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缘得法修炼

一九九八年十月，我被单位下派到若羌县进行一年的锻炼。到了那里没两天，就在一天清晨，看到一位与我一起下派来的同事在炼法轮功，我也很想学炼，他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回到宿舍后就开始看书，《转法轮》中“真、善、忍”的法理深深的吸引了我，使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我不断要求自己同化“真、善、忍”特性，做个好人、更好的人。工作中，不去争名夺利了，领导分配的任务，我都认真负责的完成；真诚、善良的对待同事们；在单位，我受到从领导到同事的认可，几乎年年都被评为先进。

限制人身自由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电视铺天盖地的污蔑和栽赃法轮功后，当晚若羌县来了几辆车十几个人，将我和另一位同修非法带到当地公安局，并非法没收了我们的大法书籍及炼功横幅。

二零零零年二月，我去国家信访办上访，到了国家信访办，填写了相关上访表格后，就被限制人身自由，随后押送到新疆驻京办事处。几天后单位领导被通知赶到北京，将我带回单位，受到约一个月时间的非法隔离，由两名同事日夜监管，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天天都是无休止的谈话与施压，只允许父母来见了我一次，使我的父母为我担惊受怕。期间两个领导到北京来回的机票，以及软禁我租用的房间费用，被要求作为罚款（具体金额记不清了）全部由我承担。单位发文件将我处分，同时降一级工资，并罚款。

进京上访后，从此我失去了正常的生活与工作。没有人身自由，上下班均由单位同事陪同，不能擅自行动。国安、六一零等部门人不断骚扰我，同时给单位和家人施压。我的上班工作内容也全被打乱，变成了各种各样、没完没了的谈话与被施压，国安、公安、各级领导、同事，我成了众矢之的。仅仅因为我作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公民，去我信任的信访办说了几句心里话，我成了扰乱社会治安、危害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还有那顶被以无比恶毒的方式栽赃的“×教分子”帽子。

看守所酷刑折磨

二零零一年二月初，迫于这种无休止的迫害和干扰，我离开单位和家人，开始流离失所的生活。国安、公安等部门的人拿着我的照片全市搜查我，我的先生和同事被连坐，不准上班，每天在乌鲁木齐市的大街小巷寻找我成了他们的工作内容。

二零零一年三月，在租住的房屋内，我被七、八个警察非法闯进抓走，被关进了乌鲁木齐市六道湾看守所，我的大法书及传呼机等个人物品被非法抄走。在看守所期间，让其他人员监视、敌视、侮辱、谩骂我们。期间，我被戴手铐、脚镣的酷刑折磨二十多天，而且是将双手和双脚铐在一起，身体不能直立，行动时只能弓着腰挪着走，而且无法正常行动和生活，包括无法吃饭、无法洗脸刷牙，我的脚腕被压成了黑青色。为抗议这种非法的刑罚，我进行了八天的和平绝食抗议，这种和平抗议带来的是五、六人将戴着手铐脚镣的我压在凳子上，野蛮的强行从鼻子里插管灌食，灌完后，我的鼻子里流出的都是血。

酷刑演示：手铐脚镣

非法劳教两年

在我本人没有任何签字，不承认有任何违法事情，没有任何庭审的情况下，我被强行非法劳教两年。在乌鲁木齐市女子劳教所六大队，一进大门，就听到院子里狱警不停大声叫嚷，让所有人立即回到自己的监室里，不许出来，关紧门。然后我和其他两位一起来的大法修炼者，被要求站在太阳下暴晒，不许动一直到晚上。

期间警察指使狱头将我拉到一间屋子里拳打脚踢，打得我眼冒金星。当晚，我又被关进一间特制的房子里，里边是由几个一平方米左右的铁门牢笼，我被关在这铁牢笼子里四天，有劳教人员看着，只能站在那里，不许睡觉、不许靠墙、不许蹲下，晚上大灯泡开着，连续四天没有睡觉，偶尔给吃了几顿饭。

