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内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六日，我被押送到牡丹江监狱集训队，在这里我度过了六年半。我做了两年多奴工。先后做过杂活（打饭、打水），在彩印车间包装搬运，扒废皮里的钢丝，编汽车坐垫，缝足球等。二零零五年七月因劳累，我从上铺直接落到地面，造成右脚踝骨严重挫伤。其后因右脚不能着地，上厕所、洗漱只能靠左脚单腿蹦，长时间超负荷造成左骻股骨头损伤，十年了至今仍时有疼痛。

二零零六年初，我开始了长达三年半的反迫害抗议：不穿囚服（也不戴服刑人员胸卡），不报数，不做奴工（因我没有犯罪）。监区长姜亦臣约我谈话。我被带到车间，进监区长办公室我不喊报告敲门而入，姜亦臣示意我蹲下（监狱侮辱犯人，犯人要蹲下和警察谈话。），我拒绝，在这个监狱我从未给任何人蹲下过也从未喊过报告（包括狱长）。姜亦臣气急败坏，抓住我，想把我按下。一分监区指导员姜海涛和另一警察做帮凶，即使把我按倒，我坐在地上也不蹲。姜亦臣气急败坏地踢我两脚，指使胁迫犯人尚尔文踢我脸。我给他讲：我没有犯罪，非法关押本身就是迫害，再强迫我做奴工，更是加重迫害。我不是针对你个人，我对你们没有任何想法，你们也是被胁迫，你们也是受害者。姜亦臣不听，叫来秦干事，让他取几个大电棍，先把我“突撸突撸”（意用电棍电）收拾完再送“小号”。我也不怕，反正豁出去了。我心里想：你说的不算，我师父说了算。秦干事出去找电棍一上午也没回来，我被带到另一办公室，警察进进出出，到中午吃饭时间也没人管我。一个犯人来叫我，说吃饭了，我便随他走出管教室。

第二天教导员林增军找我谈话，威胁押小号，并派人把我个人棉衣烧了，叫嚣明天要抬我到车间冻我。我义正词严，当着十几个犯人面，我大声讲：我没有犯罪，为什么要遵守犯人行为规范？我是被迫害的，你们不要助纣为虐。我开始绝食。第二天上午九点多 ，林增军、秦干事从车间回到监舍 ，把监舍里的犯人全部叫出去开会，监舍里只剩我一人。一会犯人回来了，值夜班的犯人来到我床边，小声跟我说，你要炼功你就炼。衣服有没有，没有我给你找一个，吃饭吧。我知道，他们妥协了。我也吃饭了，此后直到二零零九年五月九日走出监狱，我没有出工。

十一月份，我被转到当时是这个监狱最黑的监区：十三监区。我收拾东西时，许多跟我关系不错的犯人纷纷过来嘱咐我：小心。

这个监区的监舍里听不到人说话，收工回来，吃过饭，犯人们都在铺上静静的坐着。白天出工完不成任务，晚上报完数还要被“开会”。我亲眼看见了一次：报过数，犯人班长派人把名单上的人都叫来说“开会”。很快，那些犯人都过来了，多数是老弱病残，一个个诚惶诚恐的，好像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似的。门关上，班长一个个问，为什么没完成任务？那些犯人不怎么敢说话。随后就是扇耳光，用铺板打。有的铺板都被打折了，打累了，才停下来。我邻铺进来前是某某大学的老师，五十多岁，也被开会。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精神的压抑和身体上的痛苦交织在一起，哭又不敢哭出声，屈辱和无奈将伴随他很多年。曾经有几个犯人受不了这里的管制，在收工时，跑到狱长面前跪下，诉说受到的暴力对待，请求转监区。而等待他的是又一轮暴力。除了暴力，这里还能有什么？

