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一日，高春敏的丈夫再次去市检察院一分院的投诉中心，答复是还在调查中。高的丈夫说，老伴目前生病，“他们不让取保候审，这显然是报复，我要继续告他们。”

此前，高的丈夫投诉警察造假证据、非法关押他老伴五十多天，从不通知家人。他在投诉信中说老伴高春敏“六月九日被海淀分局拘留，七月十六日经市检察院一分院批准逮捕，次日被转移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至今。从她被拘捕到我给您写信时日止，五十多天过去了，我没有接到过任何正式拘捕信息和手续，我所了解到的关于她的信息是我奔跑了十次左右海淀分局看守所、四次市第一看守所和其他部门等处了解到的。”“我们都关心老伴的身体健康，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她在知青插队时就是由于脊柱侧弯病退回城，去年过年前又右手腕粉碎性骨折” 。

据悉，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一个姓江的和一个姓白的在办所谓的“案子”，主办的警察不见家属请的律师，只让助手出面，问什么都不说。

二零一四年六月九日中午，刘桂兰开车带高春敏、贾月娥、齐琦，在路上被西三旗派出所绑架，声称有人举报她们发真相资料。刘桂兰、贾月娥一直表示是去看望一个癌症病人，高春敏、齐琦是陪同前往，并且贾月娥、高春敏、齐琦三人互不相识，只因都认识刘桂兰而碰到一起。

拦截的警察在搜查四人书包时，发现刘桂兰包里有真相钱币、高春敏包里有五十张打印好面但无内容的神韵光盘、贾月娥包里有书和几张传单、齐琦包里有真相钱币。第二天，不法警察到各家搜查，在刘桂兰家查出一本《转法轮》，贾月娥家查出一本《洪吟》，齐琦家没有发现任何与法轮功有关的物品，高春敏因当时未报姓名所以未到家搜查；随后并将四人劫持往海淀分局看守所。齐琦因身体不适到看守所后被取保候审。

六月二十六日，海淀看守所警察到高春敏家里检查，并进行了录音录像，没有发现任何与法轮功有关物品，同时让高春敏丈夫签字，高春敏丈夫由于没戴眼镜，只在纸的右下侧签上名字，剩下的让警察填写。

七月十三日，高春敏住所的派出所民警打电话和高春敏的丈夫联系，确认她的住家地址，据说是看守所想办理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

高春敏丈夫原本以为羁押期满（三十七天）可以释放，七月十七日又到海淀看守所查询，发现电脑里没有记录了，情急之下，正赶上驻所检察官接待日，他们帮助高春敏的丈夫电话查询后，得知他们已被市检察院一分院批准逮捕，并被转押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具体情况不详。不知这三天里他们发现了什么“重大证据”，对三位妇女“逮捕”。贾月娥请的律师也不知道那三天中有什么情况。据了解海淀看守所的办案人员曾经有过两次报海淀检察院批捕但都因证据不足给退回。期间政法委人员也曾前去找她们三人谈话，但都被三人的义正辞严驳得哑口无言。

七月二十日左右，曾与高春敏在海淀看守所同一监室被关押的一个人给高的丈夫打电话讲：“当时宣读批捕书之后，高春敏说了多遍‘那些事不是我做的，和我没关系’，拒绝在批捕书上签字，并希望请律师”。高春敏丈夫通过内部关系了解到，办案人员声称在高春敏身上发现二十张光盘、在家里发现三十张光盘等，因此被检察院一分院批捕。同时贾月娥聘请的律师也反映，贾月娥曾亲眼看见警察往她的书包里塞东西，并诱供说他们是“团伙作案”，但三人都拒不承认。

高春敏的丈夫觉得公安警察不按法律办事，造假，感到非常气愤，于七月三十一日给市检察院一分院的高保京检察长写了一封信，申诉此事。八月四日高春敏的丈夫去市检察院一分院核实，第一分院的接待人员讲：“院长已经把您的信转批到侦查监督庭调查了，法轮功的信院长转批，这是第一个，会逐一调查后给您回复”。

八月一日晚，高春敏再次托人给丈夫打电话说自己肝里长了一个东西（后经律师核实为胆囊炎），希望丈夫请律师。八月三日高春敏的丈夫请到了一个自称给几个法轮功辩护过，且都没判成的律师。八月六日此律师见到高春敏了解情况后，希望高春敏写悔过书，高春敏讲：“我不会写的，要写在海淀看守所就写了”。律师给高写了因病取保候审申请，但八日早上就接到公安局拒绝取保候审的通知书。

八月十一日高的丈夫再次去市检察院一分院的投诉中心打听调查情况，答复是还在调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