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敏女士控告说：“我庆幸能走出江泽民等人营造的人间炼狱，庆幸我能活着亲手写下控告恶首江泽民的诉状，为结束这场民族浩劫，尽我一份责任。衷心盼望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的检察官、法官们勇担道义早日对江泽民依法起诉，公开定罪，公开判刑。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我们的子孙！”

下面是李秀敏女士在控告状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

我叫李秀敏，今年五十六岁，原河北科技大学教师。一九九五年十月开始修炼法轮功，折磨我十五年的风湿性关节炎、胃病、低血压等疾病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心灵得到了净化，知道了人生的真正意义，不再为一己之私而争斗，心态平和，遇事先想到为别人好，工作任劳任怨，连续四年被评为工会积极分子。在家里，我孝敬婆婆，关心丈夫，耐心教育孩子，熟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个温馨的家。

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由于小人的妒嫉之心，个人凌驾于国家宪法之上，发动了这场打压法轮功的政治运动。至今迫害十六年，我被开除公职十五年；家庭被拆散；父母双亲在被迫害中离世；我五次被绑架，四次被关进看守所，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五年。在漫长的牢狱煎熬中，我亲身经历了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和精神摧残。

绑架、酷刑

面对迫害，我于一九九九年十月去北京上访，仅仅是行使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却被西里派出所（原友谊大街派出所）非法关押在狭小脏臭的滞留室十五天，铐在椅子上七昼夜，双脚冻伤，又被行政拘留十五天出来后，被单位软禁四十天，并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被单位停发工资至今。

酷刑演示：铁椅子

二零零零年二月四日晚，我被西里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郑兰军，王晋生，对我拳打脚踢，把我铐在滞留室的铁笼子上，第二天他们强行搜走我衣袋里的大法经书，还非法搜查了我的住宅，随后把我劫持进了第一看守所。

酷刑图：吊铐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四日，我被押回派出所，桥西公安分局的一个年轻警察把我的双手拽到头的后上方，双手紧紧的铐在铁笼子上，脚尖点地，手钻心的疼，好像血在往下滴。四小时后放下来，我看到自己的双手肿得像馒头一样，手铐深深地陷在肉里，双臂长时间严重血液不流通，造成右手大拇指麻木半年。警察每天不是审讯时强迫我站直，就是把我吊铐在铁笼子上，不让睡觉，长达七昼夜。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九日晚，王晋生把我铐在派出所门前的电线杆上两个小时。

非法劳教三年，遭折磨的几乎丧失生活能力

为了抵制迫害我开始绝食，在我绝食的第八天（二零零零年三月十三日）我被桥西公安分局非法劳教三年送到石家庄市劳教。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四日，我被单位河北科技大学党委非法开除公职。

在石家庄市劳教所四大队。我们每天被强迫劳动十七至二十小时。三月初，法轮功学员因拒绝非法奴役，每天被罚面墙而站十七至二十小时。很多人双腿严重浮肿，我被罚站四十多天，脚比以前大了两号。

三月底劳教所又强迫我们军训（实为迫害），二零零零年四月四日上午，我们二十几人在强迫“军训”中遭警察和劳教人员疯狂的殴打。我被拖进三中队的办公室，警察刘秀敏左右开弓打我的嘴巴，打累了又换上警察刘玉英，又是一顿打嘴巴后；她们开始给我上绳：将我强行按跪在地上，扒掉我的外衣，用一根很细的尼龙绳挎在脖子上，从两个肩膀开始一圈一圈的向下勒，一直到手腕，再把两条胳膊背到后边，把两个手腕和脖子上的绳子系在一起，一般人五分钟就会昏厥；又操起胶皮棒对着我的臀部一顿猛砸；又揪住我的头发拿起一块板子对准我的左脸毒打，接着又打右脸；刘玉英抓住我背后被绑着的胳膊使劲向上提拉。行刑后他们派四个普教来抬我，她们看到我被迫害的惨状都惊讶的瞪大了眼睛张着嘴。

中共酷刑演示：上绳

紧接着劳教所又用毒打逼迫我们劳动。赵雪萍被警察刘玉英、王司机（赵县人）毒打三、四十警棍后罚站，晕倒在车间，造成下肢麻木，渐渐失去知觉，身体软弱无力，体重由一百四、五十斤消瘦到七、八十斤。二零零一年三月初赵雪萍转到三大队时只能扶墙挪动。

