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出国前，办理出国手续、置办行装、处理善后等，诸多事情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更是麻烦同修很多很多，也给家人增添很多负担。

我去使馆办签证时多位同修给我发过正念，去办理被迫害的证据时同修们也为我发过正念，出发前和出发当日，同修们则密集的给我发正念……

这些正念本来是可以为救众生而发，为营救被迫害的同修而发，精力却花在了我的身上。我很惭愧！

一位同修指出我爱顶嘴，喜辩解，说担心我出国后参与项目会配合不好，我执著于她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不让她说，继而说了很多其它不该说的话，在火车站从扶梯上重重摔下，连同箱子在梯子上翻腾很久却没有工作人员停住电梯，围观的人都吓坏了，旧势力抓住把柄来取命，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了弟子，我身体安好，手表摔坏而手却只是擦破点皮，裤子摔破而膝盖无大碍，只是有些瘀青。

在机场被警察带走，幸有师父的保护和同修的加持，得以脱身。自身修炼中的大漏被旧势力钻空子将我推向险境，更觉惭愧！

一直以来，我都没能做到敬师敬法，甚至有乱法行为；走前觉得放不下北京的众生，忙忙碌碌救人急，法没学，心不静，加上不注意安全，出境时被检查包，查出包中有我自行打印、没经加封包装的师父经文和交流小册子，被警察从登机口带到派出所。几个小时后我冲出派出所。从新买票后再出发，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之前同修约好在我出境的那天给我发正念，我知道，如果不是师父的保护，没有同修的正念加持，我是闯不出来的。当时警察要打开我的电脑，要我告知开机密码，我拒绝，警察说一定要查电脑的，而我的电脑里全套做资料的内容一点都没来得及删，移动硬盘和U盘也是满满的内容，却没加密，警察竟然没发现这两样物品。我知道这是师父保护了弟子，有师在有法在，我心里异常平静。同修们的正念也牢牢控制着机场。我笑声朗朗的对警察嘘寒问暖，不停的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正邪交锋后，警察没再查问下去，却没收了我带的大法经文。我执著于快点离开，没有要回经文，太对不起师父，心痛不已。

千辛万苦到达目地地，吃喝住，购物找房搬家全般事项都要仰仗同修帮忙，同修个个都在救人项目中忙的分身乏术，我的到来让他们不堪重负。经济压力更不用说，在受到迫害的情况下省吃俭用攒来的钱，本为大法资源，办手续买行装买机票，到达国外房租家当生活用品等，很快五万元告罄，这些钱可以买多少电话卡，多少打印纸墨，多少刻录光盘。大法弟子在哪里都是以救人第一，很难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去挣钱，未来生活压力大。还有语言障碍，对未来庇护身份获取是否成功的不确定性等等困难。

好容易安顿下来后，可以开始讲真相了吧，却发现必须要到景点才能找到中国人，交通费、餐费等，救人成本高，包括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而国内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有便利、低成本的讲真相救人机会，唯一需要的是正念。

看到同修花很多时间为我忙碌，想到还要花很多时间适应国外生活，在这一刻值千金的紧要时刻，我产生要回去的念头。出国路漫漫，回头亦艰难。恰好读到明慧网上有位留在国内的同修写的文章《对同修出国的一点感受》。

同修在《感受》一文中说：“往年，每逢‘五•一三’、‘七•二零’等日子，我都会和同修出去悬挂真相条幅。到了二零一四年的‘五•一三’、‘七•二零’，只有我独自驱车行驶在挂真相条幅的路上，我的脑海中不时的浮现出同修们的身影。”这位同修说，她在梦中想到很多项目没人做，她大哭起来。

我联想起自己留下一大摊事给已经忙的不可开交的同修，也开始大哭起来，走在街上哭，看神韵演出时哭了又哭。想起如果在国内，今天应该是我给摊贩送去真相币的时候，平时在市场买东西花真相币、劝“三退”，为不修炼的家人买瓶水、买包方便面都是救人的机会（而我走后他们自己购物就不再是救人的机会），在家里静静的打印资料、收集邮箱传真号码、写文章……我哭了又哭，我感到众生都在指责我，他们说，你跑到国外如何救度我们？北京是邪恶聚集的中心，全国、全世界的同修都在支援北京除恶和讲真相，你却从正邪大战的主战场躲到了后方，你是逃兵！

修炼以来我很少哭，这次眼泪老挂在脸上。我以为是应某大法项目需要来到国外的，但是仔细想想，正是因为我们中国这个修炼的主体，救人的主战场没做好，师父才苦心安排国外一个个项目的展开，来支援国内；师父一再为我们承受，一再推迟结束的时间。我们怎么对的起师尊，何颜面对自己的众生？

我唯有更加精進，彻底清除求安逸心，彻底放下自我，去配合同修，圆容项目，才能对的起众生，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减轻留在邪恶中心镇邪、救人的同修们的压力。

在此我也想对准备出国的同修们说，当你产生出国想法的时候，请好好衡量，自己是在国内起到的作用大，还是在国外起的作用大？你是为你自己的目地出国还是为众生而出国？

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