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袁斌，现年四十八岁，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中学的一名教师。我曾患过慢性胃肠炎，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九八年有幸得大法，以前的那些疾病都不治而愈，真是无病一身轻，精力充沛。法轮功教我说真话做真事，处处为别人着想，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向善提升道德，使我从狭隘自私，争名夺利，变得心怀宽广，心态祥和，为别人着想，不争不斗。

被非法拘留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公开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中共喉舌媒体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大法进行造谣诬蔑。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我与当地的四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 七月三号在天安门广场正准备炼功时，被警察绑架到附近的派出所。当晚被转入朝阳区看守所。后又被劫持回洛带镇，被关在派出所十五天。十五天后又被关进刑拘组非法迫害了二十二天。刚进去就被强迫洗冷水澡，犯人将帕子盖在我的头上，再从头顶淋水，称为“滴水观音”，我头顶凉的难以忍受，水顺着帕子从鼻孔、口腔处流下，呼吸也非常的困难，时间长一点就会虚脱。接着犯人强迫我趴在墙上，胸腹部紧贴墙壁，然后犯人用肘部猛击我的背部，叫“背母鸡”。挨上几下我就痛很多天。警察还强迫每天干活，当时的干活是粘针药盒子，要手脚很快才能完成高定额，完不成就挨“水沟子”，就是用渗透水的布鞋鞋底打臀部。粘盒子时，我用左手拇指用力压，几天下来，拇指指甲疼痛发肿，指甲因瘀血变乌黑，后来指甲脱落。

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期间，时任校长宁旺成强迫我睡在门卫室，剥夺了我的自由。因为我给相关部门邮寄真相资料， 二零零一年一月三日又被绑架、抄家。警察查出是我的笔迹后，对我非法劳教一年。

在新华劳教所里，狱警每天数次或十几次播放“自焚伪案”、污蔑诽谤大法的录像，强迫包夹给法轮功学员读邪恶的东西，禁止同修之间交谈，对坚定的学员，都关进严管中队迫害，时任中队长狱警邓岗。迫害厉害时，每天罚站十几个小时，晚上十二点过才准睡觉，午觉也不让睡。一天晚上睡觉时，我单掌立于胸前，被一个劳教犯人举报，我被邓岗严管了半个多月。

遭学校领导迫害

从劳教所出狱后，学校剥夺了我上课的资格，我在校管图书。学校成立了由校长魏光伟、杨家佛、刘友廷、陈明章的四人小组，协助“610”迫害我，每月只给我发基本工资，由家人代领，经常打电话骚扰我和家人。

二零零二年五月一日前夕，镇办公室主任钟云、派出所的陈武、罗依坤、校长魏光伟，将我劫持到学校关押。五月十三日，经魏光伟同意，我和老婆孩子回老家走亲戚，刚走，镇上人员就开车追我们。十四号晚，将我从西充绑架回洛带，软禁在学校十多天。

五月底一天，我送真相光碟给校长魏光伟看，被他举报，我被狱警陈武等人强拽下教学楼。在派出所里，我拒绝提供口供，他叫来两个二排（临时协警），用手铐强行将我双手铐在背后，他们站在我的前后，同时用拳头猛击我的背部十几下，我忍着剧痛，喊着：“法轮功是冤枉的！”“法轮大法好！”他们被震慑住了，撒手离开了。陈武拿着皮带和警棒进来，又要对我行凶，我坚定的说：“陈武，你打死我也不会说的。”他软了，“袁老师，你说出碟子哪来的，你马上就回家。”我没有配合他。我被拘留了十五天，胸背部痛了两个多月才好。当时的所长是万昌永，指导员陈鳞。

被关洗脑班

警察除了经常打电话骚扰我和家人，听说还雇用了暗探盯梢我。二零零二年九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下班后，我去了一朋友家，回去很晚，回家才听说来了十多个人到我家撒野，弄得鸡犬不宁，（是魏光伟打电话报告的。第二天我被关进派出所。在邪党十六大期间，全龙泉驿区绑架了十个法轮功学员到龙椅山庄（国税山庄）迫害，十一月底才放我们回家。

