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一个人来到一处带水的地方，望着水中的涟漪而流泪，一个人经常依靠在窗前望星空流泪。只感觉有无尽的惆怅与悲伤，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无缘无故的哭。

小的时候也不合群，我像旁观者一样去观察别人的言行，我吃惊的发现别人会的我都不会，她们说的话我也多数听不懂，自己更说不来，人际关系也不懂，这些我学不会，我也不想学，我感觉自己是局外人，是另类人，他们的一切好像和我没关系，我好像不属于这里的人。我很孤独。

身体不好折磨的我又瘦又小，我经常说，我身上的零件是拼凑起来的，不精密，所以各个器官才配合不好，稀里哗啦的容易出问题。

文革武斗，我不喜欢人与人的相互争斗，就告病在家不去上学。同学上学路过我家时，他们有意大声叫喊让我听见：“越休（修）越养，越养越休（修）”，意思说我是邪党当时批判的所谓“修正主义”。

刚好赶上了文革的尾巴，上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工农兵大学”，既不是老三届也不是高考后的正规大学生，不光彩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帽子也羞辱了我的半生。学的专业又是哲学，它实际是马列课程的代名词。那个年代大学出现了人才断层，急需教师，我被留在了高校任教，而后又几经折腾的补课，考助教進修班，学研究生课程才站稳脚跟，直到后来正常评高职。

马列课程中的那种斗争哲学令我讨厌，和我性格格格不入，我觉得马恩列毛都是斗士，不是学者，对他们那套东西不仅反感，疑问也越来越多。尤其站在讲台上按照教学大纲讲那些从猿到人的转变，更令我难以启齿，感到恶心，我们的老祖宗怎么会是那么丑陋无比的动物。

最令人悲哀的不仅是授课者的心虚，学生不愿学和消极抵抗都是发自内心的。国家教学大纲明确规定从中学到大学再到研究生都要学马列，学政治课，在高考和以后各种升级考试的总分数中都有重重的一笔，这门考试分数不达标别升级。这样的机制起到了授课者强制灌输，接受者不得不学的状况。师生达不到心灵的沟通，只会让对立加深。教师觉得学生不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学生觉得这类教师令人讨厌，为什么非要讲这些不感兴趣的课，浪费时间。

这种职业耗费了我的青春，耗费了大半生，我付出的全部心血，到头来才发现是一场空。职业的这种苦也一直在折磨着我。人家讲干一行爱一行，我怎么就爱不起来。

婚姻也跟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我想找一个脾气好的，可他偏偏脾气坏的出了名；我想找一个不看重物质利益的有德之人，他偏偏视财如命，事事相反。总之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并且越走相互离得越远。

我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倒霉窝囊，种种的苦让我去承受，由不得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我认定这就是命。

我有幸得了法轮大法，修了大法，整个生命的欣喜难以言表。修炼使我明白了：为什么“生在苦难中　半生两袖空”[1]。

修炼了，过了好多关，虽然苦，但苦中有乐，不觉苦。我有师父在管着呢，我都信心百倍的争取按法的要求做好，我觉得我最幸福。

婚姻使我苦了十几年，当苦到极尽处后，我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他一手安排了婚姻的解体——我除了有孩子的抚养权外几近一无所有。

迫害开始了，我被开除公职，没收住房，又被绑架、非法判刑多年。出来后又没有了工作，无住房，无低保，无生活来源的几无人员。我真的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又开始流离失所的生活。

从表面上看，我还有着人的那么一点光环：大学教授，而此时的我，年龄大而又无一技之长，生存都成了问题。有时常问自己，苍天安排我这样一个无能的人来干什么呢？

学法修炼，使我渐渐明白了我的处境，许多事情都清楚起来，这一切都是旧势力安排，我的工作和失去工作是旧势力安排的，我的一无所有是旧势力安排的，非法漫长的刑期是旧势力安排的，旧势力早已在历史上周密的安排了弟子们的一切，它们以业力大为借口，進而通过种种迫害来進行考验。那种惆怅暴露了我的问题，比如带着人的感情默认了旧势力的安排，不知不觉的消沉，修炼的意志不知不觉的消减。

对旧势力的一切所为，师父都是不承认的，我为什么在思想上默认呢，必须全盘否定。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有师父管，谁也不配管我，师父在安排着我的一切。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众神都羡慕的生命，我就是最幸福的人。

往事不堪回首，我恨自己不争气，曾经迷失过，摔过跟头。每当自卑得不能自拔时，我都会发现，师父没有放弃我，每当在我萎靡不振时，我总能感觉师父还在我身边，仍慈悲地看着我，用那双大手托着我好像在跟我说：孩子啊，快做好跟我回家吧。我一下子什么都烟消云散，好温暖、好温暖地闭起眼睛尽享佛光的沐浴。

我一遍又一遍的背着师父在《洪吟三》中的歌词〈义无反顾〉：

这首诗好像写给我的，师父在鼓励我们走好神的路。

我不在意谁对我怎样，不去计较属于我的不属于我的东西。我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我有师父，我有师父管。想起师父，感恩的泪水，明白的一面看到师父为我做的一切而激动的泪水和着我修好的一面慈悲的泪水都交织在一起，自然地流淌，冲洗着千百年来当人苦涩的泪。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三》〈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