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跟随母亲得法修炼，很喜欢打坐，第一次双盘二十五分钟，感觉自己很快就能入静，几乎无杂念干扰。母亲是我读小学时的语文老师，经常给我说法理，天天叮嘱我按照“真、善、忍”做人，在她讲课的时候就贯穿着有神论，学生都爱听她的课，还有不少家长把子女转到母亲的班上来读书，说孩子回家听话了，知道关心长辈了，不说脏话了，还知道处处做好事不留名。

一九九九年，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虽然邪共江鬼一伙铺天盖地的造谣诽谤师父和大法，我和母亲还是坚持修炼，不看电视、不听广播。我的枕边放着《洪吟》，我喜欢看插图，背诗文。随着各地对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母亲告诉我说，她要去北京证实大法，临走前的晚上，她把抄在小笔记本上的《洪吟》装在了我的棉衣口袋里，嘱咐我天天看，天天背。我跟妈妈说：等放了暑假我们一起去北京维护大法吧。母亲说：走出来的弟子都被关押了，我们家这么多人修炼受益，不出来维护大法维护师父，还靠着谁呢？

母亲走后，家里、单位乱成一团。被关押了几个月后，母亲回来了，这个时候我内心深处有一念：我也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喊“法轮大法好”。

二零零一年暑假，暑期夏令营活动到北京，我在师父的呵护下报名参队，来到了北京，在广场奋力的喊出了“法轮大法好”。在栏杆上、在墙砖上写下“法轮大法好”。

中学阶段随着功课的增多，我越来越反感邪共的那些所谓的政治课、现代史之类的课程。在班上给同学传《九评》看，帮同学做三退，拒绝加入邪共的团组织。妈妈还是每天都督促我先完成学法，然后才是常人功课，从不给我增加“家庭作业”，天天打坐。这个时候我上网的次数越来越多，有个阶段偷偷去网吧，母亲几乎每次都能觉察到我的行踪。（后来我问母亲，她说是师父点化给她的，梦境中鞋子开线了，或者露出脚趾头了，因为江西人把“鞋子”叫做“孩子”——孩子有漏或者是孩子放松了），找到我后，用法理说服我，虽不打骂但很严厉。

高考前，爸爸非常紧张，妈妈平静的跟我说，你是大法弟子应该知道什么样的心态面对高考，我很平静。师父说：“在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在一个特殊的没有时间概念的空间当中，人的一生已经同时存在了，有的还不止一生呢。”[1]二零零八年我考取了离家最近的一所大专院校。到了高校，要自己“走路”了，我课下看手机里的大法书，以及听师父讲法录音。军训后，我想参加学生会，当得知凡参加学生会的必须要写申请加入邪党时，我毅然的退出来了。三年在校读书期间，我没有跟同学出入娱乐场所，经受住了名利色欲情的诱惑和考验，寝室的大部份同学做了三退，我还跟结交的其他朋友讲真相做三退。

我从小在大法中修炼，人的观念少，脑中溶進的是法，所以生活中不用刻意做什么，大法自然而然的成了我的生活准则。每遇到一件事情，第一念就会用法理衡量。个性平和，人缘好，朋友说坐在我身边感觉很舒服，我知道是大法的美好在我身上的展现。师父说：“佛家讲度己度人，普度众生，不但要修己，还要普度众生，别人会跟着受益，能给别人无意中调整身体、治病等等。”[1]

毕业后，我选择了家附近的一个公司打工，走進社会与学生时代完全不一样了。可以说，心性关一个接着一个，我按照师父说的去做，自己是修炼人，在法中真切的体悟到了境界的升华，层次的提高和执着心的放弃。修大法的美妙，可以说是苦在其所，乐在其中。

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1]李洪志先生著作《转法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