有时任政法委书记何锡文，“610办公室”主任李浩，成员罗军和李德文，还抽调了武装部和妇联。每人身边都跟有两个民兵，他们弄来诽谤师父和大法的画展，强迫我们看，我们不看，说这是造谣，栽赃，是假的。黄彦、文举平、何永明、艾朝玉、李姐等都被民兵殴打，黄彦的肋骨被打断；我被一个民兵拽倒在地，衣服袖子连肩处被扯开，裤腿上的布被摔裂开；文举平被他们拖到水龙头下冲水，头、衣领、肩部打湿了，满脸是水，他高喊“法轮大法好”。大家的正念制止了邪恶（李德文在场指使）。有一次，罗军叫何永明和我给大家读污蔑大法的书，我们坚定的拒绝了，他先叫两个民兵把何永明拉到一个房间殴打，又叫两个民兵将我带到一个房间内，关上门，对我拳打脚踢，我的手臂和腿上都打出了一些包块。他们强迫我们看诽谤大法的录像，我们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叫写认识就写亲身经历证实法，“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劝善，恶人遭报等。一天吃过午饭，罗军喝得醉醺醺的，求我放弃大法，我当即否决，被他扇了几个耳光。接着他带着两个民兵进了何永明的房间，我听到了他们打何永明的闷响声。

一天吃过早饭后，李德文坐在椅子上，连同椅子倒下，摔倒在地上，他的后脑勺裂开了口子，往外直淌血。还有一次，一个民兵骑摩托车回家，碾伤人赔了几千元。我想这都是迫害法轮功遭了报吧。

在二零零三年两会期间魏光伟强迫我每天晚上睡在图书室内，锁上铁门。二零零四年夏天，魏光伟一家去青岛出了车祸，老婆惨死。

二零零三年六月底，他们又将黄彦、朱德珍、张光秀、兰湘华、张次芳、艾朝玉、朱敏、我等近十名法轮功学员绑架进宏顺山庄（原长松乡政府所在地）进一步迫害，要求所在单位出俩人包夹我们。除了原“610”人员，还有龙泉司法局的副局长陈某某，黎明，武装部的牛队长参与迫害。

遭警察抢劫钱财

龙泉公安局的国安科长郭桐玲等向我家勒索了五千元，收据都没开，还不许人声张。洛带派出所在我被非法劳教期间，从我的工资卡中，未经允许扣了两千多元。当时的所长是黄子根，指导员是陈麟。警员有何文兴，陈武、江来炳等。

二零零二年五月份，从我老家挟持我所花的七千多元，两次洗脑班花费的两万多元，“610”都强迫单位出资。学校从我的工资中非法扣除了一千二百元。

我家经常被陈麟、陈武等人非法抄家。

单位、亲人被株连

我所在的学校在二零零二年申报成都市文明单位，忙活了两、三个月的准备工作，因我不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被迫取消。二零零二年秋季征兵，我的侄儿被取消参军资格。

刑讯逼供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午饭后，蒋云宏和我在郑斌租住的房间内，准备安装上网软件。突然门被撞开，冲进几个便衣，将我们三人胸部朝下按倒在地，我奋力反抗，一个警察在我的腰部猛踢了一脚，头被按在地上，他们将我的手臂用力反扣在背部，我们连声高喊“法轮大法好”，被强行戴上手铐，用封口胶封了嘴。狱警连拉带拽把我们拉下了三楼，强行搜走了两台笔记本电脑，两台打印机，一些资料及安装小喇叭的器材。我们被绑架上了三辆警车，我的头上被罩上黑布口袋，遮住了眼睛，我们被关到青羊区苏坡派出所，我们不提供任何口供，当晚七点过又被绑架到新津洗脑班酷刑折磨。我们被关在不同的房间，狱警强迫我坐在椅子上，两手臂翻过靠背，两手腕铐上手铐，手铐的另一端勾在椅子下的横格上拉紧。手臂无法动弹，并且很痛。两个联防人员守着，不让我闭眼，闭眼时就将我叫醒或摇醒，手臂很快就肿起来。成都国安、青羊刑警大队的隔一会进来或伪善利诱、或打骂威胁。每顿端来比拳头还小的一小碗稀饭，一口就喝下，还不解开铐子。第三天手臂就肿的象小腿一样粗，手臂和手背还长出一些小水泡。狱警们为了逼供，经常把手铐向下拉紧，疼痛难忍，每分钟都比过一天还长。

