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志宏老人说：“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到二零一零年的十几年中，大武口公安分局一科段科长、闫承伟、何洪林，在政委牛建宁的指使下，经常到我家里抄家，抄走多少东西，搜了多少次都记不清了。”

下面是穆志宏老人诉述她的经历：

我叫穆志宏，女，今年七十岁，原神华宁煤集团教育处的退休教师，以前全身都是病，常年在求医问药；从一九九六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到半年时间身患的多种疾病痊愈，身心愉悦。

正当我得法受益，沉浸在喜悦中的时候，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了。我想：宪法允许信仰自由，4.25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上访后政府对气功出台了“三不政策”，怎么能禁止呢？当时还认为政府会调查的，很快把事情弄明白了，还是会让炼的。

但是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至今十五年来，上千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抄家、绑架、勒索、关押、劳教、判刑、致疯、致残、致死，甚至被活摘器官；无数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无数老人因承受不住打击含冤离世；无数儿童失去父母成了孤儿……直到现在全国各地每天依然发生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的案例。

我今年七十岁了，但这十几年我所遭受的种种迫害依然记忆犹新。今天我费尽周折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制止迫害、呼唤良知。我衷心期盼受蒙蔽的世人了解法轮功真相，善待大法、善待法轮功学员，看清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质，为自己创造美好未来！

下面是我得法前后身心巨变、不放弃修炼屡遭迫害的经历：

一、修炼前后的变化

修炼前，我有多种顽疾：风湿性关节炎、心脏病、肠胃炎、腰椎间盘突出、过敏性鼻炎、妇科病、胆绞痛等等，且经过各种治疗方法也没有效果。饭量很小，体重不到80斤。各种病折磨的我活得都没有信心了。严重的肠胃炎和各种疾病导致我经常不舒服，时常拉肚子、拉血拉脓，到医院求医，医生说有可能是结肠癌，但最终也无法确定是哪种病，也就没有治疗的办法；胆绞痛每月犯一次疼的死去活来；神经性头痛，经常疼的站不住、坐不下、睡不倒，鼻涕、眼泪、口水一齐流。

因为心脏病很严重，我上不了班，提前五、六年拿着心电图检查结果办理了退休手续。那种百病缠身的感觉真是生不如死，常年四季到处求医问药，专家也找了、大医院也看了，偏方、祖传秘方都用过也不见好转，好多年当中每年都得花上万元的医药费。万般无奈之下皈依了佛教，希望能找到治病的良方和心灵的慰藉，但还是无济于事。

一九九六年十月听认识的人说：法轮功是佛家功法，祛病健身效果特别好，我当时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开始炼功的。修炼法轮大法后，仅仅不到半年时间，我身体的病症全消失了，而且饭量大增，体重由原来的80斤增加到120斤，皮肤也白了细嫩了。

我本性善良，性格内向，对人真诚、宽厚，不会弄虚说谎、逢迎阿谀。看不惯社会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更厌恶假大空的做法，常常因适应不了社会、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而痛苦。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我的心情好了、性格开朗了，我真正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和做人的意义，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教人做好人做更好的人的，心里那个高兴无法形容，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大法的美好，千言万语也道不尽师恩的浩荡。

我修炼后身心发生了巨变，亲朋好友都说我变了一个人，有几个也开始修炼了。我丈夫亲眼看到我修炼后的变化很相信法轮大法，我将家中的电视搬出去给大家放教功带、把录音机拿到炼功点放炼功音乐、到炼功点弘法丈夫都很支持，有时还帮我录制炼功音乐带。

二、多次无辜遭绑架拘留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深夜，当人们进入梦乡后邪恶的绑架开始了。当天晚上宁夏石嘴山市公安局警察、当地武警、国保大队的全部出动，把本市学法炼功点的站长、辅导员（义务教功）、上了他们黑名单的法轮功学员从家里绑架到大武口区朝阳派出所，并逼迫写不炼功的“保证书”。写“保证书”的由家人签字带回家，不写的当即就被关进拘留所。我在当日后半夜就得到这个消息了。

二十一日一大早，我还是象往常一样又到神华宁煤住宅区旁公园的炼功点去了，每天在那里炼功的人也陆续去了四十多个。我们刚把“法轮大法”等条幅挂好，朝阳派出所的两个警察就来了，其中一个姓曹。他们到那二话不说，上去就把条幅扯下来，又呵斥我们：赶快回家，回家等着看电视！大家就疑疑惑惑各自回家了。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在家中，突然有人敲门。我刚打开门就冲进来几个警察，没出示任何手续开始翻箱倒柜。我大声问：你们是干啥的，为什么翻我家？但没人理会。他们把我家翻得一塌糊涂，如同抢劫，把大法书等东西都抢走了。抄完家后，其中一个警察拿出一张纸给我晃了一下说：我们是大武口分局一科的闫承伟、何洪林，又问我资料是哪来的？我说是我自己的。他们说：你现在跟我们走一趟！随后将我强行绑架到大武口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

在拘留所每天打扫卫生、做饭、给食堂摘菜、除草等等。我被拘留后，大武口公安分局的政委牛建宁（后来调往山东）几次给我家人打电话，让家人配合他们劝我不要炼功了。我丈夫得到公安许可后，几次办手续到拘留所看我，意在劝我放弃修炼。

