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冬，她生孩子那天很冷，产后她患上了月子病：腰、腿、肘关节疼痛、怕风怕凉；加上小时候留下的慢性支气管炎（感冒后能咳嗽很长时间）、脚质层增厚等病，什么方法都使了，钱花了，病不见好。一九九八年她喜得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心性，做个好人，一个月后，她全身的病奇迹般没了！真正体验到了什么是身心健康。

然而，这么好的高德大法，却遭到江泽民一伙的血腥迫害。林建平就因为坚持信仰，被冤判了六年，迫害了六年（二零零四年～二零一零年），在王村劳教所、栖霞看守所、山东省女子监狱遭受折磨。

以下是林建平女士自述被迫害的经过：

◎非人的迫害开始

当我听说中共不让学法轮功了，我百思不得其解，觉得上边不太了解情况，后来电视上又演了那个“天安门自焚”假案，我就想这也太离谱了，法轮功强调不能杀生，自杀都有罪，怎么还能去自焚？后来看了“自焚”的慢镜头分析，漏洞百出，纯属骗人。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迫害这上亿的好人，中共费尽心机。

看到中共对讲真话的法轮功群众的无理打压，我再也坐不住了，我利用便利的条件，不厌其烦的向人们讲述着我的亲身体会：“法轮大法就是好，学了大法身体好，教人向善走正道，受益太多舍不掉。”通过我的讲真相，有的人得法祛病了，有夫妻分居二十多年的和好如初。大法在受难中，依然创造着一个一个的奇迹，证实着大法的慈悲与超常。

◎在栖霞小庄洗脑班：不让我睡觉，被铐在窗棂上

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警察王军领着国保大队的头子唐功明和四、五个不明身份的人，从栖霞供销商场把我绑架到了小庄洗脑班。当时牟忠华是“610”头目，刘维东是副头目（专职讲课，污蔑法轮大法，已遭恶报死亡）。成员有林晓磊、林霞、王建国、张玉华、常恩奎、曲建秋、高××、衣××、牟××等等（有些是从下面各个部门抽调来协助迫害的）。他们跟我的家人勒索了一千元钱，却欺骗我说：“你吃的饭，是共产党给拿的钱。”牟忠华说：“我亲自去你家抄的家”。他们抄去的除了大法书，就是我写真相时用过的蜡笔头。

在洗脑班，他们强迫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晚上，安排恶人常恩奎、牟××、衣××骚扰我不让睡觉。后来这些恶人又把我双手铐在窗棂上，也不让闭眼。曲建秋告诉我：“李崇林（法轮功学员）已被吊起来好几天了！”

几天后，我双手麻痛、脑子昏昏沉沉。后来我被栖霞看守所非法关押三十七天后，被劳教三年。

◎在王村劳教所：我被吊铐七天七夜

二零零五年冬，在山东省王村劳教所四大队的“警察值班室”里，大队长王慧英以我不戴胸牌为名，唆使恶警李英等人，把我左手用绳子吊在墙角通往楼上的暖气管道上，右手用铐子吊在铁窗棂上。因为窗外是食堂，他们怕恶行暴露，窗玻璃都用报纸糊上了。

李英等恶警吊铐我时技术之熟练令人惊讶。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大家私下议论被迫害致疯的几位法轮功女学员（其中，有一位是济南的军医）；想起了被逼瞎眼的老年学员；想起了那位身材魁梧的女出租司机，一夜之间，被迫害的四肢不能动，被人架出去的情景……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怎么也想不到“警察值班室”竟是迫害大法学员的隐秘窝点。

恶警李英主管迫害坚定的大法学员。她迫害大法学员时心狠手辣，但在电话里与情人约会却嗲声嗲气，并经常幽会私通。每次幽会前，都要在警察值班室，换上性感的内衣内裤。与她一起上班的警察却私下议论：她丈夫就在本地上班，两人感情不好。

李英看到我的手勒得不够发紫，再把绳子使劲紧一紧，铐子固一固，直到整个手呈黑紫色才肯罢休，并说：“这样效果才好。”我痛得几度昏迷，醒来后竟不知身在何处，她们说我是装的。即使这样，李姓副大队长还要读歪曲大法的东西，往我耳朵里灌。有些良心未泯的警察看到我痛苦的样子也于心不忍，就趁李英等恶警不在时，偷偷给我松一松铐子和绳子。但被李英发现后还会再紧一紧。