被非法判刑八年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我被关进了成都看守所。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青羊法院非法开庭，不让我们作无罪辩护，审判长是罗明，检察员是何强、书记员姓汪。我用小喇叭向被中共蒙蔽的世人讲真相、播放“九评”，被非法判刑八年，郑斌被判三年。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郑斌和我被转到五马坪监狱。五马坪监狱是四川省最黑暗、最残暴的监狱，山高皇帝远，海拔较高的四监区、六监区在一千多米高处，气候条件极其恶劣。热天紫外线很强，太阳火辣，晒着如针刺。冷天雾气重，雨雪多，寒风刺骨，一些“抗改分子”常被转入五马坪折磨。那里的警察与外界隔绝，多数还是七八十年代的思想，在他们眼中犯人就是敌人。喝烂酒、搞赌博、养宠物，上班玩手机。枯燥无聊的狱中生活，也让他们犯上了职业病，好折磨犯人，而且招数多。有的警察动则打骂，侮辱犯人，坐山为王，无视监狱法律法规。

四监区管迫害的是高虎，入监队警察龚劲夫，王亿军（狱警）。二零零七年六月底，高虎找我谈话，问如何制止绝食，我回答说自己也有可能绝食。高叫我写一个遵规守纪的书面保证，我说这会留下迫害法轮功的证据，被高虎叫去天天盘腿（象军人那样的盘腿），盘了十多天，直到下队。

二零零七年七月七日，我被关到六监区，监区长苟光辉。那里，伙食差、在犯人中是不争的事实。存在着较严重的小伙吃大伙的现象。听说苟在任时，警察每天只交两块多的生活费。大伙是菜少、油少，每隔一天开一顿肉，说是人均二两，实际上一两都达不到。

被逼做奴工

狱方逼迫我们做工，又多又重，二零一零年前是干九天休息一天，每月休息三天，但是必须完成九天定额后才可休息，没完成的，每天晚饭后要“反省”，即用各种方法折磨人。很多时候午睡时也要到操场受罚站，连休息的那天也不放过，警察个人就有权力叫某某某停工反省，不需要监狱批准。每天强迫干九个多钟头，产值上六监区多年排在全监狱第二，四监区第一。到了二零一零年，每天强迫干十多个小时，有两个多月的午睡时间也不让休息，在车间干活。二零一零年七月下旬起，休息改在每周星期天，但能在六天内完成任务的不到百分之二十，星期天必须出去补做工，星期天也要为他们干上八个小时，星期天如果还完不成，晚上继续反省。我干的是勾T1线圈，因完不成任务，被反省了近一年。有完不了定额的人被多次停工折磨的。在那里，考核积分和减刑，以及买东西，打电话等等都与生产定额为主要依据，完不成定额稍严重的，不准买烟，不准吸烟，有时开肉的那一顿只许吃半份肉。完不了定额，禁止向家人打每月一次的电话。为了多整钱，经常将反省升格为“整训”，每天晚饭后，强迫犯人站军姿，做俯卧撑，做下蹲，罚跑绕球场几圈，甚至叫犯人“巴起”（也叫“巴壁虎”，一种残酷的折磨方式，）等。在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监狱还强迫犯人弯腰、下蹲、双手背在身后，走“鸭子步”。强迫犯人双腿叉开约一米站立，也是经常的事，有时还用电警棍在犯人身上过电。二零一零年六监区总产值在全监狱排第一，那年我只休息了几天。

二零一一年开始，星期天要休息的必须交六天半的产量，否则完成了一周任务星期天照常出工。监区每月拿出产值的百分之四给犯人发劳动津贴，多的几十元，少的几元或没有。那时管生产的副监区长是杨建中。

