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中旬，张素卿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提交了控告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已收到回执。

下面是张素卿在控告书中叙述的事实：

一、修大法身心受益

在修炼之前，我经常头痛、神经衰弱、失眠、心慌，长年吃药，还患有颈椎骨刺增生，压迫左胳膊疼，折磨得我心烦意乱，经常发脾气。手指有关节炎不能受冷，沾冷水就钻心的疼，成了医务室的常客，特别苦恼。我有缘修炼了大法。法轮功是高德大法，讲修心重德。师父教诲我们时时处处做个好人，要重德、修心向善，做道德高尚的人，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还要高的多，完全是为了别人的人。

修大法后，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每天学法、炼功，经过半年时间原来的一切疾病都不翼而飞。从一九九五年到现在没有吃过药，没有得过一次病（师父没有说过有病不让吃药、不让住院），每天精力充沛，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更主要的是我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变得身心健康，我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见证人，身体上的超常，六十多岁的人从来没有病的感觉。我家庭和睦、美满、全家幸福，这一切全部来源于大法，一人炼功全家受益。

法轮功是对社会、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功法，是群众最受欢迎的功法，大法师父从一九九二年传出大法到一九九九年，短短七年的时间就有上亿人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而身心受益。

二、个人遭迫害的事实

1、被关洗脑班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被绑架到石家庄市新华区革新街派出所，被非法抄家、二十四小时被办事处、居委会的人监视、非法剥夺人身自由。后来被绑架到河北省农科院招待所所谓“学习班”强制洗脑，非法关押了半个多月。

第二次，革新街派出所、国保大队和办事处的人在我家楼下蹲坑，试图再次绑架我到省农科院洗脑班迫害。早晨我买菜回来，在楼道口突然被两个人从后面勒住我的脖子，使我喘不上气，同时把我的胳膊反拧到背后，按倒在地。随后到我家，乱翻了一通，没找到东西。我因为受到惊吓，腿软的走不了路，心慌。大队长说：走不了，把她抬下去。四、五个警察从七楼把我拖下来，又把我送进洗脑班。到那儿给我量血压，低压一百二十，高压一百八十多，他们几个人强行翘嘴、捏着我的鼻子，给我灌药，差点把我呛死。看我身体不好，洗脑班怕担责任，让居委会派人把我接回了家。

2、派出所非法骚扰、关押

一九九九年快到十月一日的时候，革新街派出所伙同办事处把我绑架到革新街办事处会议室，不让回家吃饭，晚上在长凳子上睡。后来被关在派出所的铁笼子里，被非法关押了十来天。

以后每到节假日，或者中共召开什么重要会议，派出所就上门骚扰、抓人，连过年时都把我关在铁笼子里。他们放假回家去过年，从放假到元宵节十五后，他们上班才把我放回家。从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二年，四个年头，我都是被关在派出所铁笼子里过的年。家里人天天来给我送饭，给家人的名誉、人格和精神造成很大损失和压力。整天担惊受怕，楼道里一有走路声，家人就心里紧张，怕有人再来抓我，使我家的生活不得安宁，给我和家人造成了无法想象的精神伤害。

3、到北京上访，被罚款、毒打、关押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去北京国家信访办上访，为大法和师父说句公道话，要求还大法和师父清白。被抓到石家庄市驻京办事处，警察把我身上所有的钱都搜光了。被押回革新街派出所后，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星期，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被罚了二百元，才放我回家。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再次去北京证实法，又被非法抓捕，关押在石市驻京办事处，革新街派出所刘亚章和革新街办事处张国雄来接我。在驻京办事处时，当时警察把我身上所有的钱都搜光，刘亚章问我：“你还炼不炼？”我说：“炼。”刘亚章抡起巴掌狠狠打在我的右耳上，又踹了几脚，我倒在地上，刘亚章大叫起来，当时有百十号人看着，刘亚章把我边推边打，到后院里把我绑在木架上毒打，拳打脚踢了一个多小时。张国雄在旁边看着。我的脸被打的变了形，左眼的白眼球变的象红布一样，眼周围是紫黑色，当时门牙松动了八颗。当天被革新街派出所刘亚章和办事处张国雄押回石家庄。到革新街派出所时，我视力不清，听力受损。张国雄还把他们吃、住及长途电话费的发票，共计八百一十六元（见照片），到我单位报销，这些费用都是从我退休金中扣除的。我当时每月的退休金只有二百五十元，连续扣了我四个月。

张国雄等吃、住及长途电话费的发票

在革新街派出所被非法关押十多天后，他们又把我绑架到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并企图非法劳教我一年，因身体不合格，劳教所拒收。他们无奈又把我带回革新街派出所，关押在铁笼子里，当晚看守值班的片警孙某（身高不到一点七米，身体肥胖，小眼睛），伙同姓尹的看守把我按倒在地，连揪头发带打，我的头发被揪掉了很多，被打得咳出的痰中带血。关押了好几天被勒索了三千元钱才放人。回家后时间不长，我的门牙掉了六颗（见照片），左耳鼓膜受伤，听不到声音。最后，他们对我所外执行一年，才罢休。