这个监区的同修见面不敢说话。白天病休的犯人偷偷告诉我，法轮功学员贺江以前被他们（狱警和犯人狼狈为奸）整够呛，在车间吊在前面都吐血了。

二零零七年一月的一天，新上任十三监区三中队队长和指导员突然来到监舍找我谈话，要求我出工干活。那天我状态出奇的好，异常平静。我对他俩讲：“首先，我不出工，不报数，不穿囚服不针对任何个人。而且我来十三监区前就已经这样做了。我来第二天，前任队长也找我谈话我也是这样表示的。我没有犯罪，我信仰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做事先考虑别人，行为上没有侵犯和妨碍任何人的合法权益，而是“于国于民有百益而无一害。”是江泽民流氓集团为一己之私，违反宪法、法律强行推动这场逆天背民的迫害。绑架我，本身是执法犯法，如果强迫我做奴工就是助纣为虐，罪上加罪。我相信你们都是善良人，这只是你的工作。而对我来说，我会用我所能用的方式捍卫我的权利和尊严！”他们说：“我们也是没办法，我们只是通知你出工，你不同意我们就采取强制措施！”我无所畏惧，软中带硬：“当初我决定这样做的时候，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这个工我是肯定不能出了，至于你们想怎么样，我不希望看到我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他们说：“那好，你穿衣服，送你去小号。”我换上棉鞋，（这是以前呆的监区的一个犯人朋友怕我在这里遭罪，前几天特意给我新买来的。）我站起来要跟他们走。一人说：“穿上棉衣，就这身儿上小号不冻死你呀！”我说我不穿囚服，家里送的棉衣被他们烧了。我找出一件球衣套在毛衣外面。我借上厕所的机会跟监舍里值班和打饭的那些犯人大声说：“你们给我做个见证，我现在好好的，非常健康，如果有什么意外都是他们造成的！”有好几个犯人跟我处的挺好，满口答应，有的还叮嘱我小心。当时刚好中午开饭，队长让我吃完饭再去。我说：“押我上小号我肯定不吃了。”他们俩一个押我去小号，一个进了管教室。

下了楼，出大门，向左拐，瑟瑟的冷风迎面吹来，真挺冷啊！我有半年多没有出过楼了。当时正值数九寒天，气温零下三十度左右，而为了迫害法轮功学员，小号是经常开着窗户的。我知道我将面临的是什么，我在心里琢磨着“义无反顾”这句话的涵义。

刚走不远，楼上有人喊送我去小号的队长，说句什么，队长便带我回到楼上。把我关进监舍他就走了。

二零零七年二月我又被转到迫害法轮功学员最邪恶的八监区。这个监区的多个警察在明慧网上被曝光列为恶警。监区长：唐晓辉是个流氓警察。我在十三监区时，有一个犯人跟我相处不错，他和唐是朋友。他讲，唐在社会上有一帮朋友（很多都进来过），即使同事间发生矛盾，他也可能找社会上的人解决（当然是暴力解决。）。所以很多警察都怕他，不敢惹他。就是这样的人，可以担任监区长。而他这种人恰恰被中共利用的得心应手，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上，他是无所顾忌的。在明慧网上可以查到的被这个监区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黄国栋、刘军、王明柱、张世江、关文龙等。

我到八监区的第二天早上，犯人都出工了，我还在铺上睡觉。一个犯人很气愤地把我叫醒，说了一些我不知好歹，给他找麻烦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我不知所云，急忙起床，并说声对不起。修炼这么多年我们都养成习惯，遇到冲突首先想自己，这是修炼人与常人的区别。

我将监舍门关上，请他坐下说话。原来他是这里管监舍事务的犯人头，在这个监狱叫：“站道杂工”。出工后，没出工的犯人，包括生病、受伤或其它原因不能出工的犯人，以及在监舍负责夜间值班，打饭收拾卫生，以及特殊关系犯，都集中在一个监舍。如果监舍管理出问题，他会被扣分（减刑积分）。他是我老乡，而且和某法轮功学员关系不错。讲开了，又是老乡，一下子亲近了。此后他帮了我很多，特别是下午教导员陈占峰来监舍要押我小号时，他挡了一下，说安排我帮一个近期出监的老头刷饭桶，要教导员给他一个面子，别押我了。教导员是他的关系，给了他这个面子。表面看是这样，实质上，我们修炼人，是有师父保护的，只要我们符合了“真善忍”，师父就能把任何强加的魔难化解。