二零零零年四月底，我们为了抗议对我们的非法迫害，脱掉劳教服全体绝食。期间，几乎每个学员都被多次强行插管灌食，七、八个人共用一根管子，中间不消毒、不清洗，用的是塑料或者胶皮管子，从鼻子插入通过口腔、食道插到胃里，然后把灌的东西从管子倒进去，管子越粗痛苦越大，那种疼痛、恶心难以形容，我被灌食后致胃出血。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二零零零年六月八日晨，我想炼功，被劳教人员赵连香抓着腿往床上撞，造成右腿膝关节损伤，韧带拉伤，软组织挫伤，不能负重。瘸腿三年多。当时迫害我们的四大队警察有大队长：尚长明；政委：张双琴；副大队长：付振爱，王勇；中队长：刘玉英，刘秀敏。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江泽民一手导演了灭绝人性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陷害法轮功，蒙骗无辜的百姓，在人们心中散播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他们继续镇压法轮功制造依据，寻找借口。劳教所内的“转化”迫害随之升级。

二零零一年四月的一天中午，分队长刘峻岭说开会，把我们骗到办公室，把门反锁死，利用劳教犯人对我们强行搜身，同时囚室的被褥等被翻得一片狼藉，劳教所警察抢走了我们的纸和笔，及所有有文字的东西。为了抗议他们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我和王大领、易正燕、刘春兰、于淑红开始绝食。警察在一天内给我们插管灌食三次，借口王大领插管困难，插在她胃里的管子不再拔出来，还把她的两只手铐在了身后。第三天中午灌食时，饭厅里站了黑压压的一群警察，警察陈建国狠狠的踹了我一脚，耿行军和另一个警察把我举过头顶，狠狠的摔在桌子上，几个人按住我的头和四肢强行灌食。警察还把插在王大领胃里的管子拽出来重插。易正燕的口腔、食道肿胀得插不进管子，警察就吼叫着打她的脸。我们五人被灌食后，劳教所所部的副政委李爱国命令在场的警察拳打脚踢、围攻殴打我们，警察周益林、耿行军、陈建国等用胶皮棒毒打、威逼我们穿劳教服，写保证书。被毒打后，易正燕十几天爬不起床，王大领头晕、胸闷两个多月。

一时间，劳教所更加阴森恐怖，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几天之内被打、电、勒、铐，无一幸免。我们被强制看诬蔑法轮功及法轮功创始人的录像、文章、书和报纸，被强制军训，背劳教所的所规所纪，七、八个警察手持警棍、电棒昼夜游荡，恐吓、谩骂不绝于耳。每天都有人被折磨，打胶皮棍，过电，上铐成了例行公事……

二零零一年四月，李梅被警察轮流毒打一天，臀部溃烂成鸭蛋大的窟窿，在强行洗脑时又被警察耿行军打耳光上铐。二零零一年十月，在长达四十天的绝食中，李梅受尽了折磨，上铐，不让睡觉，灌食时下巴都被掐青，手也被抠破了，口腔被撬得掉了一层皮，舌头肿胀得连话都说不清，带胃管造成脸发青，生命垂危时被保外，三个月后，警察又把李抓回劳教所继续强行洗脑，但李梅仍然不转化。由于长期遭受迫害，二零零一年冬天离开四大队时已经被迫害的精神不正常。

赵敏华被上铐七天，劳教所的血腥暴力环境严重的摧残着她的心灵，二零零一年一月四日她被迫害的精神失常，劳教所不但不给医治反而说她是装的，怂恿劳教学员打她不给她吃饱饭，在精神上继续摧残她，逼她写四书，造成她病情急剧恶化，最后连生活都不能自理。