二零零零年六月份的一天，闫承伟、何洪林再次到我家说是要找我谈话，结果把我绑架到大武口拘留所拘留了一个星期。在拘留所里，每天要交几块钱的生活费，一天两顿稀汤汤面，经常饿肚子。晚上睡大土炕，没有褥子、没有被，只能家里送。晚上有些男犯人故意喊叫、敲暖气片，吓唬女监号的人，根本无法睡觉。从拘留所回家后，我才知道是因江泽民要到宁夏视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分局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政委牛建宁、分局一科段科长就指使警察绑架的我。他们造谣说：江魔头要来宁夏怕我闹事，得把我关起来。当时大武口区公安分局的局长是贾奋强（已遭恶报2014年12月5日被抓）。

从七二零到年底的几个月里，每到中共开会、过节的日子，闫承伟、何洪林就把我关进拘留所里。除了上文提到的两次之外，从拘留所又进进出出三、四次。就是在家中呆着，市局、分局、街道办、居委会的也不断上门骚扰。派出所还派片警、便衣在我们家门外盯梢、跟踪。不但绑架我还绑架我的家人。

我从拘留所回家后，警察还是经常到家骚扰。他们不但随时绑架我，还劫持我家人。有一天晚上，家里只有我和我小儿子（当时正上初中，十四五岁）。闫承伟他们又到我家，叫我到分局一趟。我坚持不去，他们连拉带推，把我推上警车。我一看我儿子也被他们劫持到了警车上。我说：我修炼法轮功与家人无关，为什么把我儿子也弄到分局？他还在上学，如果我儿子去，我就不去。我立即下了警车，把我儿子从警察上拽下来了。我和儿子返身回家，推门时，怎么也推不开。原来一个警察藏在屋里，使劲在屋里堵门。我和我儿子合力将门推开，屋里的警察尴尬的站在那里。这时警车上跟下来的一个警察说：哎，怎么还把一个人落在屋里了？屋里的警察趁机从门缝溜走了。我气愤的说：你们这是知法犯法！你们和流氓没区别。原来他们企图将我和儿子劫持后，留人在我家抢劫。

后来我和别人提起多次到我家绑架我的恶警闫承伟、何洪林的名字，别人问：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我说：他们到我家已是家常便饭，就快一天三顿了，我怎么能忘记掉呢！

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丈夫受到胁迫，有一次他们单位召开大会时，他在会上表态说：我要和法轮功划清界限！后来他得了绝症，我劝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病情会好转，他说：我不相信，我就信医院。我丈夫对法轮功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都是中共的镇压造成的。最终他因得绝症去世。

三、探亲被跟踪劳教一年

二零零零年对法轮功的镇压、诽谤铺天盖地。远在安徽老家九十高龄的父亲还有姐姐、弟弟十分担心我的安危。为了让他们放心，过完大年后我回到安徽老家。就在上火车的前一天，我到银行取钱，被蹲坑跟踪的警察发现了。我走后，警察到我原单位威胁，让单位派人把我押回家。我们处长说：穆老师是退休人员，回家探亲是国家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把人家带回来，我们不去！

处长拒绝后，石嘴山市局、大武口分局各派两名警察（其中有女的）尾随我赶到了安徽萧县。我到老家的第二天，他们四人也到了。我提前得到消息就从亲戚家走脱了。他们找到萧县警察带路，带着手铐到我父亲所住的村庄绑架我，结果扑了个空。四个人不死心，又在当地住了十五天，疯狂的找我。

在老家流离失所半年多，我想：我又没干什么坏事，为什么躲着？八月中旬我从老家回到大武口家中。到家的第二天，闫承伟、何洪林还有两个女的就到我家打门。我毫无防备打开门，他们将我连拉带扯绑架到警车上带到分局，随即关到了石嘴山市第二看守所。

看守所要求每天要背监规，有时也干活，晚上不让睡觉轮流值班。十五天后，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关押到了宁夏女子劳教所。

四、在劳教所遭种种迫害

宁夏女子劳教所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二零零零年八月三十日，我被关进这个黑窝。当时劳教所和少管所在一起，因关押人员多地方小，高低床每个床上面睡两个人，一个监舍十几个人。我刚去里面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有七八个，后来增加到三十多个。

管教挑最坏的吸毒贩毒犯包夹法轮功学员，不让炼功、不让和其他法轮功学员接触，碰个面对面都得躲着走。强制每个法轮功学员每周要交一份思想汇报，每天上午从八点开始给法轮功学员“上课”，念邪党造谣污蔑大法的文章、读“转化”人员写的文章、看污蔑大法的录像，还要求记笔记。管教定期要检查，还要考试。如果不配合管教就用脏话辱骂。两个包夹我的，一个和我同铺，一个在我上铺。我吃饭、睡觉、站队、上厕所、打水，无论干什么包夹寸步不离。我的一言一行都在包夹的监视之下。

贩毒吸毒犯覃朝凤积极参与包夹迫害法轮功学员谭秀霞等人，有一次她在监狱宣传黑板上写了诽谤大法的文章，杨洁给擦掉了。覃朝凤就诬告了管教，随后杨洁被推搡殴打。后来覃朝凤遭恶报因贩毒被判刑十几年，关押到了银川女子监狱。

