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岁少女为何喝下农药？

家住重庆江津市珞璜镇周武村九社的女孩李清清，二零零零年时，她的父亲死于疾病；二零零一年腊月十九，母亲被绑架，并于正月初二在江津东门洗脑班被迫害致死。孤苦无依的她只好寄住在舅舅家。

可怜的清清常常因思念妈妈而哭泣。由于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诬蔑造谣和恐怖镇压，同龄的小朋友们都远离她，不敢同她玩。年仅十三岁的小清清无法承受一次又一次的心灵摧残，喝下了一百毫升农药。当周围的人知道她喝了农药时，却没有人敢去救她！幸运的是，小清清喝下的是假农药，才没让死神夺走年幼的生命。

遭强暴的少女

黑龙江哈尔滨木兰县法轮功学员玉莲（化名），二零零零年五月进京上访，被火车上的乘警非法扣留，后被木兰县警察劫持回来，非法关押。一儿一女无人照管。期间，她十四岁的儿子由于无人监护，溺水身亡。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晚，玉莲再次被绑架、被非法抄家。家中只剩下十三岁的女儿无人照管。在她被非法关押二十多天后，十三岁的女儿孤身在家，被人强暴。

一九九八年，内蒙古霍林郭勒市法轮功学员符桂英十一岁的女儿张毅超，开始随母亲修炼法轮功。一九九九年九月母亲符桂英去北京证实大法被非法劳教。二零零零年，学校发动学生签名诽谤法轮大法，十三岁的小毅超拒签，被校党委书记孟宪民找去谈话。市610及公安局向学校施加压力，多次要求她签名写保证，否则以开除学籍相威胁。小毅超回到家，自己在背地里偷偷哭，不敢让家里出面，怕引来班主任和校长及党委书记更加严厉的惩罚。

二零零一年三月一日霍林郭勒市第四中学以她父母都修炼法轮功为名，拒绝她继续上学。后经集团公司协调，学校同意接收，但学校党委书记孟宪民，每星期找她谈话，要她每星期写一份书面材料，逼她和大法和父母断绝关系。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小毅超的父母再被绑架，只她一人在家，霍林郭勒市610及市公安局南广场派出所秦宝库、赵秀发、翟拓、乌力吉等十多个恶人，到她家搜集迫害证据，拆炕拆沙发，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连菜窖也挖地三尺。二十九日晚，社会上一群孩子，到她家砸门，把窗上的许多玻璃都打碎，小毅超倍感恐惧。同年九月十七日，小毅超的父母同时被劫持在囚车上送往劳教所，家里只剩下小毅超。当时符桂英表示：“我得看看我的女儿。”国安大队、610恶人秦宝库、翟拓说：“谁管你们孩子的死活。”硬是将他们夫妻二个拖到车上。

二零零二年三月一日，霍林郭勒市第四中学以她父母都修炼法轮功为名，将小毅超开除。小毅超在社会上流浪，备受歧视及侮辱。一天夜间，一恶徒从阳台爬上二楼，砸碎玻璃，闯进她家，把张毅超强暴。

二零零二年七月，生命垂危的符桂英从劳教所回到家中，小毅超看到母亲双目坍陷、骨瘦如柴的样子，对她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为了躲开邪党制造的恐怖，年仅十五岁的张毅超被迫离开家乡，到沈阳和大连等地打工。后来，身心疲惫的张毅超在打工时又感染上了肺结核。她没有钱医治，想回家，可是父母一次又一次被残忍的迫害，和周围环境中的仇恨与恐怖，使她不寒而栗。可怜的张毅超在外晕死不知有多少次，当父母找到张毅超接回家时，已经无法医治，于二零零五年四月六日早七点二十分，在霍林郭勒市人民医院传染病科，年仅十八岁的花季少女离开了人世。

“妈妈，我不想死，我要上学……”

河南省光山县城东三里桥法轮功学员曾小龙，是曾家三代单传独苗，天生聪明伶俐，更是爷爷奶奶的掌上明珠。小龙九岁时已是四年级学生，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小龙修炼前已是淋巴癌晚期，脖子一周长满了脓包，流出又腥又臭的黄脓，全身疼痛，已不能进食，被医院判了死刑。一九九七年九月，小龙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久便转危为安。一年后，小龙又背上了书包。