二零零一年五月三日上午，警察刘秀敏和张晶在教室里强迫我们背“三不许”（不许我们学法、炼功、传经文），没人背，刘秀敏恼羞成怒，拉起我身边的人去办公室施暴。我站起来高呼：“法轮大法好！”听到喊声，刘秀敏返了回来，叫来了防暴队，疯狂而至的警察把我堵到储藏室里，一顿乱棍把我打倒在地，尚长明又狠狠的扇了我一耳光，他们把我的上半身摁趴在桌子上，又是一顿乱棍，我失去了知觉。一个遥远的声音在呼唤我，声音越来越近，我苏醒了过来，一脸的汗水在往下淌，内衣全部粘在了身上，双手举过头顶，我被吊铐在暖气管子上，不知道有多长时间了。刘秀敏看到我被打得鼻青脸肿，下半身像穿了棉裤似的，她掉泪了，扭过脸快步离开了储藏室。尚长明、张双琴又分别要挟我写检查，我拒绝了。我被铐在暖气管子上两天两夜。五月六日，被强行关进“攻坚组”。

当地六一零办公室为了加强迫害法轮功学员，于二零零一年四月在劳教所四大队成立了五个“攻坚组”，由副政委李爱国、尚长明、张双琴直接操纵，组员男的有耿行军、周益林、裴××、马为德、老魏和所部大夫陈贤拓，女的有乔晓霞、刘峻岭、崔艳芳、王焦凤、史艳玲、马丽、郝××、会跳舞的小王、中年王××。“攻坚组”警察夹控法轮功学员二十四小时不离左右，全封闭洗脑，“攻坚组”就是狱中之狱。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警察可得到一千元奖金，如果有一个被转化的又清醒了，警察就得交回五百元。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因为我不转化被转到劳教所五大队继续迫害。五大队位于石家庄市北城街的一、三、五大队院内，是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建成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女队。当时的大队长叫秦风春，警察有卢红果、刘姿英、齐红红、马国民、李宾，还有一中队长姓崔。秦风春经常口出污言秽语，侮辱法轮功学员及法轮功创始人。警察们在五大队的三楼上造了一间小黑屋，用黑草纸把门窗、墙壁都糊住，屋里贴满诽谤大法及我师父的黑标语，只亮一个彩色的小灯泡，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就长期被单独铐在这个小黑屋里。进屋送过饭的人说：真象地狱啊，吓死人了。

我被邪恶关到五大队后，遭到秦风春等不时的围攻和恐吓，五昼夜不让我睡觉，造成我严重的头疼。在我身心疲惫的情况下，找来我的丈夫趁机又用亲情来折磨我，以离婚要挟我。后来，我的丈夫无法再继续承受这江氏集团造成的多方面的压力和苦难，被迫与我离婚。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我被押回四大队。他们把我直接送进了刚刚关押过张云的小屋。警棍、电棒就在桌子上摆着，脸盆里泡着上绳时用的尼龙绳，桌子上有一张稿纸，上面写着三条，第三条的大概意思是在强制的高压迫害中看还有多少人不转化。到那里首先看到的就是警察周益林、裴××，无意中我听到了张云被逼迫的事：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在鹿泉市监狱工作的大法学员张云被从岗位上直接绑架到劳教所四大队，当天中午被带到饭厅，警察耿行军、周益林、裴××一下午四次对她施暴，逼她写保证。他们酷刑折磨张云的手段有：上绳、胶皮棍打臀部、电棍电手、胳膊内侧、腿等，之后警察裴××又抡起胶皮棍猛打她已经肿起的臀部，张云疼得浑身颤抖，不由自主的惨叫。五月十三日，警察耿行军把张云带到饭厅，说：“你不写保证，就抄一份吧。”张云拒绝后，耿行军开始扇她的脸，用电棍电她，并说：“我念一句，你写一句，不写就上一次刑。”张云在极度的痛苦中，违心的抄了一份四书，流着眼泪说：“这不算数，是你们逼的。”耿行军得意的说：“上边谁管是真是假，我们要的是转化率。”（后来张云严正声明，继续修炼法轮功，又被关押到唐山开平劳教所、河北省会洗脑班遭到更残酷的迫害）

警察张双琴要挟我说：“不转化要送到北京新安劳教所和高阳劳教所，已经给你报了名。”这两个地方都是因迫害法轮功而臭名昭著，邯郸的刘海芹就是在高阳劳教所被迫害成植物人的。

