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香女士说：“在我被非法关押的9年中，我承包的‘达州市天府可乐饮料厂’因无人经营而倒闭，给我们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我的女儿当时只有十二岁，正是需要母爱关怀的时候，我却没能在她身边，给她的童年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在这场迫害中我的幺兄弟高东也被非法判刑5年，二弟高革伟被非法劳教，并被两次关进洗脑班。我的父亲高德春，一个六十几岁的老实巴交的老农民，因为也修炼了法轮功，看着子女们被关被判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在我回家不久后我爹便含冤去世，走时73岁。”

下面是高洪香女士陈述的事实与理由：

一、修炼法轮功一家人受益

1998年上半年，我丈夫患上睾丸结核，给我传染上了阴道结核，经达州市中心医院门诊，重庆西南医院，重庆歌乐山医院，成都国际结核中心医院医治无效，不但病没治好反而成了药物性肝炎。在走投无路、无药可救的情况下，我父亲告诉了我法轮功，通过一段时间炼功我和丈夫不但结核病好了，我过去365天都咳嗽吐痰，解大便阴道就出血，十几年的眼睛干燥奇痒等症状，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让我亲身体验到大法的威力与神奇。

看见我们神奇的变化，我的母亲也开始和我们一起修炼。母亲以前也是长期吃药，血小板减少，颈椎骨质增生，两条腿长期酸痛无法入眠，肠胃也不好，经常打嗝拉肚子。和我们一起修炼后，慢慢的这些病也是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以前我妈最怕死，一听说哪里死人了都会让她情绪低落、害怕，修炼后心里常常充满了幸福和喜悦。我老公最懒，长期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修炼后主动做家务事了，对我说：“我也要做事了，不然你们把我的德全部赚走了。”我也不再藏私房钱了，以前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买白糖了（我家是开饮料厂的）。我的女儿也受大法熏陶，随时记着要做好人、不要失德，一次放学后，她发现口袋里多了五角钱，她心想肯定是买冰糕时那个婆婆多给她找了五角零钱，于是第二天早上上学就主动把钱拿去还了。

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我们不仅病好了，身体一身轻，更重要的是我们全家人都感到无比幸福，这法是世界上最珍贵无比的，我常常含着幸福的眼泪读着李洪志师父的法，每看到一个人我都抑制不住幸福的喜悦，都想把大法告诉给他们，让更多的人受益。

二、个人（家庭）遭迫害经历

刚走进大法修炼一年多，法轮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迫害。1999年7月20日，以江泽民为首的一伙人开始攻击大法，诬陷造谣、谎言欺骗铺天盖地席卷而来，16年来，为了还大法的清白，还法轮功学员的清白，为了善良的百姓不被蒙蔽，我到北京上访过，去发过真相传单，二次被非法抄家，二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最后被非法判刑9年，在监狱里受尽各种酷刑和折磨。

1、到北京上访被迫害

在2000年1月14日下午，我和同修张英冒着严寒，去北京信访办为大法伸冤。在信访办我们递交了信访诉求后，被便衣警察绑架，在达州市公安局驻北京办事处非法关押5天。我们当时想我们没有犯罪，上访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我们要回家，所以第二天晚上我们把后门打开走了。第三天早晨，在北京火车站我们当地派出所警察，市财委王主任、市供销社懂主任、驻京办的公安一行7人，气急败坏的把我们抓了回去，把我铐在院子里的自行车上，当时天上飘着大雪，地上一层厚厚的雪，他们把张英摁在雪地里跪着，用脚踢她背和腰，还用苏秦背剑的方式折磨她；晚上又把我们铐在厕所里，随后非法把我们劫持回达州。在回达州的火车上还给我们戴着手铐，回来后直接把我们关进了达州市凤翎关看守所。我老公四处求人，后来交了几千元的保证金，大年30的前一天才把我放出来。

酷刑演示：苏秦背剑

2、被非法判刑9年

2001年2月8日，我和我12岁的女儿在家，以通川区国安大队长秦家文为首的十几位警察突然闯进我家，非法对我进行了抓捕并强行抄家，抢走飞利浦录放机、师父法像、大法书、炼功带等物品，原因是我租了一间屋子和几位同修一起做真相资料被他们查获，在资料点他们抄走了价值8000元左右的电脑一台、价值1万4000元多的日本复印机一台、价值4000元多的豪华摩托车一台。和我一起同时被抓的还有我幺弟高冬和同修陈小华，后来他们分别被非法判刑5年和7年。

不法警察们先把我绑架到通川区国安大队，当天晚上又把我转移到通川区西外派出所拘留室，后来又转到了达州市凤翎关看守所。在看守所里，因为传经文，李管教给我上刑戴上巴耳铐，当时已是6月，天气暴热，两手心热得发烧，吃饭都要人喂，解手也要人脱裤子，不能刷牙洗脸，更不能洗澡换衣服。

非法关了近5个月，最后我被非法判刑9年。大约在6月底，我被通川区国安大队副队长王军、看守所警察等人押送至四川省简阳养马河女子监狱。

在简阳女子监狱，从早上6：30起床，到晚上11：00才能睡觉，每天超强度的劳动十几个小时（做假发），晚上躺在床上就觉得是幸福。我不承认自己是罪犯，拒绝插秧子（弯腰90度），不背监规，不打罪犯报告，在这里，我多次被罚站，每次手脚都站肿了。她们两次让我“苏秦背剑”，特别是我不背监规，陈监区长把手铐收到最紧让我苏秦背剑，痛得我差点昏死过去，后又把我用手铐吊在篮球架上。