中共迫害法轮功，陪小龙修炼的父母被中共人员抓进洗脑班。小龙的爷爷奶奶东拼西凑了一千元，恶人才将小龙的爸爸妈妈放回。因小龙修大法起死回生的神迹轰动全县，县“610”到处查找这个全县年龄最小的法轮功学员。当时小龙正上初中二年级，恶人们找到小龙后，三番五次的恐吓，并以开除学籍相威胁，逼他写了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两个月后，小龙旧病复发，住院医治，根本无济于事，于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夭折，年仅十三岁。小龙临终前抓住母亲的手，发出微弱的声音：“妈妈，我不想死，我要上学……”

一个少年，身患绝症，因炼法轮功痊愈。中共逼其放弃修炼法轮功，导致旧病复发，幼年夭折，这是谁之过？

他走完了悲苦的十三年

孙峰的母亲王秀霞

辽宁省清原县法轮功学员孙鸿昌一家八口，在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中，五死一残。妻子王秀霞遭绑架后仅仅十六天就被迫害致死。孙鸿昌自述：“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这又是一个令我悲痛欲绝的日子。这一天，我心爱的小儿子孙峰，刚刚十四岁，却在这一天死去了。

“两年前在他只有十二岁的时候，他亲爱的妈妈被警察残忍的迫害致死，他幼小的心灵难以承受这巨大的伤痛。在这之前几年，我们夫妻就被迫流离失所，幼小的孩子寄养在亲属家，孩子一直在思念父母、担心父母被警察再次绑架，在恐惧中度日。那时候的我正被迫害的流离失所，杳无音信。在这多重打击下，孩子病倒了，整日生活在思念、惊惧和无望中，在对妈妈的无尽的思念中，孤苦的离世……”

孩子的天问

对于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来说，父母就是他们的天空，在父母撑起的蓝天下，他们自由自在的成长。在父母的呵护下，他们将梦想放飞。可是一旦失去了父母，那对他们的打击是何等的大啊！

去年在明慧网上有这样一篇文章《孩子的质问：这个国家怎么了？我要爸爸！》。文中写道：“我叫徐天懿，今年十三岁了、小学五年级，住在辽宁抚顺市顺城区葛布街。我本有个幸福的家庭。虽然母亲身体不好，常年需要人照顾，但我爸爸从不嫌弃母亲，既当爹又当娘，还要打零工养活我们一家人。

“可在六月二十日我爸爸（徐印雷、五十九岁）在邻居阿姨家学法轮功时，被抚顺市顺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副队长焦臣等多人抓走了，几个阿姨都被抓走了。将近一个月了，抓哪去了，到现在也不让我们晓得。

“我爸爸过去身体也不好、多种病，看见传单上说法轮大法的神奇，我爸爸就学上了，结果病真的好了，也能工作了。

“现在我爸爸被抓起来了，抓哪去了？我们怎么办呢？每天我们娘俩以泪洗面，没有了生活的快乐。过去虽然也苦、很清贫，但有爸爸在，就是喝口大米粥吃咸菜也很高兴。

“我爸爸就是做个好人，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怎么就不允许呢？这个社会怎么了？这个国家怎么了？我要爸爸！”

重庆市沙坪坝区某中学的退休高级教师雷正夏，有一个养女，十三岁，于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明慧网上呼吁：“救救我爸爸”。孩子说：“我爸爸叫雷正夏，是一个大好人，我是他收养的一个女孩，已经养了我将近十年了，十年是一个多么长的时间啊！我和爸爸的感情很深了，他还在零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就把救了我的婆婆程普珍（七十三岁）、爷爷刘永政（八十一岁）两位老人收养了。这两位老人都是五保户，每月工资一百四十元。婆婆双目看不见。我爸爸把婆婆照顾的无微不至。

二零零八年一月，我爸爸被新桥派出所的刘白平出卖，刘白平是凤鸣山中学所在地的片警。我爸爸被国保支队长李鸿打伤，在看守所待了几天就被送进医院。除夕那天被他的干儿子背出医院。……因为学校的保安出卖，被恶警陈林笑在零九年四月七日晚约九点绑架。女儿非常想念爸爸。我痛恨乱抓好人。