张素卿的门牙掉了六颗

二零零一年，革新街派出所和革新街办事处又想送洗脑班迫害我，我从家走脱。在外流离失所了一段时间，有家不能回。革新街派出所警察到我的老家半夜翻墙进院抓我，我没有在家，当时年迈的父母被吓的身体发抖。他们走后，母亲就坐在地上不能动了，受到惊吓的母亲大病一场，整天担心我的安全。没几年，老人就这样在担心和不安中含恨离世。

4、被网上通缉

二零零四年，我去北京旅游时，晚上用身份证登记住宿。睡到夜里三点多钟，有人急速的敲门，喊叫：“快开门。”我问谁呀？他们不答，只喊快开门。我穿上衣服，房门还没打开，一下冲进来十来个全副武装、手拿着冲锋枪的人，在房间里搜了个遍，发现什么也没有，把我带到前门派出所。到那儿就翻包、搜身，还是什么也没有找到，只有两张火车票，一张去北京的票，一张回石家庄的返程票。我当时受到惊吓，头晕、恶心、呕吐不停。他们问：你来干啥的？我说：“来北京旅游的。”开始他们手拿着冲锋枪，一起围着我，一会都退下去了，剩两个人看守。来了个头儿说：你回房间休息吧。早晨六点多，革新街派出所指导员张继伍，带着—个女的、一名司机和革新街办事处刘某某来了。我问：你们干什么来了？他说：前门派出所打电话告诉说你在这儿，让我们接你回去。我跟他们说了晚上发生的事情，他说：二零零一年革新街派出所和办事处到你家找你，没找到，后来就发了通缉令，到现在没有撤销。我就问他：你们为什么不撤销？他说：法轮功不平反谁敢动呀，所以你坐车、住宿都是实名，你身份证上有记录，到哪儿都知道，因为是全国连网。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从二零零一年到现在已经十五个年头了，我哪里都不敢去。原来的同事、朋友出去旅游叫我一块去，我都不去；全家人一起出去旅游，我也不敢陪他们一块去，怕再遇到和上次一样的事。我是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是个有人身自由的公民，只因为信仰“真、善、忍”，就被强加上通缉犯的罪名，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5、被逼迫吃不明药物

二零零九年，我讲真相时被恶人诬陷，被劫持到桥西区西里派出所。我没报地址和姓名，警察给我强行照相、按手印。我在派出所地下的铁笼子里被关了两天。里面又臭又潮湿，没有厕所。两天后，他们拉我到河北省省医院，没有做体检，也没作任何检查，不知道警察刘国辉给医生说了什么，只抽了一针管血，就把我送到了石家庄第一看守所。

在看守所，警察和狱医、牢头强迫我吃了三粒不明药物（棕色长粒药片），吃药后令我大脑恍惚、心里烦躁、坐立不安。我实在太难受，就躺下了，头晕胸闷，出不了气了，感觉全身都动不了。看我不行了，牢头说；快找狱医，狱医说：让办案单位接走吧，已病入膏肓，不行了。西里派出所把我接出来，他们骗我说送我回家。可是办案警察刘国辉没了人性，恶意把我送入河北省女子劳教所。劳教所的人看见我的样子，说：这样了还送呀？！

我被非法劳教一年九个月。在劳教所里，因为药物的作用（可能是破坏脑神经的药物）使我出现病危状态。几经周折，我家人才见到我，接见时，丈夫、儿子都哭了。才几天时间，人就被折磨成这样了！因为病状经常发作，我身边不能离人，这样子待了七、八个月，劳教所怕担责任就让我保外就医。

回家后，我不能吃东西，身体特别弱，精神恍惚，睡不着觉，心情烦躁不安，身边不能离人，给家人带来了很多麻烦。他们对我的身体健康非常担心。药物的毒副作用使我精神差点崩溃，别人看我的样子都说精神不正常了。经过学法、炼功我才又慢慢恢复正常。

这场长达十六年的残酷迫害，使我多次被绑架、抄家和关押，被抄走两台收录机和大法书及私人物品，每次抄家不给收据，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家人们都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这场由江泽民发起的非理性的残酷迫害，给他们造成的身心伤害和精神伤害是多少金钱都无法弥补的。

我真心希望：那些到现在还追随江泽民的迫害政策，对法轮功修炼群体参与迫害的人，深刻反思，不要为了自己眼前的利益，昧着良心干助纣为虐的事，并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保护大法弟子，将功赎罪，才会有未来。返回您善良的本性，为了您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善良、正义必胜。

被控告人江泽民的所作所为给我个人和家人造成了极大伤害，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捍卫我的合法权利，更为了免于中华民族沦陷于道德崩溃的泥潭，为了我们社会的安定，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希望检察官、法官用你们的天职和责任，把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江泽民绳之以法，送上人间的正义法庭，让善良、正义、道德美好回到人间。我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对迫害元凶江泽民依法立案侦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严惩江泽民，还法律以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