酷刑演示：毒打

一天晚上，两个警察将我带入一个房间，一人用一根高压电棒，两根高压电棒对我进行电击，用电棒的电击尖端在我的身上使劲的拧着电，嘴里还骂着侮辱大法和我师父的话，直至把两根高压电棒的电用完了，说是又去充电，让我等着。高压电棒电击的结果是满身的烧焦的疤痕，两年的时间，这些疤痕才渐渐褪掉。

酷刑演示：用电棍电击

在劳教所迫害期间，两个其他劳教人员二十四小时“包夹”对我控制，限制一切活动，不许和别人说话，包括上厕所这两人都一左一右跟着。同时几乎天天被带去看污蔑和栽赃大法的录像，进行精神折磨和摧残。

面对这一系列对我的迫害，我又绝食抗议，绝食期间还被拉到太阳下走步暴晒，以致我晕倒在地，当晚，当时关押我的乌鲁木齐市女子劳教所六大队的队长，将我叫了去，让五、六个狱头将我打倒在地，压在我身上，捏着鼻子，掐着腮帮，撬我的嘴，强行给我灌食，食物一下堵住我的气管，使我又憋又呛。

酷刑演示：灌食

洗脑班迫害

二零零一年七月底，直到九月底，两个月的时间里，我被从劳教所带到了洗脑班，同样有两人对我进行“包夹”随时跟在左右，不许我们法轮功学员相互说话。每天看污蔑和栽赃大法的录像，并进行威逼利诱，利用家人的工作，孩子的上学，还有判重刑等手段威胁恐吓。

歧视

二零零三年劳教结束后，我参加了全国统一的研究生考试，报考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经过初试、复试，在要录取时，调走我的档案后，发现我的档案记录我修炼法轮功，就将我档案退回，不予录取。

监视和骚扰

从劳教所出来后的十多年间，国安、公安和“六一零”经常到单位骚扰我和我的先生，不断给单位施压。公安机关要求单位对我的住址、电话和QQ号上报并进行追踪更新，甚至我丈夫的手机号和QQ号也被要求提供给公安机关进行监控，使我没修炼的丈夫也在这十几年中生活在被监控的阴影下。

单位成立了近二十人的庞大的所谓“帮教小组”定期给我开“批斗会”施压，并定期向省“六一零”汇报我的情况。同时，安排同一办公室的同事监控我的一举一动，连接电话都要进行盘问后才允许我接。还使用卑鄙可笑的手段，要求我的丈夫进入所谓“帮教小组”，监控我，并给他们汇报。有几次，我的丈夫和一个同事在所谓的“帮教小组”会议上，觉得给我打击报复、栽赃陷害太过分了，替我说了几句公道话，被单位书记叫去，告诉他们不要坐错了板凳，摆错了位置，站错了队。每逢所谓敏感日，丈夫和我就会被叫去谈话，并要求不准随便外出。

二零一三年底，周围几位同修接二连三被抓、被送“洗脑班”，同时单位领导也接到国安部门的施压，领导不断找我的丈夫和我谈话，监控名单上面的人（我的名字在名单里）要加强监管。并有可能被再次送“洗脑班”。尽管先生没有修炼，这么多年在国安、公安、单位各种压力中承受着，他害怕我再次被关押受酷刑折磨，女儿得不到妈妈的照顾与关爱，于二零一四年六月带着我们被迫离开中国，来到加拿大。离开中国后，单位迫于压力在当地《乌鲁木齐晚报》发表通告将我们登报开除，使我们的名誉受到严重损害，并扣发我和先生二零一四年工作半年的奖金约十万元。

就在前几天，二零一五年八月五日，我父母还受到来自他们社区的人的骚扰，要求父母提供我的情况。

综上所诉，被控告人江泽民自一九九九年四月以来至今，作为前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以个人意志，利用公共权力，利用“六一零”非法恐怖组织及包括军、警、公、检、法、司、国安、外交、新闻、政法委等各级党政机构在内的整个国家机器，一手挑起、煽动、策划、组织并推动实施了一场对上亿法轮功修炼者群体大规模的、系统的、长期的灭绝性迫害，侮辱诽谤陷害法轮功修炼群体，任意践踏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利用舆论工具大规模地进行挑动仇恨法轮功的煽动宣传，驱使各级政府的官员、公检法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给我个人和家人造成了极大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