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破坏国外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效果，邪党造谣说，是国际反华势力组织的，是各国政府基金支持的，每天给多少多少钱，如果能让世人看到我们北京大法弟子也在做着国外大法弟子同样的事情，那么邪党的造谣就不会有市场，人们也不会相信。邪党特务还冒充大法弟子造了很多谣言，甚至是恶毒的人身攻击。实际上，一张光盘，几份资料，再加上面对面讲真相，就能破了邪党的那些谎言。

作为北京的大法弟子，我们应该认真想一想，我们还能做什么，怎么样才能做的更好。这就需要我们去掉怕心，在现在讲真相的基础上，加大力度，采用多种方式，大范围的讲真相，这样才能使更多的北京世人，明真相得救。

下面对这个问题，谈一些我的看法，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同修们指正。

一、修炼如初，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这样才能更好的讲真相。

师父告诉我们：“修炼如初，必成正果”[1]。在邪党迫害之前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都知道，当时我们每天都学法，每天都炼功，每周至少一次参加集体学法。而且，我们的身份是公开的。如果哪个人行为稍有不正，同修马上就会指出。所以当时的大法弟子对自己的言行要求是很严格的。

这几年来，我们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自己连每天学法炼功都没有做到。我们真的应该做到修炼如初了，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怎么做，现在还怎么做，刚开始能做到的现在还应该能做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讲真相，才能使众生真正得救。

二、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在加大力度讲真相中去掉怕心

北京大法弟子讲真相力度不够，还是因为怕心，怕被迫害。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在邪党的监视之中。但是，只要我们知道了是谁在监视我们，用什么办法监视我们的，再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那这些就没什么可怕的了。邪党对我们的监视都是秘密的，不敢公开的。主要是我们居住地派出所，居委会所指派的一些所谓的治安积极份子，以居民组长，楼长为主，还有一些跟他们走的近，经常从他们那里拿到好处的人。只要我们平时注意就能看出是谁在监视我们。再有就是邪党的手机监听、定位。特别要注意的是冒充大法弟子的邪党特务。所以我们每个北京大法弟子为了自身和同修们的安全，不管是互相联系还是做讲真相的项目都要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一点也马虎不得。

现在，讲真相的项目已经很多，在邪党迫害还很严重的情况下，怕心人人都有，但只要我们想做，敢做，在做的过程中就会把怕心去掉的。而且，这个时间并不长。我第一次发资料时，走了好几趟不敢发，最后放在路边的自行车筐里了，后来，拿了几份试着到居民楼里发，再后来就敢多拿了，特别是，有了几次有惊无险的经历后，就基本没什么怕心了，就能够长期稳定的做了。在做的过程中也体验到了师父的安排与保护。

三、使用真相币

真相币在北京有流通，但是非常少，平均每个人能收到2到3张吧，但是效果非常好，常人收到后会琢磨半天，还会给别人看。我们看到就会象见到同修一样亲切。

我使用真相币已经很长时间了，自己做、自己用、用多少做多少。用的时候根据所花钱数，决定使用的种类和张数，然后整理好，有字的一面朝下，交给摊主，一般的情况下，摊主都不看，就是看见也没关系。

有一次，在一个面食店买馒头，同时用了几张真相币，叫卖馒头的姑娘发现了，她大喊一声，你们快来看那，这钱上怎么都有字呀，这时候里面的人就一块跑出来看，一块研究上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想起来看一看这真相币是谁用的。我用真相币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碰到过一个拒收的。所以说在农贸市场和小摊使用真相币还是非常安全的。我没在大型商场和超市使用过真相币，因为我知道，那些地方有穿便衣专门监视顾客的内保。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制作真相币，有打印条件的，可以打印，明慧网上有模板，也可以自己设计排版。前几天我收到一张真相币，是在一元钱背面打印的。“思考”俩字下面4句话：法轮大法是正法，教人向善祛病佳，世界各国都知道，唯独中国搞镇压。我觉得，这位同修设计的就非常好。没有打印条件的，可以用笔直接在钱上写。最好用小楷笔，就是软头，能写小毛笔字的那种。不过，在写之前要练一练字，要写的漂亮，整齐才行。具体内容可以自己设计，比如在五元钱背面，小太阳放光芒的上面，环行的写上“法轮大法好”五个字，在右下角写上“真善忍好”三个字。很漂亮的。

四、用手机打语音电话

最近，懂技术同修教给我一个用手机打真相语音电话的办法，我觉得非常好，好就好在，用这个“自动电话1。41”软件，并不需要我们具体做什么，只要开着手机，就能自动播放真相语音，而且，只要接听者同意，还能够通过按键，完成三退过程。我统计了一下，如果连续拨打五个小时，大概有十五个人能够听完全部的真相语音，还能有一个人通过按键完成三退。所以效果还是不错的。每次拨打完，我们要通过听录音文件来确定是否有人三退，如果有人按照语音提示按了退党（团、队）键，又按了确定键，那么就可以确定此人真心三退，我们还应该代其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三退声明。

我觉得，这个项目很多大法弟子都能做，而且能和其它项目同时做。不过，这个项目，技术和安全措施都比较复杂，所以建议，懂这方面技术的同修，尽快的把这个讲真相的方法，教给不知道和不会做的同修。