“我希望好心的叔叔、娘娘救救我爸爸！救救我爸爸！求求你们了！”

雷正夏是一九九六年修炼法轮功的。他也是在修炼后收养这个养女的，不但收养养女，还把曾经收养养女的两位老人也接到家赡养。这样的好人被迫害，天理难容！中共对好人的迫害，给社会、给家庭、特别是对孩子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背着妹妹要妈妈的少年

二零零五年五月七日，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露水河镇年仅十二岁的杨盛伟，与父母一起被东山派出所汤龙平等恶警绑架。派出所恶警用十二号钢筋抽打盛伟，逼他说出母亲的资料来源，尽管身上被恶警抽得伤痕累累，盛伟愣是咬着牙、忍着痛，没有出卖法轮功学员。母亲杨忠红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在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遭体罚和电棍电击等迫害。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九日，杨忠红在给恶警梁某的妻子讲真相时被举报，被绑架到抚松县看守所，被绑到铁椅子上非法用刑。在绑架的过程中，恶警汤龙平连杨忠红三岁的女儿阳阳也不放过，逼问阳阳，谁和她母亲聚会，阳阳被吓得哆哆嗦嗦。恶人的卑劣行径引起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说现在的警察还不如土匪。

十三岁的杨盛伟忍饥挨饿借了二十元钱，十月十六日早上五点多，背上三岁的妹妹，到客运站坐车去找妈妈。一路打听，找到抚松县公安局要求放了妈妈，没想到恶警破口大骂，抬脚就踹。小盛伟的脸被踹肿，耳朵被打得嗡嗡响，毛衣袖子被撕破，当时就被打昏过去，过了一会才苏醒过来。

为了掩盖罪行，恶警强行带小盛伟到市场商店二楼做衣服的地方把袖子给缝上。随后四个警察把小盛伟抬胳膊抬腿塞进警车拉回家。在警车里盛伟奋力反抗，被警察揪掉一把头发。小盛伟痛苦地说：“我现在没有妈妈了，爸爸也找不到了，我和妹妹在家连饭都吃不上，没人做。你们还打我，我也不想活了。”

第二天，小盛伟忍着痛又到抚松县公安局要妈妈，在公安局大厅里，小盛伟一遍一遍诉说自己被警察暴打的经过。最后警察只好放了小盛伟的妈妈。

穿越苦难

一个十三岁的四川小姑娘，千里迢迢赴京证实大法，被恶警关入牢房。在监号里，她的一句话让在场的所有法轮功学员当场泪下：“阿姨，我炼功才三天，还没学会第五套功法，您现在能教我吗？”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为什么那么小的孩子一接触法轮功就能义无反顾的为法轮功站出来？在漫长的苦难岁月中，他们走过少年，如今的他们是否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从今年五月至今，已有近二十万法轮功学员起诉首恶江××，其中就有许多这些昔日的少年。我们看下面几个例子：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十月三日的诉江状《从迫害中走出来的孩子》中这样叙述：“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清楚的记得那个雷雨交加的漆黑夜晚，漫天的闪电和震耳欲聋的雷声，让人感觉人间要变作地狱，鬼兽遍地的气氛，好恐怖。妈妈为了告诉政府大法是好的，决定去上访。我当时才十三岁，想和妈妈一起走，可是被爸爸从出租车上拽下来说，大学生都被共产党轧死了，你们去找死呀。妈妈无奈只好暂时留下我，悄悄的踏上了上访的路。……我是外婆带大的，八十多岁的外婆一直和我们一起住，在爸妈上班的时候，只有年迈的外婆陪在我身边。可是在这场迫害中，警察无数次的骚扰，给外婆和我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每天生活在恐惧中，经常四、五个警察来砸门，那时我才十三岁，不敢开大门，他们就从大门跳进到院子里，并逼问我和外婆妈妈的去向，外婆多次被警察来骚扰吓的都得在床上躺几天。一次警察又来抄家，抢外婆的大法书，八十八岁的老人架不住他们推来拽去的，当时就昏过去了。最终在被经历的那些恐吓和女儿被绑架的痛苦中带着遗憾离我们而去了。……