七天七夜后，我被松了下来，两脚肿的象个大面包，穿不进鞋，两个大拇指甲青黑，两腿肿的与裤腿一样粗。即使这样恶警还不让我睡觉逼我写所谓的“检查”，我把自己遭受的这一切如实的写出来。第二天恶警李英看我没写一字污蔑大法的东西，与另一个恶警按着我的手强逼我写歪曲大法的不实之词，并咬着牙恶狠狠的说：“这也是你写的！这也是你写的！”我去厕所，便血几乎是喷泄出来的。我绝食抗议迫害。她们给我插管灌食，并把插管长期插在我鼻子里不拔出来。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恶警们长时间不让我睡觉，晚上警察值班，让我也跟着“值班”，她们白天睡觉，我却不能睡。只是天亮之前让我眯一会。在“警察值班室”长时间被罚站，犹大轮番“转化”。

恶警大队长王慧英对我说：“你如果也象李平那样疯了，什么也不知道还往脸上抹屎，我也放了你。”（知情人说：李平真名叫李克梅，法轮功学员，心灵手巧，李平是她被迫害流离失所时的化名。在劳教所旧楼时，很多人都看到她长期被关在警察值班室的厕所里，头发凌乱，搬迁新楼后。把她单独关在一个屋子里，有犹大看着，她经常喊“法轮大法好”，后来竟被迫害疯了。她究竟受到了多么残酷的迫害？）

◎栖霞看守所：戴镣铐，绑死人床

二零零五年底，栖霞“610”、国保大队把我从王村女子劳教所拉回栖霞看守所，再次罗织罪状、编造罪名企图对我构陷判刑。提审我时，一个高个、脸色青黑的男子（可能是国保大队的）让我在构陷的罪状上签字，看我不配合，他恼怒的说：“你在我面前，就象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

我大喊：“法轮大法好”，绝食抗议。看守所恶人多天把我手脚绑在床上，由男犯看着。副所长牟少伟领着恶警对我拳打脚踢，并强迫我戴上脚铐。从此，我见着牟少伟的面就喊：“牟少伟打人犯法！”。他狠狠的说：“让你死在监狱！”（后来牟少伟因徇私舞弊，被关进了外地看守所，现在带罪免刑。）他们又把我固定在死人床上，让监舍的女犯看着我。以给我输液为名，找来精神病医院的人，在我身上到处乱捅乱扎，并几倍的高额诈取钱财。女犯们都看不下去了，哭着请求：让他们放开我，否则，都不忍心看我。后来我被放开了。从此，看守所的警察对犯人的体罚也收敛了很多。有的犯人举着手从窗口说：“法轮功，ok！”

酷刑演示：死人床

我被栖霞看守所迫害勒索上千元人民币。那里的伙食猪狗不如。四个多月后，“610”、国保大队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在原来三年的基础上又给我加刑三年，把我投进了山东省女子监狱继续非人的迫害。

◎山东省女子监狱：头发被揪的一撮一撮掉在地上

一次，我正坐在凳子上，邪悟者丘秀欣（山东青岛人，被中共转变成了打人凶手，乔瑞梅出狱后，她继任“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头头）冷不防朝我腰部狠狠踢了一脚，我疼的趴在地上手捂着腰很长时间起不来，丘秀欣理也不理扬长而去。我在后边喊：“丘秀欣打人犯法！”众人敢怒不敢言，非常鄙视她的行为。丘秀欣长的瘦小打人却心狠手辣，常常会蹦着高或跳到桌子上猛扯我的头发，发疯的打完耳光后，拍拍两手，抿着豁牙的嘴，扭头就走。

记得一次丘秀欣蹦着高揪我的头发，一撮撮的头发落到地上，她竟然笑了：“你头顶的头发都被我揪光了，但我就是不承认！”我记不清被丘秀欣打过多少次耳光，揪过多少次头发，只知道脸经常伤痕累累，头顶的头发所剩无几（如图：左图为被迫害前，满头浓密的黑发；右图为被迫害后……为了使头发看上去不那么稀疏，我烫成了卷发）。

被迫害前的林建平

被迫害后的林建平

我曾经给丘秀欣写过劝善信。她不但没有悔意，还怀恨在心，用芭蕉扇的把，捅我的脸并拳打脚踢，我的脸被她捅的多处受伤。

◎山东省女子监狱：勒脖子

那时，监狱集训队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我拒绝听邪悟的歪理，拒绝做奴工，多次被关小号。我天天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千古奇冤！”、“我不是犯人，我是无罪的！”我不打报告，不点名。他们多次把我关进小号。由于小号门窗紧闭，夏天高温难耐，几次中暑，只得脱下外套，只穿内衣。狱警薛颜琴（当时，是集训队狱警头头）、孙某拿照相机给我拍照，企图栽赃大法，被我当即揭穿。