我在劳教所干过的奴工有捡脱水菜、打扫卫生、磨宝石、记账、种葡萄等，完不成任务包夹和犯人头就辱骂或拳打脚踢。不到一米宽的床上睡俩人很挤，和我同铺的包夹是个年轻的贩毒犯，瞌睡很重，每天晚上睡觉把腿搭在我身上，我经常睡不好，白天还照样出工；出外工每天五点起床，然后站队、点名、报数，乘车出工，车上人多挤的满满的；中午送饭到田间地头，人多饭少，经常有吃不上饭的、整天喝不上一口水的；回到监号已是晚上十点多，管教还要找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谈话”。因为我不转化，经常被叫去“谈话”。管教杨金铃多次找我到她办公室“谈话”并长时间罚站。二零零一年十月有几个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照样逼迫出外工。

有段时间劳教所的锅炉坏了，烧的水勉强能有二十度，但我们也只能喝这个水。一次吃饭时，法轮功学员冯建英和我打了个招呼，可能是包夹看到诬告了。饭后管教阮爱君（现在女子监狱狱政科）诬陷说：冯建英煽动法轮功绝食！就给冯建英戴上手铐关进隔离室，不给吃饭、不让睡觉。为了抗议对冯建英的无辜迫害，我就开始绝食，其他法轮功学员也一起绝食，直到一个星期后冯建英从隔离室出来我们才停止。

管教马丽（莉）非常邪恶阴毒，经常在最冷的时候让我们站在操场上挨冻，一站几个小时，一动不动。我们都穿的很单薄，每次都被冻的双脚麻木、身体僵硬不会走路了。她穿着厚厚的棉警服，坐在椅子上，有人端来热茶喝着伺候着。三伏天最热的时候，将我们带到太阳下站着暴晒，她坐在树荫底下乘凉，旁边还有犯人用东西给遮着太阳，就差扇扇子了；下雨天在操场上跑步，一跑就是几个小时，所有人身上都湿透了、鞋里全是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每次长时间跑步，我头晕眼花、好象随时要栽倒。跑完步，不让换衣服直接再去干奴工，一直熬到吃饭后，才能回去换。

有段时间，我的大腿外侧长了一块红泡泡，同时伴有发高烧、强烈的疼痛症状，疼的我寝食难安，严重时翻来翻去一夜都无法入睡。据说这叫带状疱疹，就这样每天还得跑早操，照样出去干奴工。值班管教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告诉了队长杨金铃。一个星期后（症状已减轻）杨金铃带着一个懂点医的实习警察到监号，这个警察查看后说：这种病症，不医治根本不可能好，还会引发其他病症，什么药没用一个星期就好了，这怎么可能呢！有一次我捡脱水菜时手被扎破，又沾上了脏水，手就红肿、流脓了，也没用药就好了，犯人都觉得大法很神奇。

我在劳教所呆了几个月的时候，有一次，所领导找我谈话，说要让我签字，签字后就可提前回家。我说：这里的法轮功学员都没犯罪，要放就全放，让我一个人回我不会。回家后我才知道，劳教所有人曾给我丈夫打电话说，只要掏一笔钱就可提前放我回家。

二零零一年初，天安门“自焚”闹剧上演后，劳教所的恶警像鳄鱼闻到了血腥味，开始加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二零零一年五月九日，劳教所从宁夏白土岗子劳教所请来管教和已“转化”的几个人。这些人来后将所有法轮功学员分成几个小组，一人负责一组。这些人每天讲完歪理邪说后让我们发言，我不听不信、一言不发，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这一招不灵验了，劳教所又用提前回家诱惑，不“转化”的被加教（所长已换成汤宁，政委是马燕）。凡不“转化”的，剩余的劳教期每月加教十八天。据此，我被加教一百零五天。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我才回家，回家时我已经瘦的只剩一把柴了。我临回家前，朝阳派出所、人民路派出所（后来我家搬到此辖区）的警察曾打电话蛊惑我家人说：穆志宏要出来了，你们怎么办！当时家人怕伤我的心不敢告诉我这些事。我一个年近六十岁的柔弱老太太能干啥，恶警竟然这样造谣惑众！

五、再次遭绑架关押

二零零二年四月的一天，我到银川市红花乡约好的地点给外甥媳妇送住院费被闫承伟、何洪林等跟踪。第二天，闫承伟、何洪林就伙同人民路派出所朱所长等一帮警察来我家强行抄家，抢走了我的《转法轮》和炼功带，把我绑架到人民路派出所，关到一间小黑屋里在一个长凳子上坐了一天一夜，两个警察看着我，没吃饭没睡觉。第三天又把我绑架到石嘴山市第二看守所。

到看守所我才知道，我侄女李爱玲（也是法轮功学员）也被绑架到了看守所。一进看守所，我的鞋就被强行脱掉，我只好光着脚走到监号里。进去后一个关押人员同情我送给我一双鞋我就一直穿着。闫承伟、何洪林多次到看守所非法提审诬陷我：参与法轮功团伙活动、颠覆政权等等。我不认为我犯了罪，就不配合他们。我对看守说：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善良人，我们对政权不感兴趣，谁当政都一样，只要允许我们炼功就行了；我去给外甥媳妇送钱，把我抓来，说我参与法轮功团伙活动、颠覆政权，这纯粹是为迫害我编造的！就这样一次次的非法提审、一次次的逼供，他们没得到任何东西。我笑呵呵的讲真相的时候，闫承伟还骂我：抵抗、老顽固。