五、发放大法真相资料

制作和发放大法资料是讲真相效果最好，也是邪党最害怕和所谓“管控”最严的，所以在北京，能做这个项目的大法弟子并不多。可实际上，只要我们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是完全可以避开邪党人员的监视的。还是个想不想做，敢不敢做的问题。

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做，自己发，做多少，发多少。制作大法资料的设备很简单，一个小笔记本电脑，一个外置刻录机，一个彩色喷墨打印机，价格不贵，体积不大，却能制作所有大法资料。只要我们有一个自己独处的环境，就能制作大法资料。做的时候拿出来，做完了收藏好。只要我们自己不说，是可以不叫监视我们的邪党人员知道的。这方面的技术不是太复杂，不过，初学的人，还是最好有人教，能有懂这方面技术的同修带一带。真的希望能有更多的北京大法弟子加入到制作发放大法资料这个项目中来。

我发放大法资料已经很长时间了，已经走过了往路边放，往自行车车筐里装，往楼道里搁，这个过程，这样做效果不好。我现在是有计划、有目地的做。我有几点经验，供同修们参考。

1、我现在是挨楼的做，挨户的做，争取一户不落的做。每户先给一套资料（小册子、光盘、或单页资料，看多少而定），过几天再给一张神韵光盘。这样做效果非常好，我统计了一下，大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住户会拿回观看，剩下的百分之二十，有长期不动的，那可能是该住户长期没人住，但也没有别人动。还有，就是不敢要的，以前有毁坏的，现在不多了，住户就是不敢要，也不毁坏，而是放在楼道里干净的地方。

2、真相资料要包装好。我现在是两种包装，小区住户防盗门上，带把手多的，就用塑料袋包装，然后挂在门把手上。防盗门上没把手居多的老旧小区，就用7号自封袋包装，这种袋资料、光盘都能装下，然后，用医用半透明胶布粘在住户门上，这种胶布比双面胶好，粘在门上，不会留下痕迹。

3、我发资料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做，也就是早上八点前，晚上八点后。而且是一个人做，每次只带二十五份左右的资料，（看资料多少而定，如果资料多的话，还可以多发）这样做，就能够避开所有邪党人员的监视，那些摄像头啊、保安呀、还有所谓的治安积极份子，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因为，他们根本看不出来，我与这个楼的住户还有来串门的人能有什么区别。

4、发资料时，不要犹豫，直接進楼，不过在進之前，还是应该扫一眼，看看有没有蹲坑埋伏的。从楼上往楼下发，动作要快，耳朵要灵，听到开门声，或進楼门的声音，马上离开，所以腿也要快。我发二十五份资料，大概需要十五分钟时间。有时候也会碰到人，但都是有惊无险。

5、北京的小区和楼房，大部份都是可以進去的，有的虽然有门禁系统，但早晚是开着的，就是不开着，早晚進出的人多，随着住户也就進去了。

六、面对面讲真相与发放神韵光盘

面对面讲真相，北京大法弟子都在做，就是方式方法不同，力度也不一样。只是如何做的更好，力度更大的问题。我讲的时候，一般都是一对一的讲，旁边没有人，这样就方便的多，也安全。对那些戒备心较强的人（北京市区较多）可以只讲三退，但不要求他三退，只要他认同大法好，知道邪党的邪恶就行了，这样的人，明真相后，自己就会三退的。

在北京大法弟子中有一种说法，神韵光盘必须面对面发放。我看这说法不太对，应该说，最好面对面发放，到底怎么做要看具体情况。在北京，对认识的人和在郊区还比较容易，但在市区，由于居住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人比较多，这些人戒备心很强，就很难。这些人，虽然不敢要，但放到他家门上，他不但看，还敢说，也敢叫别人看。所以建议，居住在市区的北京大法弟子，还是可以象发放其它大法资料一样的发放神韵光盘，而且要大量的做。不过，神韵光盘必须单独做，不能和其它大法资料一块做。我们面对面发放的，是精装的。大量发放的是简装的。就是光盘贴上光盘贴，装在质量好的，硬质带圆型透明膜的那种纸袋里（正好光盘贴能露出来）。然后装在七号自封袋，或小塑料袋里，挂在住户防盗门把手上，或粘在住户门上，这样，神韵光盘做的快，发的快。

北京大法弟子讲真相，可以说各有所长，有能面对面讲的，有擅长做真相电话项目的，有能踏踏实实做资料的，也有能做又能发的。我觉得，我们应该，第一，加大力度，自己所擅长的项目，尽量多做，能做多少做多少，再一个，就应该再多学些项目，几个项目同时做。这样才能使更多的北京世人明真相得救。

最后，让我们重温一段师父的讲法：“师：谢谢！（鼓掌）谢谢北京大法弟子！不是北京大法弟子做的不好，大家知道，最大的邪恶都集中在北京，所以在讲真相的力度上、学员的状态上，肯定比其它地区要差。这不是学员不行，是那个地方的邪恶比较多、集中。随着邪恶整体上销毁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北京的大法弟子不会落下、不会比其它地方差的。肯定这样。（鼓掌）”[2]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二零零九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八》〈二零零七年纽约法会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