薛颜琴指使犯人朱慧芬（青岛人，经济犯）抓住我和青岛大法学员崔玲的头发，强迫我们坐在洗脑班的地上看诽谤大法的录像，又指使包夹人员乔瑞梅（山东栖霞人，被邪党转化成了“假恶暴”的坏人，成为“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头头、骨干。乔瑞梅的家人说：“她原先很善良的，不是这样的。”）、杜某（山东烟台人，中共用假恶斗把她“转化”糊涂了）二人勒我的脖子，杜某按着我的手，乔瑞梅用膝盖顶住我的腰，用手拽紧我脖后的汗衫领子向后猛拽，勒得我喘息困难，几乎窒息，汗衫被拽破（如下图①）。杜某心虚的说：“她会不会说出去。”我知道邪恶是最怕曝光的。

①汗衫被拽破；②鲜血染红了外衣渗透到乳罩上；③打烂的连衣裙

有人悄悄告诉我可以写举报信给监狱检察官。我正寻思着，忽然看到禁闭室（牢中牢，吃喝拉撒全在里面）里的监控器，心想一定有狱警在看监控器录像。我就对着监控器说：“请帮我找检察官！”而后我就喊：“乔瑞梅打人犯法！”不久，两名检察官如期而至。她们说不要绝食了，并做了调查记录。

后来乔瑞梅又迫害其他大法学员，我再一次找到检察官。她们说乔瑞梅被扣了分，怎么还打人，并问我迫害的时候有无警察在跟前，我说：“勒我脖子的时候，薛颜琴在场。”

◎山东省女子监狱：打毒针

在集训队有一段时间，当我刚刚入睡，狱警薛颜琴就指使四、五个帮凶按住我的身体，强制给我注射一种不明药物，致使我身心难受，烦躁不安，反应迟钝，不自觉的流眼泪，嘴角淌口水，头疼的象要裂开似的，四肢不灵，步履蹒跚。之前我虽年近五十，但学大法后，身轻体健，走路生风。

我让包夹隋新（济南人，盗窃犯）去问狱警，到底给我打的什么针？让我这么难受（问了两次，回来也没吱声）我就天天喊：“你们给我打的什么针？赶快停止！”那时，嘴说话也不灵活。她们又继续打针近二十天，才停止。每次给我注射不明药物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是谁注射的，只看见一个女人鬼鬼祟祟的从监室门快速溜走。此人有时还要回头张望一下。（后来听说，她是监狱医院的犯人。）

◎山东省女子监狱：抓头发撞桌角，我大口大口的吐鲜血

狱警和帮凶们看到我永远都不可能被“转化”，就想逼我干奴工。我喊：“法轮大法好”，在武术队练过散打的犯人姚菁菁猛踢我的头，朱慧芬（经济犯，值岗头头，山东青岛人）鼓励她说：“姚菁菁，你太伟大了！”为逼我刷厕所，包夹人员杜树风（济南人）举着刷大粪的笤帚放在我的脸边，企图往我的脸上抹大粪。

一次，犯人朱慧芬用掌猛击我的右耳朵，当时耳朵就嗡嗡响，流出了血，听不清声音。她又抓着我的头发往桌角上撞，我大口大口的吐鲜血。鲜血染红了外衣渗透到乳罩上（如上图②）。朱慧芬和丘秀欣新又拖着我的身体象拖布一样，在地上拖来擦去，见血没擦净，就从我枕头的包里掏出几件干净的衣服当抹布用，擦地上的血迹，而后丘秀欣又命令我去把血衣洗净。看到她们人性全无，我坚定的说：“你们给我买新的！”后来，她们把我的血衣放在水桶里泡了好几天。

据知情人透露，几乎每位拒绝“转化”的大法学员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一天晚上，我听到隔壁“学习室”又传来打人的声音，包夹人员王春艳举着拳头威胁我：“别管闲事，吭声就砸死你。”第二天我质问丘秀欣：“昨晚又打谁了？”她抵赖说：“是在演武打片。”

时隔几日，又从“学习室”传来“法轮大法好”与打人的声音，我知道又一位同修在遭迫害，我立即喊“法轮大法好”，声援同修。当日一位知情者透露，这位新来的学员叫宋云，子宫出血，要求回监室拿卫生巾，包夹以她不“转化”为由无理拒绝，由于被罚站，穿的又单薄，血顺着她大腿淌到了地上，包夹说她是故意把地弄脏的，借机对她大打出手。这位学员被迫屈从，后来薛颜琴开会逼迫这位学员当众承认：被打是应该的。