大武口公安分局一科绑架我和李爱玲后，为了邀功，给宁夏“610”、公安厅汇报说：破获了一个颠覆国家政权的团伙！此后，参与迫害的警察得了嘉奖令和奖金。看守所关押我的警察都说，她还看到了嘉奖令。这不是说笑话演闹剧吗？一个老太太和一个中年妇女也能成颠覆国家政权的团伙？送一趟钱也算犯罪？

在看守所里，要求背监规，晚上要轮流值班，值班时不允许坐在铺上，只能站着，否则会遭受到值班警察的辱骂。吃的馍是犯人自己做的黑面，喝的是土豆、菜叶汤。我俩被非法关押了三十天后办了取保候审。

六、又一次被无辜绑架

二零零五年过年后不久的一天早晨，石嘴山市局、大武口分局、国保大队警察伙同人民路派出所的朱所长、姓魏的片警七、八个突然到我家抄家。抢走了大法书籍《转法轮》、炼功带、电子书和一本周刊。现场的一个警察看到抄出的电子书，高兴的说：我家女儿学英语正需要这个，买还买不上呢！

非法抄家后把我绑架到人民路派出所。他们把我关在一个房间坐在凳子上，一边一个警察看着，逼问资料来源。到了晚上警察不停的捣我、推我不让睡觉，也不给我吃饭、不给我喝水，就在凳子上坐了一天一夜，我还是不说。警察又把我儿子叫来劝我，让我说出资料来源。我拒不配合，他们又把我关进了拘留所。市局、分局、国保大队警察多次去提审，我还是什么也不说。有一个警察恶狠狠的骂我：上次去你老家抓你让你跑掉了（指回老家看望父亲那次）。我说：我是退休职工，回家探亲是法律允许的，你们说法轮功不要亲情，我看望老父亲你们抓我不违法啊！

到了拘留所我开始绝食抗议。我到拘留所的第五天，已经六天没吃没喝了，没有大小便，身体出现了异常。拘留所的估计我得了肠粘连，打电话通知了我家人，六七个警察和我丈夫一同把我送进医院强行输液。警察每天都在医院看守。有一天打完吊针，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发现警察不在，就从医院回了家，又去看孙子不在家。当天晚上两个警察来我家抓我。他们问我儿子我在哪，我儿子说不知道，他们就悻悻的走了。第二天一大早我离开家到了银川，在康庄小区租了个二楼住下了。

七、突遭银川警察绑架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八日中午，我正在睡觉，突然听到后窗户玻璃被人砸的咔嚓乱响，我回头一看从窗户已经爬进两个人来。他们是搭着梯子上到二楼的。我还没来得及从床上爬起来，他们扑到床上将我按着双手反剪戴上手铐，强行拉到客厅按在沙发上，又拉上窗帘。我一再问：你们是干啥的？他们也不回答。

这时一个人走过去将屋门打开，又陆续进来了两个男便衣和两个女的，这俩女的是康庄居委会的，一个姓康，一个姓曹，是来帮警察抄家的。两个男的用我的裤子把我的头罩住，按着我，不让说话不让动，其余的人开始到处乱翻。那两个女的搜查的特别仔细，把我的衣服一件件的摸兜，把枕头撕开。我的枕头里装着一千多块钱、金耳环、金戒指、身份证，都被他们掏出来了；她们还把布艺沙发上所有垫子都扒掉了找东西。按着我的两个警察一边和那两个女的聊，一边不时的骂我，还用拳头捣我、扇耳光。其中一个说：刚才在楼下还抓了两个呢，我把他们关在车上，我上楼后他们跑掉了！

他们折腾了五六个小时，把我家抄了个底朝天。天黑了，他们也折腾累了，拿出一张纸，叫我签字。我不签，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银川国保大队的王满、陈建华，还有一个姓刘的、一个不知道姓名。王满威胁我：不签字就把你吊起来，一张白纸就可以判你的刑! 有个人说：你不签我们自己签，说着他们中的一个就在上面签了字。王满撕了师父的法像，他们合伙抢走了我的电脑、手机、首饰、钱包、一千多元现金、大法资料等。趁着天黑，开着没有挂牌照的一辆黑色车，把我绑架到银川看守所。

警察还想在我租的房子守候抓人，就没告诉我家人我被绑架的事。我被这伙流氓砸烂玻璃抢劫绑架后，另一伙盗贼随后又从烂窗户爬进去将屋里剩余的电视机、被褥、毛毯、衣物、所有用具洗劫一空。可真是应了老百姓说的：官匪一家！

到看守所我看见法轮功学员蒋红英、张小平也被关押在里面。后来警察提审我的时候我才知道赵玉虎和蔡国军也被绑架了。赵玉虎、蔡国军、蒋红英、张小平是七日晚上被一起绑架的。

八、在银川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银川看守所房子小人多，监号非常拥挤，吃喝拉撒都在里面。七个人的炕铺挤十四个人，根本睡不下。每天睡觉前先把监号长的铺铺好（监号长是固定位置），其他人员挤着轮流睡，谁值班起床了，腾出一个位置才能挤两个人。厕所旁边最臭、最潮湿、最吵，晚上去厕所的人不断，影响睡觉，我就被安排在离厕所最近的铺上。

我被绑架时只有随身穿的衣服，没有被褥，刚去每天只能蜷缩在光板床上，冻得瑟瑟发抖根本睡不着。每天两顿菜汤，每顿一个黑馍馍，根本吃不饱。监号长指定打饭的人经常打得馒头不够数，每人只能吃半个，饿肚子是常事。