二零一零年起，经常在晚间强迫犯人在生活区撤T1、T2的废铁芯，每周每人三百、五百颗不等。光线极其黯淡，对视力的伤害很大，一撤就是几个月。在二零一三年五、六、七月的一些星期天下午，强迫每个犯人撤T1四百颗、T2六百颗铁芯。绝大多数人星期天上午都必须出工，完成任务的下午也必须干。

狱警肆意行凶

对于法轮功学员，除了做工上每天要干与其他犯人一样的任务，对他们施加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却是更严重的。六监区的狱警多在每年的三伏天、三九天迫害法轮功，一般是单个、单个的迫害。当时的狱警是陈果，何勇志、李波、徐可是专职迫害的专干，李国春主管改造。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份有几个晚上，在大家都熟睡的时候，何勇志到监舍内把我唤醒，叫到办公室谈话，多数犯人被吵醒，凌晨二、三点钟才放回监舍。由于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生产完不成，还要晚饭后受折磨。

二零零八年，监狱搞什么年终评审，我不配合，在挨个挨个迫害了周敬东、李容来、肖会再后，徐可强迫我停工（何勇志刚调去了二监区），从二零零九年二月八日～六月二十九日，整整经历了一百四十天。狱警采取的主要手段如下：

①克扣伙食每顿少于正常犯人的一半，节假日改善生活时也不让吃肉，主要是汤泡饭，有时故意少打饭，不足一两，照常受迫害。

②摧残身体每天上午、下午都要跑篮球场（半场，沿边线）一百圈，做下蹲二百个，俯卧撑一百个，立正等。再冷只准穿三件衣服，或大太阳下暴晒。冬季六点三十～二十点三十；夏季六点十分～二十一：00；午睡也被取消。我几天下来人就瘦了一圈，后来人也变了形，皮掉了几层，成了“黑人”。火辣辣的太阳晒着如同针刺，从头上掉下的头屑也带有黑色。由于长时间在室外暴晒，我一到阴凉处就全身发冷。晚上睡觉时腿经常抽筋。每天感觉最强烈的就是饿、累、困。

③任意打骂、侮辱、虐待严管组组长犯人慕安生（现已满刑），此人一米八的个头，因贩卖金丝猴被判十三年。他在警察面前好争表现，背地里经常干违规违纪的事，品行差，魔性大。在严管组监舍内，厕所门口，操场或教研室，我被他打过五、六次，他用鞋底打我的脸，搧耳光，用拳头打我的胸部，用脚踢我的大腿，腿上出现过包块。他还多次朝我脸上吐口水。有一次在教研室，他强迫我叉开双腿站立，我坚决不配合，被他打耳光，又将我按翻在地。他强迫我在年终考评上认罪，我只从正面证实大法。他对我拳打脚踢，嘴里不停的骂脏话，一重拳打在我的右上腹部，剧烈的疼痛，痛的我蜷曲在地上，呼吸都极其的困难，他还说我装蒜。徐可也打过我耳光，借口检验是否有师父保护我。

