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返本归真是生命的意义

修炼法轮大法前，我脾气不好，性格孤僻内向，不愿与人交往，还有一种奇怪的头痛病，痛起来就呕吐不止，还有关节炎、子宫肌瘤等病。我姊妹兄弟多，丈夫脾气不好，生活不富裕，还有两个孩子生病，三天两头跑卫生室，吃药打针也不见效，夫妻俩经常吵架，感觉我生活的很苦。

一九九八年春，我幸遇大法，看《转法轮》后，我有了精神，明白了“真善忍”博大精深的内涵，修炼后思想道德升华，疾病不翼而飞，走路生风，知道怎样才是好人和更好的人了，法轮大法才是人世间我要找的真正的大法大道。

不法警察和邪党人员经常骚扰

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我家离派出所近，有事无事，警察经常到我家骚扰，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有一天晚上，我和孩子刚睡下不久，听那声音就是派出所的所长袁春辉，他私自把警车开到俺门口来了，顿时，就听一阵阵的拍门声和砸窗声、狗叫声，问人在不在家？惊得俺一夜都没睡，心在扑通扑通的跳。

儿子被惊醒哭了，我壮着胆子说：“不怕，咱没做伤天害理的事，是他们在知法犯法。”从那时起，这些中共警察把俺折腾的整天不得安宁，没过一天安稳日子。

曾记得那时迫害大法的高峰时期，一个姓梁的镇委书记带着许多人到我家骚扰，逼我交书，说上级有命令，如何如何，抄走我的大法书十几本，录音带、炼功带等物品。有一天晚上，俺五、六人在同修家学法，忽听门响，是派出所的所长带领一群警察私闯民宅，不出示任何证件，把我们非法关押十天，并每人罚款五百元。

二零零零年一天早晨，康庄派出所警察又无故闯入我家，不问事由，将我关押在所里。接着，打电话，把我在外干活的丈夫和亲戚都叫来，用敲诈吓唬的手段，逼迫丈夫借三千元钱给他后，才将我放回家。还强迫我到高密办转化班，将我双手铐在铁床上迫害我。有一次，警察对我暗地里蹲坑、监视、监听等手段，不断对我家骚扰。

记得那时二零零零年皇历八月份，正是秋收大忙季节，我因送女儿外出打工，那时的火车站就在我家北面不远。我同女儿带行李往车站走，刚上台阶在买票时，一下就围上许多警察，把我女儿吓得哭着说“娘，快回家去吧。”（指车站下面一片警车）我回头一看，很多警车、摩托车、警察，在那摆了一片，我知道这又是在江泽民的部署下，他们才这样干的，想绑架我，结果未果。

二零零零年十月，我上北京说句公道话，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被警察拉上车，送往潍坊驻京办。后被驻京办人员告知派出所将俺拉回，双手被铐在车上，手腕都被铐出血了，袁春辉将俺每人关一间隔离，审讯，硬扇耳光子，还把我和刘田香关进一间小锅炉房内四十多天，不出任何证据，每人罚款七千元。

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三日，康庄派出所所长带领警察又闯我家，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像土匪一样砸门砸窗，惊得我不知所措，我刚一开门，二话不说，一下就上来四、五个警察，连拉带拖，把我拉成大字形，抬上警车，非法拘留我一个月后，逼迫缴纳伙食费三百元。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三日，我被送往山东王村劳教所非法关押二年，在那里，我受尽非人折磨，被邪悟者看管，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坐小板凳面壁，关小黑屋，关厕所，关楼梯洞，被警察和邪悟者不断变相的说为我好，打我耳光子，轮番的折磨了我十五个白天黑夜，脚肿得像柱子一样粗，身体极度虚弱，几次感到生命的垂危。后来被强迫违心“转化”，看污蔑诽谤大法的电视，强制写体会，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加班加点，饭后还要再干，完不成任务不休息。三天一大会，两天一小会的批判会，一周一汇报的写体会，写的不深刻还要重写，还给我们查体、抽血化验等。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日，因一法轮功光盘，康庄派出所警察又将我送到高密的不知啥地方，是好几层楼高的地方（实则洗脑班），非法关押迫害我，当时我不配合他们的问话，接着就上来好几个警察，将我从高楼梯倒挂脚拖下去，在刑事拘留我一个月后，又送进王村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

在那里，我吃尽了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痛苦，关起来将我折腾了三、四十天，不让进屋，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使我旧病复发，腿痛加重，喉咙咽不下东西去，头痛得象炸了，其痛苦无法用语言表达。特别是在我临近解教的日子里，不但没有丝毫的减期，还加期一月，硬逼我再写污蔑师父的话。

在那里我亲身承受的迫害，承受的痛苦，无论从身体还是经济上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所有这些都是江泽民一手造成的，自此，我恳请检察官能够维护正义和良知，将这个人类的公敌绳之以法。希望每一位与此案相关的人都明白法轮大法是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