每天从早晨五点起床后开始做打火机，晚上十二点收工。冬天不管多么冷，也是五点起床做打火机，除了吃饭，不停的干；腿脚都冻麻木了，也得不停的干；夏天屋里不通风，前后大铁门一关，屋里温度高达五、六十度，象蒸笼一样，汗流浃背，喘不过气来，还得拼命干；完不成任务通宵不让睡觉的干，监号长还用扫帚打、用脚踢、用脏话辱骂。监号干奴工是按人分配，干不完或不干，他们就处罚所有人，借此煽动犯人仇恨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被迫害的更严重。法轮功学员由专人监视，还有监号长盯着，不让炼功、不让互相说话、不让宣传法轮功；点名时，我不回答“到”，不背监规，不穿号服，经常遭到看守的侮辱、谩骂；逼着我给监号打扫卫生、刷厕所、刷垃圾桶、给其他人洗碗；卖的物品也特别贵，还是劣质品；法轮功学员不准家里人探视、不准送生活用品，只让押钱；且押的钱不能自己支配，钱怎么花得由监号长说了算；看守所一旦来人参观检查，看守就派两个人从两边按住我，盯着我，怕我喊冤。

看守所还有武警巡逻，武警不定期的大清查，搞所谓“安检”，搜身、搜床铺、搜垃圾桶，发现异常就会被关禁闭。

有一次，我和蒋红英、张小平为了抗议非法关押开始绝食。看守知道后恐吓说：再不吃就要关你们禁闭！绝食到第三天张小平正在打坐，姓梁的看守叫来一伙男犯人将张小平抬着往禁闭室走，张小平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我和蒋红英看到这个情况也大声喊“法轮大法好”！这伙恶人又将我和蒋红英也关了禁闭。我们三人都被铐在铁椅子上，我和蒋红英关了一天一夜，张小平被关了好几天。张小平关禁闭期间，看守还给她强行灌食，据说还给强行灌了大便。

在银川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银川国保大队警察不断提审我，每次都问：你认识谁谁谁吗？你发过资料吗？等等，每次提审好几个小时。有时提审完回监号后，已经过了开饭时间，就只能饿着。如果是晚饭没吃，就只能等到第二天才能吃上饭。看守所也有小灶，但特别贵，一个菜三、四十块钱，我只能饿着。

在看守所呆了两三个月的时候，我因为营养不够、睡眠不够、长期干奴工出现头晕眼花、时常冒虚汗、两腿酸软、心跳加速的病症。这些病症严重的时候只能坐在哪里一动也不敢动，随时要倒地。看管我们的姓田的看守发现了说：你怎么又这样了，就走了。随着在看守所关押时间的延长，我的病症越来越严重，经常出现不能动的现象。几次警察提审我时，我都走不成路，是被警察架到警车上的。

二零零七年五月底，我被架着（身体虚弱）带到银川市西夏区法院非法开庭。开庭现场旁听席上有几个警察。因为距离现在时间太久，且那时我的身体状况很差，时常犯迷糊，记不清家人是否出庭。开庭时，我为自己辩护说：我炼法轮功没有错，我在家里正睡觉你们把我抓来，我没犯罪，没说几句就被打断。开庭最多也就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到六、七月的时候，有一天银川市西夏区国保大队的几个警察又来非法提审，并告诉我：你已经被判刑三年，现在就等着送监狱了！我上诉到银川市中级法院，家人还为我请了律师，但结果还是维持原判。我被判刑前，赵玉虎、蔡国军、张小平、蒋红英分别被判刑：七年、五年、五年半、四年。在银川看守所这个黑窝里，我被非法关押了二百六十天。

二零零七年八月，我和蒋红英、张小平被强行戴着手铐推上警车押送到宁夏女子监狱。

九、在宁夏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宁夏银川女子监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魔窟。里面关有杀人犯、吸毒犯、贪污犯、贩毒、卖淫、诈骗、盗抢犯等重刑犯，死缓、无期徒刑多。每个监号十四个床位，他们把两个床并一起睡三个人，这样每个监号就有二十几个人。各监号除监号长外，还有狱警安排的秘密线人，这些线人用的是代号，专门监视所有关押人员，监号里谁说什么做什么狱警马上就知道了。

女监的奴工主要是给各监狱、司法部门、外贸企业、大企业做服装，还有剥豆皮的活。每天有定量，完不成任务，要加点加班干，还要受处罚。每天一进车间就是低着头不停的干活。犯人们为了挣“减刑分”，拼命的干，时常熬夜。我被关押进女监的第二天，就开始出工做衣服，任务量大，经常加班到十二点。

在车间做服装，有些面料有甲醛等有害物质，加上车间空气污浊、灰尘飞扬，干奴工一段时间后，我的皮肤就出现过敏现象，接着就出疹子了。开始只是胸部和腰部，后来扩散到全身。手、胳膊、脖子上都是密密麻麻的红疹子，又疼又痒。尤其到夜间更是痒痛难忍，入心入骨，整宿都在挠痒痒，很难入睡。同时伴有发高烧、咽干。晚间执勤的还监视，白天照常出工。实在痒的受不了，我就用毛巾蘸上盐水不停的擦，缓解一下。因为我是法轮功学员，狱警不闻不问，还加重迫害。在我出疹子期间，狱警胡淑兰（现在教育科）故意把我坐着干活的凳子拿掉，让我站着干。我的皮肤过敏出疹子持续了一年多都没完全好，直到出监时手还在流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多次要求换车间、要求休息，丁东红始终不答应。