在我被非法劳教期间，父母双亲曾多次前去探望我，但都是带着希望而去，失望而归，每回都被警察阻拦、威胁：你女儿不转化，你们再来把你们也抓起来。甚至刁难他们说：想见你女儿，骂你们的师父，污蔑大法，就让你见。父亲义正辞严的说：骂我们师父那是欺师灭祖之罪。母亲说：我们师父没有错，大法弟子没有错。三年多我没有见过母亲一面。

六月十三日，张双琴再一次要挟我，说十八日要送我去高阳劳教所，要出一万元转化费。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做好人也有错吗？不让信仰真、善、忍，都去崇尚假、恶、斗，我们的后代将变成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为自己的委屈和无助感到恐惧，懦弱和胆怯使我的心理崩溃，我昧着良心屈服了。他们逼我做了我最卑鄙的小人，使我深陷在痛悔、自责和失望中。我不敢想我所敬爱的李老师，不敢面对我信仰的伟大价值，痛悔、自责、无助、沮丧……将我淹没，我几乎失去了生的愿望。

良知使我不想在屈辱中沉沦！不想在麻木中继续堕落或苟且偷生！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七日，我抱着宁肯一死的决心，写下了严正声明：在高压迫害中所说所写的全部作废，继续修炼法轮功。

我又遭到了更加残酷的摧残，夜里被铐上一只脚、一只手，既翻不了身，也坐不起来，而且整夜不让上厕所，长达半年之久。被加刑期二个月。

劳教所经常使用的酷刑：吊铐。通常是把人的两只胳膊分别铐在两张铁床上铺的铁栏杆上，两张床的距离越大人就越痛苦。我曾被吊铐过九天九夜，胳膊酸软，疼痛无力，腿脚肿胀，行走困难，心里的血好象流干了，身心极度疲惫。这种摧残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却是家常便饭。

酷刑演示：吊铐

我曾听说一般的人，五昼夜不让睡觉，生命就到了极限，叫其干什么就会干什么。我也曾多次被剥夺睡眠，最长的一次是连续十二昼夜不让睡觉，思维混乱，大脑出现幻觉，随时都可能跌倒，并伴有严重的头疼、头胀、头闷、头发木。这种叫“熬鹰”的酷刑，在这里每个坚定的法轮功学员都遭受过。

虽然警察的喊叫声能使我的心颤抖，但我不能屈辱的活着，我每天都是抱着宁肯一死的决心，才度过了以后的二十多个月。

二零零三年四月五日我被无条件释放带着满身的伤痕和一颗被蹂躏的心，无家可归只好回到父母家中。丈夫带着孩子来看望我，泪水在全家人的脸上流淌，丈夫说有一段时间想自杀，因为惦记生死未卜的我，又不想使孩子成为孤儿才熬到现在。父亲安慰他好人一定有好报，他说以后我就给您当儿子吧。

迫害使我几乎丧失生活的能力，上街有时会转向找不到回家的路。

没有工作，生活无着落，我找到原工作单位党委书记王英英，请恢复工作，帮我渡过难关，被回绝，再找连校门也不让进。我把父亲写的信寄给河北科技大学校领导每人一份，希望得到援助，帮我解决面临的工作生活危机，结果如石沉大海。在我人生最艰难时，我为之工作了二十年，愿把一生都贡献给它的河北科技大学却把我非法推出了门外。

在我走投无路、贫病交加，饱受凌戮后，大法再一次抚平着我心灵的创伤，快速的康复着我的身心。可是好景不长，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回家仅半年，裕华区公安分局李军就伙同青原街派出所警察以修暖气为名，敲开门闯进父母的家中，把我绑架到青原街派出所，后来走脱，被迫流离失所。

再次被非法劳教二年

二零零四年七月，我思念亲人，回家看望老人和孩子，没想到又被绑架到槐底派出所，第二天被劫持到第二看守所。在第二看守所。我因为抗议迫害被上架子十五天。架子是专门给死刑犯上的，上面有手铐脚镣固定在墙上，不能移动，不能上厕所，更不能洗漱，失去自由。三个月后我再一次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市劳教所两年。

父母亲担心我的身体，去劳教所想看看我，才放心。但劳教所以我“不转化”，不穿劳教服为借口，把二位老人拒之门外。天黑了，父母亲还不忍心离去，想第二天再试试看，那是初春乍暖还寒的夜晚，二位老人互相依靠着，在劳教所门口的马路牙子上坐了一宿。早晨，劳教所叫来了一一零警车，要将父母亲带走，二位老人才无可奈何的离开。