上午，狱警姜磊、张生利俩人找我谈话。他们一个是指导员，一个是中队长，要求我出工。并讲只要我出工，不干任何活，而且答应给我找一个地方，能坐能躺，给我带一些杂志、书籍随便看。张生利讲，明慧网文章把他叫恶警，他很委屈，问我：“你看我象恶警吗？”我说我不了解情况，不好说。人有善恶两面，而中共邪党就是利用人恶的一面，为其所用。对他们所讲我置之一笑，很坚决的告诉他们：我不会出工，也不会报数，更不会穿囚服。谢谢你们的安排。我们谈了两个小时，最后，他们悻悻地走了。

虽然这个监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非常邪恶，但这个监区的法轮功学员们都非常坚定，在这里我感受到了法轮功学员之间的互相关心和无私帮助。

报数的时候，我就站在走廊犯人对面，看着他们。点数的狱警站在我身边，对我也是很客气。这些警察和犯人对中共邪党敢于说不的人也是佩服的，看得出他们对我是尊敬的。我与其他法轮功学员接触，他们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开绿灯。过年前，我和有条件的同修商量，大家凑钱买了点水果，给没条件的同修每人一份。过年时，同修们凑在一起吃饭、交流。

我是二月九日到八监区，五月初转到七监区。短短不到三个月，这个监区就有至少三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

三月三十一日，有个叫陈斌的犹大（在打压前学了法轮功，同时在祛病健身或其他方面得到了好处，打压后也曾为中共的邪恶镇压上访或通过其它方式为法轮功说过公道话。但是在中共邪恶的迫害下，承受不住，违心地写不炼功保证，甚至站在中共立场为邪恶迫害涂脂抹粉。更甚者，反过来用邪恶手段对待昔日同修。心灵的扭曲，人性的泯灭足以见中共邪党的邪恶。）来监狱做诽谤大法，诬蔑师父，蛊惑人心的所谓报告。他已经来过几次了，我虽然从没见过，但听回来的同修说过。八监区法轮功学员黄国栋在陈斌来监狱诬蔑大法，诽谤李洪志师父的报告会上喊：“不许诬蔑我师父，法轮大法好！”即遭到狱警暴力殴打。恶警孙健、张生利、宋军飘用多个电棍围殴黄国栋，同时胁迫犯人对其拳打脚踢，直到黄国栋被打的奄奄一息，又押小号，锁地环达八天之久。八天后黄国栋从小号回来在水房洗澡，我亲眼所见，他的腿上，身上还一块块青紫，走路一瘸一拐的。

中共酷刑示意图：锁地环

四月二十三日，法轮功学员王明柱在手臂上写了几行经文，干活之余自己看看。狱警发现后将其带到厕所殴打。当时值班的狱警几乎全部参与了对王明柱的迫害，他们是：张生利、姜磊、武学军、孙健、陈占峰等以及犯人王立军。我离开八监区时，王明柱还没有从小号出来。

四月二十四日，法轮功学员张世江为王明柱被打被押小号想同唐晓辉谈谈，没有出工。占道杂工问他为何没出工，有没有假条。张世江说要找唐谈话。占道杂工赶他出工，他不出，占道杂工就打他。我看到后即站在他们中间隔开他们，同时制止占道杂工行恶。因我和占道杂工是老乡，平时关系相当不错，对我他也不好意思动粗。打不到张世江他气得大叫。这时在门外值班的张生利冲进来，一米九的个头，拳头象个大榔头，一拳把张世江打倒。我大声呼喊：“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收拾卫生的一个犯人赶紧把我推到监舍里去，他好心，怕张生利打我。我不停地喊。张生利看着我，犹豫了一下，出去了。他用实际行动证实了“恶警”的称号。

八监区的恶警们总想找理由迫害我，上午突然回来到放被褥的库房（白天行李都送库房）翻我的行李。褥子被他们拆开了，可放在褥子里面的大法书却没被发现。法轮功学员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是有师父和护法神保护的。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承认不承认，神佛不会因为人的承认和相信而存在，也不会因为人的不相信而不存在。我堂堂正正，不卑不亢，不给他们迫害我任何机会。