除受狱警监督，各车间还有专门负责监督的犯人总管、小组长、包夹。对法轮功学员更是层层监管，每个法轮功学员有主管狱警、还有指定的犯人包夹。法轮功学员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一言一行都被控制。不允许法轮功学员炼功，炼功就会遭到酷刑迫害。听说，法轮功学员潘艺园（庆云）因炼功，就遭关禁闭、上吊铐、关铁笼子等酷刑折磨。不许宣传法轮功，不许法轮功学员互相接触、说话；剥夺了通信（打电话写信）权、探视权；不允许送东西，只能押钱；购物受限制，只能买日用品，不允许买食品。

夏天热，车间人多温度高，其他犯人可以买饮料、水果、食品，法轮功学员买东西受限制。监狱还规定法轮功学员必须定期交思想汇报，不“转化”的不给减刑。还有没完没了的报数、走队列，唱什么“感恩歌”。我不报数、不挂胸卡、不唱歌，我只感谢我的师父。因不配合，经常遭到警察、包夹的谩骂，还有的犯人用脚踢我的腿。狱警还要求照相，我不照就逼着照，狱警丁东红拿着电棍晃来晃去吓唬我。

每个月进行一次常规的“安检”，还有不定期的，对法轮功学员检查的特别细。每次狱警带着包夹到监舍将被褥的里子面子扯开，把棉花掏出来；把枕头套打开；把成包、成卷的卫生纸撕开；把鞋垫拉出来；衣服脱的只剩裤头、背心；胸罩上的带子都剪掉；储物柜的东西全部拉到了地上。每次“安检”过后监号里一片狼藉，东西散落的到处都是，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有一次“安检”后，我的被褥被扯烂用不成了，狱警给我领了一套新的，我不要，让家人从新送了一套。

我和杨洁在二监区，二监区是半军事化管理。吃饭只有十几分钟时间，我经常刚打上饭，狱警就在外面喊着要站队出工，没吃也只能将碗放下排队，慢一点就遭到训斥，又不准买食品，所以经常饥肠辘辘、饿的头发晕。在车间干活每天每人只能接两杯水。我和杨洁不“转化”，狱警不允许我们到商店买食品。吃不饱、喝水不够，时间长了，我老是头昏眼花、心跳过速、出虚汗，经常不得不趴在做服装的案子上歇息一下。

二零零九年二月初，从北京流窜到女子监狱几个女恶警传授“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经验”。这几个恶人到各监区给法轮功学员灌输邪恶造谣污蔑的内容，制定了强制“转化”方案。二零零九年三月，各监区抽调“能干”的狱警成立了“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功坚组”。二监区“攻坚组”组长是丁东红，成员有：胡淑兰、晏起秀、王恩霞、教育科哲艳华。晏起秀表面伪善内心邪恶，仇恨法轮功、仇恨大法师父，对我的迫害更不择手段。

“攻坚组”成立后，为了“转化”我，她们在二监区三楼设了一个小号，又在狱警办公区她们叫“队部”的区域设了一个单间，里面专门配备了小圆凳子，各种造谣诬陷法轮功的材料、光盘、录像机、电视。此后的三个多月里，我就在这个小号和单间里轮番遭受恶人们惨无人道的迫害。那时二监区就我一个法轮功学员，而且对我的迫害是偷偷进行的。

“攻坚组”选派她们信任的六个犯人作为我的包夹，为首的犯人叫高阳是杀人犯，还有吸毒犯、诈骗犯、贪污犯。她们二十四小时轮流形影不离的监视我，吃饭、睡觉、上厕所包夹也一边一个跟着。每天早晨五点起床洗漱后，七点包夹把我从监区小号带到“队部”的单间，折磨一天狱警需要休息了，包夹又把我带回监区小号。

我在小号和单间里遭受了“坐小凳子”、“熬鹰”、挨饿、限制喝水、逼迫看污蔑大法的录像、文章、辱骂、毒打等方式的摧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坐小凳子”、“熬鹰”等：在“队部”的单间里，她们让我坐在高二十厘米左右的小圆凳上，抬头挺胸、两腿并拢、腿弯曲成九十度、两手平放在膝盖上、目视前方一动不动。每天一坐就是二十多个小时，稍微动一下，包夹就谩骂、用脚踢。这样连续坐了不到一个月时间，我的屁股就烂了，屁股上有巴掌大的一片皮都脱落了，血肉和裤子粘成一团，疼痛钻心，还强迫继续坐。每顿饭包夹给的量很少、还限制喝水、上厕所只给一分钟时间。就这样长时间饥渴、限制上则所、长时间一个姿势坐着，我开始便秘。有时十几天才解一次大手，大便困难，包夹嫌时间长，就不停的辱骂、催促我。连续三个多月“坐小凳子”、“熬鹰”，只要闭眼睛打瞌睡包夹就捣、推、摇、打、拽眼皮、掐。我头昏眼花、心跳过速、出虚汗、精神恍惚、血压升高到140MM汞柱，最高达180MM汞柱，狱警又逼迫我吃药，我感觉随时要跌倒在地昏过去。