“年后，爸爸说我们终于可以去探望妈妈了，我欣喜若狂的把师父新经文藏好带着给妈妈。到了那里，我又见到了一个让我认不出来的妈妈。妈妈那乌黑的长发被强制剪成了短发且一大半都白了，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见妈妈前，我想象过好多次见到妈妈的场景，但是，怎么也没想到是这样的。事先我练习好见到妈妈不哭，可是，不争气的眼泪还是在看到了妈妈之后流了下来。原本我想给妈妈看到一个坚强的我，可是，我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这场迫害，这场人权浩劫给我和无数法轮功学员的孩子造成了太多的无形伤害。我在这场迫害中长大，让我更加认清了好人坏人，更加知道了人权是什么，也更加知道了怎样去分清真正的好坏善恶。

“法轮功没有错，修炼人都按照真善忍在衡量自己，按照真善忍做事。在自己承受痛苦压力的情况下，还告诉人们我们是好人，我们从来不做危害社会危害别人的事情，相反，我们自己却一直在被迫害之中。”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二十五岁的马春波，二零一五年八月末向最高检察院投递了《刑事控告状》，控告江泽民。他在诉江状中说：“我开学了，由于父亲流离失所，没有人再送我上学。同学都是爸爸亲自扛着行李送他们上学，只有我是自己一个人在后面跟着他们，自己扛着行李不说，还要拿着粮食。本来就瘦弱的身体，再加上路也不好走，我被他们远远的甩在了后面。我就象没人要的孩子一样，看到他们被父亲呵护着，说笑着，我心里顿时一阵酸，我也想要父亲对我百般呵护，哪怕是父亲在身边鼓励我一下也好，可是现实告诉我那一切都是幻想。这些作为一个男孩子来说，忍忍都会过去，这些魔难还都算不得什么，但是更让我不能接受的事情是接下来发生的。……终于熬过了一个星期，到了放假的时候，我背着书包回到家里时，看到家里的门已经上锁，……奶奶顿了顿说了句：‘你妈和你爸走了，不回来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当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我嚎啕大哭。我想要爸爸妈妈！我还是一个孩子！我从来都没离开过爸爸妈妈呀！从此再也没有替我遮风挡雨的人了，再也没有人在背后安慰我，给我安全感了，我没有了保护伞。这个时候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呀。”

马春波到监狱两次接见父亲的时候，狱警都当着他的面打了他父亲。第二次他是带着五岁的妹妹一块去的，他自述：“妹妹被吓得哇哇哭。妹妹在回来的路上问我：‘哥哥，那两个人为什么打爸爸呀？’身为警察，当着孩子的面打父亲。我认为人最不能容忍的是，他人当着自己的面伤害你的亲人，而且那个被打的人是你至亲的父亲。他们没有顾及妹妹和我的感受，更没有顾及到这件事儿对妹妹的影响，给我和妹妹的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可以说，我和妹妹的童年从没快乐过，我的童年处处充斥着恐惧、离别。妹妹的童年比我更惨，从小就没享受过父爱，从小就居无定所，四处流浪，无家可归，尝尽了离别之苦。……

“可我也深深知道我一家人所遭受的一切也仅仅是这场残酷迫害的冰山一角，象我一家人的遭遇又何止是千千万万，因此众多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无时无刻不都盼望着这场迫害早一天结束。把健康与自由的权利归还给百姓，把快乐还给那些无辜的孩子们！让法轮大法的法光普照中华大地，把道德，人性、良知、人与人的关爱还给这片土地的人们！

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中共前头目江××与中共相互利用发动起来的。这场专门针对好人的迫害，受害者不计其数，迫害的程度远超文革，可是却被中共完全的掩盖起来。被迫害的孩子当然不是我们的文章所能承载得了的，我们只是选择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年龄来透视这场迫害给孩子们带来的危害。

由于信息的封锁，很多被迫害的孩子没有提及被迫害时的年龄，而几乎所有的受到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孩子则是在被迫害的阴影里完整的走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