二零零七年五月七日左右，我被第三次转监区。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教导员同样找我谈话，并给我四天时间考虑，他下一个值班日听我的决定，如不出工那时将押我小号。我当即告诉他：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我是不会出工的。他给自己一个台阶：不要急，不要急，四天后再说。过了四天，他值班，果然又找我谈，东拉西扯也没谈押小号的事。

二零零八年，两位法轮功学员因为向世人揭露中共邪党，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被绑架，被判刑。监狱借奥运之名，掀起了又一轮对法轮功学员的邪恶迫害。我所在监区法轮功学员多次被翻查，行李几乎拆烂，大法书几乎被清没。多次听到其它监区同修被押小号的消息。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份到二零零七年五月，我被转了三次监区。期间多次受到暴力、押小号等威胁。在恐怖和陌生的环境中，精神高度紧张，压力很大。

在这七年中，不断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死的消息，我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宁军，汪继国，金宥峰，魏晓冬，还有不认识的于军修等共十几人，先后在这个期间被迫害离世。

魏晓冬和我在一个监区（十二监区）。他从集训队分到十二监区时，身体已经被迫害得相当不象样。由于多日不让睡觉在水房罚站，加之肺结核晚期，明显看到他的身体已经弱不禁风。还是被逼出工，晚上睡觉咳嗽不止，邻铺的犯人被他咳嗽的睡不着觉。魏晓冬为了不影响别人，只得一宿宿的坐着。这就是大法造就的生命，在自己被病痛折磨的难以承受的情况下，还想着别人。许多犯人提到此事，对法轮功学员赞叹不已，大骂共产邪党太没人性了。过年时，他把一个同在监狱服刑，他曾经教过的学生送给他的水果，分给那些家里没人管的犯人。

监狱是不把人当回事的。监狱医院给犯人输液时，有很多只输盐水，而药被犯医攒起来拿到外面去卖。我认识一个犯人，痔疮手术，手术后竟然不打消炎针或输液，这个犯人托人买一条烟送给犯医，马上给输液。魏晓冬住院时已经很严重了，而监狱医院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治疗方案，保外就医又不批，等于在这里靠时间等死。据当时十二监区的陪护犯人卢××亲口对我讲，魏晓冬出现生命危险时，是在凌晨。当时魏晓冬出现呼吸困难，因他住在二楼而氧气在三楼病房，楼上楼下病房走廊门全锁着，出不去，进不来，狱医也不去想办法，大家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魏晓冬在极度痛苦中渐渐的没有了呼吸。当时还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吴月庆？）在同一病房住院，那个同修，焦急的用双手晃动着锁着的铁门，呼喊着。眼睁睁看着魏晓冬痛苦中离世。同修嚎啕大哭，在这昏暗的监狱里，在这黎明前的黑夜中，哭声显得非常纤弱，无助与无奈。

我接触了很多人。他们犯罪的原因很多，有杀人放火的，有抢劫偷窃的，有诈骗勒索的，也有被冤枉强判的，还有黑社会的。在我眼里他们和社会上的人，没有任何区别，我也从来没有恨过任何一个警察。我觉得他们非常可怜，在无知中，在利益驱使下做着世上最坏的事—迫害正信的修炼人。中共邪党灌输的无神论，使他们做起恶来无所畏惧，中共的专制独裁，又使这些人执法犯法，毫无顾忌。特别是在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抄家、劳教、判刑，被送黑监狱（洗脑班）迫害，更甚者被活摘器官牟取暴利。我曾经有三次以上的体检，抽血化验。在这里法轮功学员没有普通服刑人员所享有的待遇。我们这些因不放弃信仰而被判刑的人，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我们不能和家人会面，不能到超市购买生活用品，同修之间不能交往，甚至不能说话。杀人放火黑社会，被判死缓的都比我们有更多的权力和自由。可在抽血化验体检上，监狱对我们格外殷勤。当时我们也觉得有问题，后来得知，这一切都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有关联。中共有很多见不得人的罪恶被掩 盖着，一旦红墙倒塌，将有更多令人发指的惊天黑幕曝光在世人面前。“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九评》）