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弟弟到劳教所看我，跟警察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相见，弟弟说：还记的吗？今天是你的生日，来的急点，没给你买东西，留点钱，买点想吃的，补补身体，家里不用惦记，多保重。当我们站在大门口的小窗前说话时，我看到一个女警察远远的站在弟弟的身后，一直在流泪。我想一定是我们的真情感动了她。

儿子考上了大学，去外地上学的前一天到劳教所看我，炎热的夏天在大门等了一上午十二点多了才让见，买了吃的还不让留下，孩子急的直想哭，我对孩子说：你跟阿姨说明天去上学了，以后不来看妈妈了，这是一点心意，让我给妈妈吧。孩子哭了我也哭了女警察也掉泪了。

我再次被迫害得了视网膜炎、子宫肌瘤，二零零六年三月我被保外就医，又回到父母家中。没有一分钱的我不敢去医院，昂贵的医疗费用对我来说就是天文数字。我每天学法炼功，仅仅二十多天视网膜炎就好了，眼睛不疼了，肚子里的子宫肌瘤也消失了。大法，又一次给了我健康的身体。

再次绑架、非法判刑五年

二零零七年五月，我因为贴法轮功真相传单，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劫持到石家庄公安局新华分局上城派出所。关押在滞留室的铁笼子里三天。不让上厕所，也不给饭吃。一个警察（小个子，口吃，四十多岁）态度蛮橫打了我俩耳光抢走了我的包和九百块钱，两个月后只还给我六百多。郭指导偷拍我的录像，第二天晚八点多父母家人才找到我，警察态度恶劣说明天再来。父母第二天早早的来到上城派出所找到郭要人，郭说明天来领人，但当天下午四点却把我绑架到第二看守所，被关押九个月。

看守所里空气污浊阴森恐怖阴暗潮湿，屋里即是厕所也是饭堂，即是洗澡堂也是睡房又是手工作坊，你的一切包括你的隐私都在探测头的监视下，这里就是个大仓库，人就是集压的货物。吃的是带着泥的青菜汤一顿一个馒头根本吃不饱。盖的是一百块钱一套的绿色黑心棉被，时间长了穿的内衣内裤皮肤都染成了绿色的，穿的是没有纽扣没有拉链没有皮带被剪的大窟窿小眼子的破衣服，鞋是二十块钱一双的方口黑布鞋。人与人之间相互欺压祸害打骂声不绝于耳，干着总也干不完的活，还要每天报数背监规。

这样恶劣肮脏的生活环境造成我心里郁闷压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眼睛经常剧烈疼痛，辐射的整个脸的上半部都很痛。肚子也疼。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身体越来越消瘦，已走不动路，看不清碗里的食物。我知道很多大法弟子都是被迫害的生命垂危才放回家，结果都含冤离世，我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在我的多次要求下才戴着脚镣让我去医院检查过两次，但都没告诉我是什么病。费用都是从我帐上扣掉的。不知为什么又叫家里交了一千块钱检查费。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我被非法庭审后，要求我在三日内提供新的体检情况，以便办保外。我找到王副所长要求到医院体检，他说，不用再到医院体检了，用以前的就行了。三天过去了，机会错过了。我被新华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新华区法院的丁虹、翟红双、刘国玲、鲁颖参与了对我的非法判刑。我的上诉被驳回，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法院维持原判，参与的有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法院的吕玲、王英辰、裴卫华、王婷。被诬判的当天下午我被第二看守所投牢到河北省女子监狱。

在河北省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八年二月，我被绑架到河北省女子监狱。在二门的门房被扒的只剩裤头和乳罩。黑心棉被拽掉了外面的布扔在地上，所有的东西打开包装全部倒在地上。在狱警审问中我慌乱的收拾着东西。从二门里跑出两个穿囚服的女人，拿起东西拽上我就往回跑，我被带到了出入监。扔给我两件棉囚服命令我穿上。我又被带到水房，被等在那里的两个犯人不由分说剪掉长发。当我被迫穿上囚服，被迫剪掉长发，那种剜心透骨的屈辱与痛苦至今还留在心里。是没有语言能形容的。

