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九七年夏天开始接触法轮功并走上修炼道路的。我脾气一向不好，由于恨铁不成钢的思想支配，在教学工作中有时火气一上来就很难控制，甚至有过打骂学生的现象。修炼法轮功以后，我不再随意发火，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再那么任性。有了矛盾和问题，大、小事从不计较，主动去找自己的过错，不推卸责任，学会不计前嫌，善待他人。工作踏实认真，任劳任怨，始终如一。直到退休前几天，仍带着崴伤肿胀的脚坚持上班。这在修炼前我绝对是不会这么做的。

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首先使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返本归真，返回到自己先天的本性上去。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修去自己的各种执着心，各种欲望。这样思想境界自然提高，心胸开阔，脾气变好，随之，我的顽固性头疼病、胃病、坐骨神经痛、膀胱炎、长期中气虚、腿疼、腰疼、易感、规律性恶性眼疾，全部不翼而飞，有生以来真正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连走路都有轻飘飘的感觉。

正当我以十分激动的心情自费购买VCD向亲朋好友弘扬这么好的功法时，江泽民集团的打压迫害开始了，一时间抹黑、诽谤法轮功，真象天塌了一样。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日，我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去鲁山县鸡冢乡发传单、贴标语给民众讲真相，第三天，就被鲁山县公安局警察从我的家中绑架，与同事李兴成一起被送往鲁山县看守所非法关押。

二零零一年元旦，被非法关押在鲁山县看守所三十七天，又转押到鲁山县拘留所继续关押三十八天。然后，在不告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直接送往平顶山市劳教所，并拿出事先备好的所谓“不上诉”书逼迫签字。

劳教所是一所大监狱，在那里我受到了如下的迫害：

1）入所裸臀挨皮带狠命抽打十—二十下，不准出声，否则加倍。

2）强制奴工，每天定时上班：种菜、拔草、锄地，循环往复。夏天的温度再高，也不准私自喝水。

3）体罚虐待，最常用的方式是“开飞机”：人站在高低床前，头抵床腿角铁棱，脚一直使劲向后蹬，直到极限，与地面成直角三角形，人为斜边。同时双臂背后伸直，时间长短不一，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因人而异，因施暴者情绪而定。等你承受到极限时改为抵墙，姿势同上。

4）干活、吃饭、睡觉均受“包夹”夹控。犯人多时，四人包夹一个，犯人少时二人包夹一个，一举一动均受监视，没有自由。

5）解手没自由。不准单独上厕所，再急也得排队集体解手，至少三人以上。

6）强制洗脑。几乎每天灌输诋毁、污蔑大法内容，强制学习所谓转化材料，强制观看诽谤大法及师父的录像。一天写一次思想总结，两天写一次思想汇报。令人窒息的压抑感无以言表。

7）随意没收个人日用品，导致个人生活相当困难。比如家人送去的小收音机、剃须刀、指甲剪等，全部被收走不让用。无奈脚趾甲长了在水泥地上磨，鼻毛长了用指甲掐住往下拔，胡须长了没办法，甚至用打碎的玻璃碴子刮，弄不好鲜血直流。

8）有病不给医治，置若罔闻，不把人当人看。我高烧到三十九点四度，不但不给医治，连开水也不给喝。夜间停水，渴得实在受不了，又头晕的站不起来，只好爬着到卫生间洗手池中喝脏水，一夜去喝五、六次。

二零零五年六、七、八月，我还遭到了当时云阳教办室主任张春正的追捕，逼迫我流离失所三个月。当时我所担任的小学五年级语文课，课程已经提前授完，正准备进入复习阶段，云阳教办室主任张春正下令停止我的工作，并准备追捕。于是，我不得不流离失所，四处游荡。有工不能作，有家不能回，有话不能说。我成了一个流浪汉。直到八月底快开学时，才发给生活费九百元，其余部分不知去向。

以上所述事实，给我的身心、家庭、工作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江泽民的谎言欺骗，导致亲朋、同事、歧视我，误解我，诽谤我与大法和师父。就连我的老父亲因此而一直误解我，直到去世也没有明白真相。

江泽民是这场迫害的元凶，是造成众多世人犯罪的罪魁祸首。十六年来，江威逼各级领导执行其指令，迫害了许多大法弟子，但我对他们没有怨恨，只有可怜、同情。因为从城市到农村，他们都在共同承受着来自“上面”的压力。明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修心向善的好人，但他们为了生计，为了利益，为了自保，昧着良心犯罪，今天也面临正义的审判。但我们目前只把江泽民列为控告对象，是想给其中还有良知的人、还有可能改过的人留下希望与机会。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我们控告江泽民，也在给他们了解真相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