在这七年中，我的家人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歧视、侮辱、冷漠。我父亲和岳父在忧愤中，在巨大的压力下，先后离世。女儿中考和大考多么需要爸爸的鼓励呀，可是她不但得不到父爱，还要承受抄家，电话监控，警察上门骚扰。还要承受学校、老师、同学的歧视。善良、活泼、大度、充满自信的女儿变得谨小慎微，甚至有些偏执。失去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孩子的就学费用成了难题。幸好在亲戚的帮助下勉强完成了学业。

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从小到大，虽然也吃过很多苦，遭过一些罪，但冥冥之中总有一只无形的手，牵引我一步步走出艰难的困境，走出危险的歧途，走向光明。

小学二年级，在一个新修的水库闸门下出水口，我被卷进漩涡，在我拼尽了全身力气，绝望的停止了努力，扬起手，站在没顶的水中，等待生与死的选择。一只手将我从浑浊的水中拉起。从那一刻起，我知道了感恩。感恩帮我脱离死亡的路人，感恩含辛茹苦养育我，让我明辨善恶的父母，感恩给我“真善忍”宇宙大法，帮我认知人生真正意义，引我走向回归之路的师父。

十几年的修炼实践，使我更加珍惜法轮大法的修炼机缘，更加珍惜能够使我返本归真的人身。可谓：“东土难生，人身难得，正法难寻”。今天，这些我全部拥有，我倍感幸运和荣耀。

九九年七二零中共迫害法轮功前，修炼法轮功使我多年的心律严重不齐、脉搏过缓、慢性肾炎、低血压、梗椎等病症不翼而飞，戒掉了赌和喝的陋习，家庭和睦，事业有成，其乐融融。工作兢兢业业，业务能力更趋成熟，我是会计师，从不挤占公司和个人利益，成为一个有口皆碑的好人。

中共和江泽民狼狈为奸，“假恶暴”的本性必然令它们视“真善忍”为根本的法轮功为敌。大家试想：一个以谎言、欺骗和暴力手段夺得政权和维持统治的邪恶组织，一个以继承父亲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给日本侵略者当汉奸和出卖国土资源给俄罗斯的克格勃特务，这样的民族败类结合到一起，竟然统治中国达十余年之久。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十五亿国人的不幸。惩善扬恶，对人类本性的扭曲，对向善民众的打压，对宪法的践踏，对普世价值的否定，必然导致“假恶暴”的盛行。看我中华大地，疮痍遍地，自然破坏严重，假货盛行，有毒食品泛滥，恐怖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人性的扭曲，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整个民族陷于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每个人都在推波助澜，每个人也都逃不出这恶性循环的宿命。

为了免于中华民族的灭顶之灾，为了我们华夏文明的薪火传承，特别是为了挽救被谎言欺骗的民众，无数法轮功学员走出来，在面临最大限度失去所拥有的一切：工作、事业、学业、财产、家庭、甚至生命，他们默默的走出来，无怨无恨的面对打压他们的暴力机器，本着善心，本着宽容，最大限度的承受他们本不该承受的魔难，向广大的中国民众讲述着真相，使更多能明白真相的世人免于与中共共同销毁的下场。其实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真正受害的是被谎言欺骗的世人。法轮功学员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者，是要在艰苦的魔炼中不断的返本归真，达到修炼圆满的。

而作为世人，特别是在中共邪党的胁迫下，被动和主动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直接或间接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更是置自己于淘汰与销毁之列。如果在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讲清真相中还不能醒悟过来，不能主动与中共邪党分割，主动揭露迫害内幕，保护法轮功学员，将功折罪，就将在即将到来的大审判中被淘汰。

序幕已经拉开，从今年五月开始的，对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江泽民的控告，已经使更多的民众认识到：审判江泽民，结束这场民族灾难大势所趋。而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下层参与者，仍然给他们听真相的机会、改过的机会。很多人是被谎言欺骗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如果在法轮功学员的讲清真相中能够真正明白过来，并努力去弥补自己造下的罪业，给自己一个生的机会，那才是不幸中的万幸，也不枉法轮功学员的艰难付出，不枉作为大法洪传时做人一回。冷静思考一下，体会一下法轮功学员的无怨无恨的善良和坚忍，感受神佛的洪大慈悲！

过去的终将过去，而我们将要和永远拥有的，正是我们过去和现在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