强迫看、听污蔑大法的文章和光盘：晏起秀、王恩霞从邪恶的网站下载大量诽谤攻击法轮功、诬陷大法师父的邪恶文章让我看，我不看，她们就命令包夹给我念。包夹白天在“队部”单间里给我念，狱警下班后包夹把我带回监舍的小号继续念。还给布置一大堆学习其他邪书的任务，学不完就不让睡觉。因为我拒绝看，每天布置的任务都完不成，狱警就给包夹施加压力，包夹就把气撒在我身上。她们给我念的时候，念一句打一拳，念一句踢一脚，有时两个包夹同时动手，又打又骂。晏起秀拿来各种诬陷大法的光盘及各地“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录像一遍又一遍的播放，强行往耳朵里灌、强化洗脑，包夹就在旁边监视。

逼迫写日记、写认识、抄邪书：狱警把读文章、看邪片叫“上课”，每天“上课”后逼迫写日记、写认识、抄邪书。为了让我写东西，她们在我坐的小凳子前面又放了一个木头凳子，我就趴在上面写。这个日记和认识必须按照狱警要求的内容去写，否则就会遭大声辱骂。我按照自己想的写好了，包夹看了不是她们要求的就一把撕掉，然后把我的头按到木头凳子上，拽着我的手叫重写。经常因我写的不符合包夹的要求，我边写她们边撕，嘴里还骂着，这样的折磨每天从早上七点到次日凌晨。

有一次她们放了“天安门自焚”的光盘后让我写认识，我就写：“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结果遭到包夹的谩骂。丁东红看了后，在我写的认识上面加上“法轮功是X教”几个字后强迫我按手印；我不按，还把手捏成拳头。几个人将我按住，拽胳膊、掰手指头。实在掰不开了就把我的拳头按在印油盒里，糊上油墨然后再一遍遍砸到纸上。丁冬红嘴里还骂着：反正在你写的认识上面，就是你写的！我写的认识不符合她们的要求经常遭到包夹的打骂，头上被包夹用厚厚的书敲出了包，手被打青了。

晏起秀拿来污蔑大法和师父的文章强迫我抄写，一晚上要求抄写二十遍，抄写一遍就得二十页纸，抄不完不让睡觉。这样几乎每天都睡不上觉。

毒打、诬陷、辱骂：晏起秀怂恿包夹对我可以随意拳打脚踢。监狱给包夹定了奖励措施，“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可以挣到“减刑分”。为了减刑，包夹在狱警的授意下，经常对着我的要害部位下手，有时趁我不注意朝胸口猛击一拳，惊得我心跳加速；我被迫害的脊背疼她们就用拳头专砸脊背；腰疼就用拳头捣腰；有时还掐我的脖子、掐大腿；用厚厚的书敲头、砸手；捏腿筋、掐穴位、踢腿、说我眼睛小揪眼皮；用随身带的笔或其他东西捅耳朵，伤了也看不出来；有时六个包夹一拥而上，扳脖子搂腰把我按倒在地，把我的衣服扒光搜身；有时六个包夹围着我给我开批斗会。包夹的恶行狱警看见也装作看不见，听见也装作没听见。

有一次晏起秀看到了我身上的伤痕，故意问包夹：你们谁看见她被打了？包夹齐声回答：没有！是她自己弄的。

为了抗议对我的严酷迫害，我再次绝食，甚至将头撞到暖气片上磕了一个大包。丁冬红得知我绝食的消息后对包夹说：她绝食，你们就把饭倒进厕所里。包夹果然将饭倒进厕所，并用相机拍照，然后利用这样的照片在整个监区造谣中伤说：法轮功浪费粮食把饭倒进了厕所，煽动犯人制造仇恨。这一招狱警常用，和中共诬陷法轮功的“自焚”闹剧如出一辙。

包夹对我随意羞辱、谩骂，叫我“黑猩猩”、“异类”、“老孙（孙子的意思）”、“老猴子”等等，还有许多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

记黑账：狱警安排包夹专门给所有法轮功学员记黑账，二十四小时内我的一举一动都记在小本子上：吃了多少饭、睡了多长时间觉，上厕所多长时间等等。包夹根本不让我睡觉，但本子上记着从几点到几点睡觉。包夹还在小本子上写：法轮功谁谁谁态度恶劣、谩骂包夹、动手打包夹、法轮功学员把包夹折腾的整宿睡不上觉。完全就是颠倒是非。

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很多天是连天连夜的折磨我，偶尔晚上能睡一个多小时，最长没超过两个小时，就在短暂的睡眠时间里，包夹还要爬到胸口听、观察嘴是否在动，目的是阻止我背诵法轮功的经文。到后来我已经被迫害的快支持不住了。

她们用尽各种手段摧残身心就是不让我们信仰“真善忍”，放弃修炼。在此轮严酷迫害下，到了五月份，没“转化”的已经不多了。监狱为了给没“转化”的施加压力、制造恐怖气氛，就将各监区的法轮功学员全部集中到了一监区的小号里，我也被转到了一监区的小号。每个法轮功学员还是由原来“攻坚组”的狱警和包夹负责。法轮功学员在同一个楼层，互相之间有了有限的接触。

法轮功学员从各监区集中到一监区时，谭秀霞快要出狱了，一直没有“转化”。刘志琴伙同其他狱警和包夹对她百般折磨，不让吃饭、不让喝水、不让睡觉、大声辱骂，经历几天几夜的精神折磨和身体摧残后她违心的写了“转化书”。