由于我抵制转化，他们三个多月后把我和一个姓杨的老功友转到了雅安女子监狱服刑。几个月后，大概在9月份，他们又把我转到苗溪所谓的“爱国主义学习班”，实则是洗脑班，在这里吃的是烂米，发霉的馒头，长了蛆的烂酸菜。监区贴着污蔑李洪志师父的漫画，有一天法轮功学员苏兰把漫画撕了，他们就开批斗会把苏兰像斗地主一样押到台上批判、呼口号，我们法轮功学员也呼起了“法轮大法好”的口号。她们恼羞成怒，把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关进小间，用手铐把张志群、苏兰等人反铐在门窗上，每天晚上都听到撕心裂肺的惨叫，不转化就不给饭吃，又把苏兰隔绝在一处隐蔽的密室里，一直不准她睡觉，她最终承受到了极限，吞了四颗做假发的针筒，躺在手术室台上她说：“啊，我终于可以睡觉了”。

洗脑转化班，强制我们必须打罪犯报告才许去上厕所。9月份的一天早上集合排队时，我还是不戴罪犯标志，不打罪犯报告，守我的犯人周志琴等在王监区长、高监区长的授意下，和多个犯人轮流拖起我在几百人的坝子里跑圈，她们扯我的头发，掐我身上的肉，给我吐口水，无数次把我拖倒在地上，鞋子被磨穿，裤子被磨破，地上的碳渣子刺进了我膝盖的肉里。到了中午，高监区长把我弄到楼上继续逼我打罪犯报告，我坚持自己没有犯罪、依然不打，王监区长说：“你看，这是法绳，我今天就用这绳子把你绳之以法”。

高监区长、何监区长把我衣服脱了只剩一件贴身的绵绸衣服，将我摁在地上捆我，第一次捆好后发现我的手还在动，就又重新给我捆，浸了水的麻绳从肩上向两臂死死地缠绕，再从后背提到肩上绑着，用抹桌子的毛巾塞进我口里不许我喊叫，痛得我死去活来；还把绳子往上提袁科长把师父的名字写在纸上用脚踩，还说你看我没遭报应。高监区长把我的脚抱起来踩师父的名字，我坚决不从，高监区长还用剪刀把我的头发剪成鬼剃头。

大约半个多小时才给我松绑，后来又把我弄到一个密室，铐在窗子上，门缝玻璃窗都用报纸糊着，派犯人周志琴看守我，到晚上还不给我饭吃，强行给我戴上罪犯标志牌。半个月后才把我放回洗脑班，在这半个月里不能洗脸、洗头、刷牙、洗澡、换衣服。

关禁闭结束后，犯人陶虹给我打来洗澡水，脱光了衣服，她们看到我肩上、两臂都还是一道道筷子粗的血迹，看起让人心惊。

大约一年后，雅安、苗溪二个监狱的人都合并到了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在这里有段时间我们法轮功学员也被安排劳动，钩花、做假发、做鞋帮、穿线圈、缝牛仔裤等。一次我给一个犯人吴义兰看师父的经文，被监视我的犯人闫青珍发现报告给了警察，这次又被关进小间半个月，小间里装有监控，有干部不停的巡逻，在小间里不能洗漱，没有水喝，只能用便槽的水来漱口，睡在水泥板地上，半个月后放我出来，脏得像乞丐。

她们还强行将我们所有的衣服、裤子都打上厚厚的油漆罪犯记号，根本没法穿起睡觉。派犯人把守着不许我们出监舍门，还不许我们法轮功学员之间说话，有时还不准我们买吃的，甚至连日常用品都不准买。张监狱长，监区长文秀娟，帮教赵红梅，包夹刘有芝，张萍西等都做过对我的洗脑转化。

我一直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坚信历史总会翻过这一页，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终会推上历史的审判台。我常告诉我身边的人和前来洗脑的人员：“我的生命是大法救度的，没有法轮大法，就没有我今天还活在世上的生命。”

直到2010年2月10日，9年非法刑期已满，我才回家，判决书等迫害材料被监狱收走了。

3、丈夫被绑架关押

2013年7月12日下午4：00左右，达州市国安、通川区国安警察一行十几人闯入我家绑架了我丈夫陈庆华，说我丈夫在当年的“5.13”那一天参加了一次超过20人的法轮功聚会，认为我丈夫是组织者之一。在绑架我丈夫的同时非法抄家，抢走大法书籍二十几本、光碟二十几盘、台式电脑、我女儿的笔记本电脑、录像机，还有我家里所有手机4部等，强制我录音录像，按全掌手印录笔迹。后来我女儿的笔记本电脑要回来了，但是硬盘却不在了，录像机、手机归还了，但却全被监听。在绑架我丈夫的同时，他们还要把我带走，因为当时我带着1岁多的小外孙，我走了就没人管了，丈夫向他们求情才放过我一马。

当晚他们就把我丈夫关进达州市复兴看守所，关押期间，他们多次提审逼他承认自己是达州市法轮功负责人之一，市国安黄姓政委还以摘掉丈夫弟弟的官帽（达州市交警3大队队长）来威胁，最后招数使尽也拿不出什么证据，在非法关押了27天后，通知我们由女儿去签字取保，才把我丈夫放出来。

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们只想有一个健全的家庭，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一个健康的身心，法轮功让我们身体好了，让我们心态祥和了，我们信仰“真、善、忍”，何罪之有？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江泽民为了一己之私，肆意践踏国家法律，把几亿善良的百姓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使很多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使法治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