二零零八年三月份被关押到监狱的洗脑班。由于长时间的熬夜，我的眼睛比以前更疼痛难忍，太阳穴，头都很痛。眼睛流泪，象烟呛着了一样，我只能闭着眼，包夹们不停的训斥我，让我睁开眼睛，说我装病。在我的要求下到监狱医院检查，医生给我的眼睛做了检查，和带我的警察杜丽静说了些什么。我问杜丽静，她说没事。一天晚上河北省女子监狱副监狱长于福岐进屋巡视，我说眼睛疼不能熬夜，于福岐说让杜丽静安排。我还是每晚被熬到十一点四十五才能睡觉，早上五点起床。

二零零八年五月下旬母亲去监狱看我，拿着省监狱管理局的介绍信，隔着玻璃给我看，说：我来了四次了，不让我见你，开了信才让见，我就想跟你吃顿饭。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为了看女儿一眼，走了多少冤枉的路。我跟母亲说：我眼睛疼，视物不清，母亲很着急，说要想办法帮我保外回家。

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日精神病监区的姚某某来接我，杜丽静告诉姚某某说我双眼视网膜脱落，双眼眼底病变，这是姚某某回到十一监区跟我谈话时无意中告诉我的。

精神病监区里集中了监狱里各监区最严重的精神病人，狱警有：监区长张路花、教导员周春燕、王红梅、王淑敏、王丽、金晓明、张洁、姚某某、贾慧娟、某晓娟、马桂双、高军梅、邱硕、王丽娜等。犯人十个人一个监室，由三四个没有精神病的人看着六七个精神病人。有的生活自理能力差，厕所都上不好，监室里经常是臭的让人喘不过气来。今天这个犯病了要回家，明天那个要逃跑要自杀，什么样的都有，可以随时使用手铐电棍，哭喊声打骂声此起彼伏，有的目光呆滞行动缓慢，如行尸走肉，人好像活在坟墓里。

精神病监区是狱中“狱”，这里被关押的大法弟子则是囚中“囚”。一天二十四小时监控与你形影不离，一分钟都不离开左右，早上起床就坐在小凳子上，睡觉才能上床，还有值大班的在楼道里，值小班的在屋里来回转，电灯常明，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上厕所都有人在门口看着你，上了几次厕所，几点几分都有记录。

我被关到十一监区，晚上睡不着觉我就坐起来，值班的不让坐告诉了队长问我为什么，我说在洗脑班被迫害的。监区长张路花带我去看医生，后来才知道，给我看病的狱医是专门给精神病开药的李大夫，他说我有精神焦虑症，开了药，晚上犯医拿着药给我我不吃。六、七个犯人把我带到了监区长的办公室，我说：我不敢相信你，我吃了药睡着了，可能再也不会醒来，我的父母亲就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女儿，我远在他乡的孩儿就再也见不到他日夜思念的妈妈，药我不能吃。张路花说：你回去吧。我转身走了两步，张路花突然说：站住。告诉监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准照顾她。

我被关押到精神病监区后，由一个黑社会二十四小时监控我，这个人个子比我高，人也胖，警察暗示她好好收拾收拾我。但此人在监狱里六年多，一直有大法弟子在身边，早已明白了大法真相，只是警察不知道，后来和她在一起的三年多时间里，她都一直尽力保护我。

每个月的接见日只能隔着大玻璃在狱警的监听下拿着电话与家人交谈，有一次过年的前几天远方求学的儿子放了假，就匆匆跑到监狱看我，当我们被告知十分钟接见结束时，儿子喊了声妈妈，哽噎着向我挥挥手，望着他孤单离去的背影我再也忍不住的泪水模糊了双眼。还有一回规定通话的半个小时到了，电话断了，亲人们还是不舍离去。我隔着玻璃窗比划着，告诉她们回去吧，我会保重自己。姚某某把监控责骂了一顿说监控不到位，我在给家里传递消息。监控受了刁难，我很同情她，只好在以后的接见中不敢有任何动作了。

二零零九年的七月下旬监狱的接见室里，我没有看到母亲。“我妈呢？”我问。父亲哽咽着：“你妈……已经没了，四十多天了……”我象触了电，僵住了，心刀绞般的疼痛。为什么不告诉我？我问。父亲老泪纵横：“开车来接你回去，人家不让你回，我们没办法呀！”