到六月以后“攻坚组”的狱警、包夹也全部合并了。“攻坚组”成员进行了重新组合，组长是刘志琴，组员是胡淑兰、晏起秀、陈风云、马爱萍、姓夏的、哲艳华。

刘志琴表面伪善，内心狡诈。当上组长以后，大肆造势：在全监区悬挂多幅批判法轮功的横幅；摆放丑化、诽谤法轮功展板；频繁开会揭批法轮功，强迫所有关押人员写稿、上台发言；用各种方式制造邪恶气氛，给法轮功学员从精神上施加压力。有一次在揭批会上刘志琴辱骂我：“不转化死路一条”，是“臭狗屎”。刘志琴还利用邪悟者去“转化”其他法轮功学员。给邪悟者、已经“转化”的好处：减刑、允许给家人打电话、允许购买食品、允许家人接见送生活用品。并让邪悟者用这些好处引诱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此后又有两个法轮功学员在邪悟者的蛊惑和诱惑下写了“三书”。

邪悟者告诉我说银川监狱的谁谁谁都“转化”了、北京监狱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转化”了。我在身体承受不住折磨、精神恍惚的情况下违心附和写了“三书”。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其实我心里明白大法好、师父好。我这样做给大法抹了黑，也给自己留下了污点，更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我内心倍感痛苦和悔恨，泪水经常在心里流。

三年的魔狱生活结束回家，再次见到同修时，我着急的问：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同修回答说很好！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我又开始修炼了。

二零一零年七月，大武口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出动大批警察到十几个法轮功学员家非法抄家。到我家抄家的是李黎。他带了七八个警察，警察还做了笔录。抄家后李黎对我说：你可不要把我上到你们那个网上。

十、家人遭受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到二零一零年的十几年中，大武口公安分局一科段科长、闫承伟、何洪林，在政委牛建宁的指使下，经常到我家里抄家，抄走多少东西，搜了多少次都记不清了。

九九年七二零后我多次被绑架拘留，就是在家呆着警察还是经常到家骚扰。有一天晚上，家里只有我和我小儿子（当时正上初中，十四五岁）。闫承伟他们又到我家绑架我。我坚持不去，他们连拉带推把我推上警车。我一看我儿子已被他们劫持到了警车上。我强烈抗议警察的流氓行径又把我儿子从车上硬给拽下来，才避免了更严重的迫害。警察这样对未成年人的迫害真是令人不齿。此事前文已述及，此处不赘述了。

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丈夫受到胁迫在他们单位召开大会时表态说：要和法轮功划清界限！几年后他得了绝症，我劝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病情会好转，他说：我不相信，我就信医院。最终他因得绝症去世。

二零零零年过大年后，我回安徽老家看望老父亲，被宁夏四个警察又找安徽萧县公安部门的人跟踪到老父亲家，又到我姐姐、弟弟家恐吓骚扰，给我家人精神上造成很大恐惧和伤害。那时电视上还在大肆诬陷法轮功学员不要家庭不认亲人。

二零零零年八月，我被非法关押到劳教所后，他们还到家里搜资料。我家院子里的花草树木被挖开，暖气片被卸掉，真是挖地三尺。所有大法的东西、师父法像被他们洗劫一空。他们还把我供师父法像屋子里的坐垫、香炉等都全部拿走了。这些警察还经常打电话骚扰我丈夫，扰乱了我丈夫的正常工作。有时还打电话找我儿子。

二零零五年年后，我被绑架拘留在医院输液走脱后，为了抓我，有一天，警察开着警车到我二儿子单位强行把我二儿子绑架带回家，在我家楼上楼下搜了个遍，没找到我，他们才把我儿子放了。这种随心所欲绑架无辜的流氓行径给我儿子造成很大的伤害，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十一、经济上遭受的迫害

我被劳教后不但身心受迫害，而且经济上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单位在“610”的指使下，扣发了我一年多的工资一万多元，至今未发。我从劳教所刚回家后的两个月都未给我发工资，造成我生活上的困难。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八日，银川国保“610”的王满、陈建华等到康庄小区将我租的房子窗户玻璃砸碎，将我绑架抢劫后，没有及时通知我家人，随后盗贼进入房间，将电视机、被褥、毛毯、衣物、所有用具洗劫一空，造成很大损失。

二零零六年我被银川国保大队、“610”绑架非法判刑三年几个月后，九十六岁的老父亲得到消息后经不住打击，不久就悲愤离世。

十五年来我多次遭迫害，家人精神上受到的折磨更是无法形容。迫害给孩子生活、工作带来很多的麻烦。我好好的一个家庭被迫害的支离破碎。

有个法轮功学员给师父的生日贺卡中说 ：假如一位医生治好了我的绝症，我会感激他一辈子；假如一位老师教给了我人生的真谛，我会永远尊敬他；假如一个人把我从毁灭的边缘救回来，我会永生永世不忘他的恩德，而您就是这样的恩人！这几句话也是我想对师父说的，这也是我屡遭迫害矢志不渝的原因。

尽管我遭受迫害是残酷的，我还是希望参与迫害的警察能明白真相、远离邪恶。宁夏女子监狱的警察，有些还是善良的。希望参与迫害者赶快了解真相、弥补过失、拥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