一位老年学员因拒绝“转化”，她的半边脸被恶人打的象铁锈一样的颜色，很长时间才恢复。一次又从另一监舍传来凄惨的哭喊声伴随着“法轮大法好”的声音，这时丘秀欣从迫害处跑过来，捋着胳膊恐吓我：“再多管闲事，有你好下场！”知情者说那位被打的法轮功学员是烟台人，叫李桂兰。

◎山东省女子监狱：扒光衣服

我一直被单独关在一个没有监控器的监舍里，恶人变化着花样迫害我。丘秀欣用擦脚布堵我的嘴；其他恶人拧着我的胳膊；朱慧芬用被子捂我的头，差一点把我捂死。

一次，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此人我不知叫什么，中等个，说话语速较快，也被中共转化成“假恶斗”），段红利也在场，把我的衣服全部扒光，只剩下一条短裤，逼我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那时，我正赶上来月经。这种失去人性的侮辱，令我羞愤难当，我忍无可忍，爬起来就要去撞墙（请法轮功学员在任何屈辱困苦的情况下，都要和平理性的反迫害，不要采取类似过激的方式，也别动此念。）。她们早已准备好，用我的乳罩勒住我的脖子说：“别吓唬人了！”

◎山东省女子监狱：用床单包起来，当沙袋打

二零零八年奥运会期间，拒绝“转化”的法轮大法学员，更加成了监狱迫害的重点对象。丘秀欣说：“外边也是这个样。”一天半夜，她纠集了十几个人突然涌进来，把我的床单从床上掀下来，包住正在被罚站的我，不由分说，雨点般的拳打脚踢落在了我身上。不知打了多久，她们打累了，回去睡觉了。我却站立不稳，脱衣服、穿衣服都很困难。头、脸、身子没有好地方。嘴唇肿的老高，上门牙松动，吃饭都费劲。第二天，丘秀欣无耻的问我：“你看见是谁打你的？几个人打的？”

我一再要求去医院检查。朱慧芬从狱警办公室出来说：“队长说了，你‘转化’后，再去医院！”二十多天后，恶警见我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才允许我去医院检查。期间，狱警薛颜琴把检查的狱医叫出去嘀咕了一会，检查完后，狱医对我说：“骨头没断，耳朵内有血，是你自己用手抠的。”

为了掩人耳目，丘秀欣和张爱萍把我无法进食而又舍不得丢、变黑的馒头拿出来送给恶警薛颜琴，薛颜琴组织全集训队的人开我的“批斗会”。在开“批斗会”之前，丘秀欣背后握着拳头威胁我：“不准你说话，说，就砸死你！”在众目睽睽之下，为表示对我的关心，像演戏似的让人拿着药片给我吃，薛颜琴装模做样的喝了一口吃药的水，意思是没有毒，最后给我灌下，衣服湿了一片。

“批斗会”期间，她们让我站在中间，有的人开始“忆苦思甜”，谴责我“浪费”粮食，丘秀欣逼我承认是“故意浪费”粮食，并悄悄在我耳边威胁说：“不要乱说！乱说就打你！”我大声说：“我不是故意浪费，是被你们打的吃不下！”丘秀欣慌忙说：“你撒谎！”包夹人员何福香（山东宾州人）挥舞着拳头朝我打来，两位“违心转化”的学员立即护着我：“你快说！”她们怕我挨打，让我违心说话。我又大声说：“我不会撒谎！”狱警让朱慧芬立即宣布：“散会！”

◎山东省女子监狱：“打死了，监狱埋！”

一次，丘秀欣再次纠集六、七个打手迫害我。其中包夹者张秀兰、杜树风（济南人，打人凶狠）她们把我围在中间，当拳垫打。这个人把我打过去，那个人再挥手打过来，打到谁跟前，谁就出拳，打倒了，攥起来再打。张秀兰照我脑门狠狠的猛击一拳说：“我替你妈教训教训你！”丘秀欣说：“打死了监狱埋！如果上面不发话，我们也不敢这样做！”

迫害大法学员的打手们大多都不同程度的遭到了报应。包夹我的打手杜树风因迫害大法学员，身体疼痛，让包夹人员王春艳给她按摩、揪捏疼痛处。看着她身上被揪捏的青一块、紫一块，我善意相劝：“你以后不要再打人了。”杜树风一听，“腾”的站起来，二话没说，挥舞着拳头就劈我的脸，把我从监舍的南边打到监舍的北边，然后再打回去，边打边说：“你还敢说我！你还敢说我！”