自从迫害法轮功以后，居委会、办事处、“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经常有人监听我家里的电话、监视家人的行踪。我被捕后父母和亲人一直在尽全力营救我，但没成，母亲很着急突发脑溢血送去医院抢救才保住了一条命，但生活不能自理，经常自言自语叫着我的小名：小敏回来了吗，怎么还没下班。二零零九年四月奥运大抓捕，警察再次闯进父母家中，抄家，绑架了照顾父母亲的表妹洪英和红艳，洪英被非法劳教，使二位老人本已沉闷忧虑憔悴的心灵再次被摧残，致使母亲在惊吓后仅四十多天离开人世。

母亲走了，最终没能和自己的女儿吃上一顿团圆饭。作为女儿，在老人需要我的时候，不能守在身边，甚至在老人离世时，不能做最后的告别。七天，我滴水未进，卧床不起，悄悄滑落的泪水，打湿了枕头。我多想为年迈的父母端上一碗热饭，我多想为孤苦的老人擦去腮边思念的泪痕，我渴望担起一个女儿的责任，尽到一个女儿的孝心，睡梦里我看到满天的苍雪在为我悲哀。我期盼早一天回到家中，照顾好年迈的老父亲。我备受摧残蹂躏的心，再也承受不起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过度的悲伤。我心里压抑，心慌气闷，心跳过速，心脏经常疼痛，狱医诊断为心脏病。

母亲走了以后，父亲每个月都去监狱看望我，跟我提过的唯一要求是：我想让你回来给我做饭吃。说完不好意思的笑了。我强忍住心中的悲痛，安慰父亲说：您要多保重，好好等我回家，给您做饭，陪您回咱老家看看。放心吧，别老来看我了。父亲默默的点点头说：能来看你我就来。每次临回去时父亲都是一步一回头，久久的不舍离去。

一年以后父亲不再去监狱看我了，因为父亲也走了，最后也没能再吃上女儿做的饭菜。父亲的心超负荷地承受着，再也经不起那些生离死别的折磨。家人怕我承受不了再次失去亲人的痛苦，一直不告诉我。每当接见看到与父母年龄相仿的老人，我就想多看几眼，眼泪止不住地流。父亲那久久不愿离去一步一回头的身影至今还闪现在我的脑海里。

庆幸能活着出狱

身体的煎熬，心灵痛苦的折磨，每一天都好象漫长的一年。我平时还要被强迫和精神病人一起看电视，一起上课，一起唱歌，一起做游戏，要你和精神病人一起喜怒哀乐。电视里不是黑社会就是假恶斗、第三者、包二奶。人嘴里的粗话脏话，狱警之间的勾心斗角，犯人之间的矛盾，狱警与犯人之间的对立，争权夺利为了一己私利发出的思想使出招术都很坏。等等。都在潜移默化的消减着修炼人的意志，到了迫害后期我明显的意识到自己的一思一念都在下滑。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会使人随波逐流，变的自私自利。这也是江泽民把大法弟子关进监狱的真正目的。

在监狱里所有的犯人被分为严管、普管、宽管，每一管又有不同的级。我被定为一级严管，随时可以取消每个月一次的接见，购物、通信、给亲人打电话的权利。

五年里，亲人们承受着精神和心灵的巨大痛苦，无论酷暑还是严寒，每个月去监狱看望我。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我结束了五年冤狱，回到了熟悉而陌生的家，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这些年我只因要做个好人，坚守做人的最基本准则，不肯忘恩负义、不肯背叛我的师父，受尽了凌辱与折磨。这是什么世道？十年冤狱，我究竟犯了什么罪？检察官、法官们啊，请你们看一看，想一想，天理和良知会告诉你善恶曲直！

十六年来在江泽民下达的对法轮功学员“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具体屠杀指令下，多少官员警察沦为流氓恶棍？多少个幸福家庭被迫害的支离破碎、家破人亡？多少个老人因思念被非法迫害的儿女而望眼欲穿甚至含恨以终？又有多少个年幼的孩童孤苦伶仃泪水涟涟？一幕幕的人间悲剧让苍天落泪，让大地呜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