最凶残的是二零零九年四月十日那天，李波休假回来，我正站在操场上，他伪善地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我说：“我们没有罪，我不会认罪。”他扫兴的走了，一会儿慕安生过来，说了一些骂人的话，将自己的衣服脱了下来，亮出浑身的肌肉，要与我比一下看谁的身体壮。我不脱，他就拽起我的上衣硬脱了下来，我的身体瘦小，加之被摧残了两个月，骨瘦如柴，他羞辱了我一番。大概十一点钟，李波从操场经过，可能是找了慕安生，几分钟后，慕安生到了我跟前，我闻到他身上的酒气，还以为他喝了藿香正气水，后来后勤组的犯人说他叫外劳的犯人在外面弄回了酒，几次偷着喝。那天他对我耍起了酒疯，刚好李波在一旁，他好表现一番。他骂大法骂我，我就说法轮功好，我们是冤枉的，他用额头撞我的额头，每次问话后我的回答都不符合他的要求，他就又撞我几下。他又问我炼法轮功有啥好处，我说炼了不搞赌博（他每天都与陈仕桂、俆清华在教研室打象棋麻将搞赌，正好说在他的痛处），他就搧了我几个耳光，又来撞我的额头。这样算起来撞了十几下，有警察制止他，他哪里听的进去，继续撞我，我说为了法轮功我可以去死。他猛击我一拳，打在我的腮帮子上，力量很大，我摔倒在地。我马上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他又要对我行凶，李波叫停了他。中午吃饭时，他当着犯人的面要与我撞头，看谁厉害，我又被他重重的撞了两下。有的犯人说，我的额头撞凹下去了。我每次都是静止不动，消极承受，所以受到的伤害比他大的多。饭后出工前，他将我从黑板下拉出来，当众侮辱我，我想犯不上跟他说什么，没答言，他就用手使劲按我的下巴，一只手用力捏我的面颊，我的嘴没合上，下巴处的三颗牙齿被他按错了位，变的很松动，转了向，摇摇欲掉。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张留清，陈启荣、曾生良等人，站出来制止他。当晚我的额头就肿起来了，第二天肿的更厉害，皮下渗出的体液、血水下浸，使我鼻子两侧、眼眶等处肿胀、浸的乌红，整个脸都肿起来了。他怕被别人看到，就将我偷偷带进医务室（一处小小的楼梯间），整天将我软禁起来。张留清等向李波指出这些做法违法，我在几天后写信揭发他，李波袒护，此事不了了之。我的脸、额头十多天后才消瘀消肿。

④长时间多次灌输邪悟、谎言，威胁利诱犯人陈仕桂、犯人徐清华（均以满刑）经常找我摆谈，帮警察“转化”我。许可、李波三天两头找我，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软硬兼用。特别是徐可，几十次找我，我不动心。在五月份，李国春、陈果、徐可要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在以后不宣传、不炼法轮功，我一概不配合，又迫害了我几十天。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才暂停，徐可强迫我当天下午就出工。那段时间我的身体很虚弱，饮食质量很差，劳动中经常头昏眼花，疲劳不堪，每天罚站二十多个小时。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李波、李国春强迫我写“三书”、至少也要认罪，我正念否决，又被他们迫害了七十天，每天要我罚站二十多个钟头，不让坐只许站，每天晚只准睡两、三个钟头。我的腿肿了又消，消了又肿，我的耳朵冻烂了，手背、手指多处冻裂开。在严管组内，犯人龚荣山、刘刚（现均已满刑）轮流看守我，不让我闭眼，又一次我差点昏倒在地。龚荣山是医科医生，他说会留下后遗症，今后膝关节、髋关节、腰椎等处，会有炎症。他向警察建议让我休息三天再出工，可苟光辉、钟世国（教导员）不同意。

二零一一年三月，李国春、李波、周念平等又来迫害我，当时狱警周念平专管严管组。一天晚上，周念平在我脸部巴掌、拳头猛打猛击十几下，我又被迫害了半个多月。

我的父母、亲人从几百里外的成都来见我，有三次都不让见，他们还肆意克扣我和家人的信件，不让打电话，几年来家里得不到我的音信，买东西只准买必需品。

结语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我出狱时，被监狱教育科的骆某某悄然接下，让龙泉驿区“610办公室”何某、洛带镇人员将我绑架到成都市新津洗脑班。在医院检查时，查出我心脏缺血，血相高（有炎症），他们全然不顾，硬要继续迫害。后在国内外法轮功学员们集体营救下，家中父母几次要人，我才于八月十九日那天真正回到家中。

在被迫害的这几年，我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摧残，头发过早的花白、脱落，眉毛脱落，牙齿松动较厉害，在狱中就掉了四颗。左眼近视增加一百五十度，右眼近视增加近三百度。肩关节、膝关节、髋关节等处都有炎症，并常伴有疼痛感，最严重的是我的右肩关节，肩周炎严重，手臂举不起来，活动时很不方便，穿衣、洗澡、干活都受到影响。洛带镇派出所在一九九九年底搜走我的身份证，至今不还。出狱后，还不让我办第二代身份证。

十几年来，我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如彭方见、黄丽莎、蒋云宏、李源荣、冯中良、邓建刚、张坤阳、张卫华、张志君等都被中共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