◎山东省女子监狱：用钢笔尖戳手背

我被五、六个包夹逼着往她们写好的“五书”（保证书、揭批书、决裂书、悔过书、自愿书）上签字。有专门拟写“五书”的；有的扒开我紧握的手塞钢笔的；有的摁着我左、右手臂的；有的攥着我的头发摁着头；有的按着我双腿的；我坚决不配合，李云（邪悟者，青岛人。被中共的假恶暴弄糊涂了）握着钢笔用笔尖猛戳我的右手背。丘秀欣气急败坏地说：“现在不是“三书”，是“五书”，你还得写“自愿转化书”；你就是不签，薛队长也给你发到网上去了，现在，外面的人都知道你林建平‘转化’了！”

◎山东省女子监狱：往身体上写污言秽语

我被长时间罚站、不让睡觉，我不配合，丘秀欣、张爱萍等人就往我身上、衣服上、床上写侮辱师父和大法、及我人格的污言秽语。杜树风把师父的名字写在地上，逼我坐上，稍有不从，非打即骂。我的连衣裙被她们打烂了，她们害怕留下证据，张爱萍执意要给我缝补。我坚决的留下了这一证物（如前图中③）。

◎山东省女子监狱：把人藏起来

有一次，有人告诉我：让我到外面的警车里去，我不知道监狱又要耍什么花招，我坚决不上。朱慧芬等几个人不由分说，把我抬起来就往警车里扔。只听后座有人喊我的名字：“建平，别怕，我是崔玲。”我才知道车上还有我的好同修。她当时还在绝食抗议。（二零零八年奥运会期间，听人说，她被迫违心“转化”，我不知道警察和打手们对她到底做了什么？！）

警车把我们拉到了很远的警官医院。后来才知道，上面要到监狱检查，怕我们喊冤，就藏起来了。

◎山东省女子监狱：野蛮灌食，险些送命

为了抗议非人的迫害，我前后绝食五十余天。把我关在小号，每天五、六个人，摁着我鼻饲。有一次，她们把管子插到了我的气管里，差一点窒息死亡。在小号里半夜才让睡觉。有时犯人在耳边使劲敲着破盆干扰睡觉，甚至整天让录音机高分贝的播放歪曲大法的胡言乱语。如果不是心中有大法，我早就崩溃了。（后来，听说专门灌食的女犯人，在即将出狱的前夕患了癌症，痛苦死亡。）

后记

以上是林建平女士自述被迫害的经过。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八日，历经磨难，林建平死里逃生回到家里，可是年迈的老母亲因牵挂孝顺的女儿，日夜担惊受怕，积劳成疾，花去医药费十多万元后，不久离开人世。临终前，老人听到警车响还惊恐万分。

为照顾她的女儿和丈夫，她的婆公抛家舍业，从农村搬到城里。婆婆整日守着以泪洗面的儿子、因思念妈妈夜夜失眠的小孙女，还有八十多岁整天念叨孝顺儿媳妇种种好处的老伴。甚至为了要回孝媳，年逾八十的老婆婆找到看守所，不惜双膝跪在了警察面前。老人家受了几年苦，继林建平母亲去世不久，也抑郁患病离开了人世。

悲痛中，林建平想到了做恶的坏人，想到了被谎言蒙蔽的警察。善恶必报是天理，迫害佛法更是天理难容！为了阻止这些无知的人对佛法、对善良人犯罪，不做害人害己的事，让他们留下一条生路，林建平先后找到当年参与绑架她的警察、“610”人员劝善，向他们讲述善恶必报的天理，劝告他们千万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其中，有人听进去了，有的警察还做了三退；可是，有的只表面应和着，内心里并不改变，在迫害法轮佛法的路上不想自拔。

二零一四年新年前夕，翠屏派出所多年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警察王军的一处房子失火，年迈的老母亲被活活烧死，现场令人惨不忍睹……老人家替他的糊涂儿子先还上了一笔债。林建平听说后回家哭了：她多么希望所有的家庭都平安无事啊！

大法弟子们明白：共产邪党迫害的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它迫害的是所有的中国人，其中被迫害最重的就是公检法、“610”人员。看看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表面他们是在中共内斗中落马，实际是迫害法轮功而遭了恶报，而落马只是恶报刚刚开始的前奏；再看看任长霞、李增光、刘维东……他们已经在承受那无尽的地狱之苦……

希望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赶快清醒，摆脱中共邪党的魔爪，赎罪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