

只因为信仰法轮大法做好人，从二零零一年起，监狱开始不给我减刑。我被关押在监狱二十二年，直到二零一四年才出狱。加上先前在看守所关押两年，共经受二十四年的牢狱魔难，彻底结束了我今生今世的大难。

这期间，从死缓到无期、再到有期徒刑的改写，正值中共对法轮功打压之前的时期。现在看来，一切都得按着冥冥之中的天意安排走，那真就是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了。

回想自己仅仅由于不放弃对大法的信仰，而遭受中共十四年“牢中牢”、“狱中狱”的残酷迫害、而这十四年中多半时间又被关进小号里折磨，我不后悔！回想由于不放弃信仰大法而被剥夺十四年劳动挣分、进而减刑的权利，我也不后悔！虽然我文化程度低，但悟性还可以。在我看来，减刑不减刑、生与死固然都很重要。可是比起做人的准则与尊严来，这些又都不重要了。

一个人无论吃多少苦、无论遭多少罪，只要能坦坦荡荡的做个好人，坦坦荡荡做个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那就是最充实、最有意义的人生了。为了守住坚信大法的那一念，历经百苦而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