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在不知不觉中，我身体那些不好的状态不见了。比如：头晕、头疼、精神紊乱、低血压、经常休克等不良症状都不翼而飞，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我真是太高兴了。因为我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与人为善，家人和朋友以及同事都看到了我的变化。

可是，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中共打压法轮功，一切都变了，阿继电集团领导在中共江氏集团的控制下，利用厂公安处，采取各种强制手段，逼迫我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强制我写保证书。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单位不让我工作，不法官员每天都到车间，强行带我去厂公安处，不让我坐着，一坐下就拽我起来，还播放诬蔑法轮功的录音强行对我进行洗脑，并侮辱我的人格。

二零零一年元月的前两天，车间主任李明又来我家找我，让我去一趟公安处，处长金忠学让我写保证，我不写，金忠学就诱骗说：你不写保证总得有个理由吧！写个理由就可以回家。

一月十九日，我正在家准备过年的东西，车间的韩守锋、肖瑞广来到我家，骗我说：车间有事，让你去一趟。于是我和他们来到了厂里，到那就把我看起来了，强迫我写保证书，我拒绝，他们就给我扣上了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绑架到看守所。从看守所又把我绑架到洗脑班，同时勒索我家人二千元钱。

在洗脑班的房间里，我被禁止走动，受到精神上的折磨，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

这一年七月的一天，突然来了一伙警察到我家敲门。家人说：走吧！家不能呆了。于是我带上衣服被迫流离失所两个多月。九月十九日，厂公安处陈伟等人来到车间，将我骗到公安处，又把我绑架到阿城看守所。

这一次我开始绝食抗议对我的迫害。狱医说：共产党有的是办法治你。就这样我被迫害的出现了生命危险，看守所警察才给我家人打电话，把我接回家。

二零零三年腊月二十五这天，我上班刚走到厂大门口，就被公安处赵力军等人架出厂外，不准我上班。我来到厂信访办说明情况，信访办的人打电话询问。公安处金忠学说：她不写保证书，就不准她进厂。

于是我先后找到厂负责人贺德宝、张万贵讨说法。张万贵说：必须得写保证书。我说：信仰自由，修“真善忍”没有错。于是我又来到车间，公安处的陈力成和另一个人早已等候在那了。我转身想走，他们俩冲上来，一个人拽我一只胳膊，就往公安处拽。我极力反抗，高喊“公安处又抓人啦”，招来很多人围观，我才免遭绑架。

此后我开始了漫长的找回工作的历程。厂大门不让我进，我只好给阿继集团董事长朱大萌打电话，要求恢复我的工作，他就无理要求我写不炼功的保证书。我又给贺德宝打电话，他无理拒绝。

无奈我又去找兰桂珍，要求回去工作，她仍然要求我写保证。我给她讲我炼功后的变化，兰桂珍却说：你做的那么好，你加入共产党吧！我告诉她，我是有神论者，相信善恶有报，共产党打压法轮功，反对“真善忍”，崇尚假恶斗，助长社会不良风气，过去我没看透，可现在我真正明白了，中共宣传的都是假的，颠倒黑白，无中生有，全是谎言。

从二零零三年初到二零零四年底，这期间单位一直不给我开工资，说是公安处给扣下了。

二零零五年我被开到待岗办，每月才开一百多元钱，根本无法生活。

二零零七年待岗办人员打电话，说交劳保费。厂里已经两年没给我开工资，孩子又上大学，我哪里有钱交呢。他说如不交就开除，到那时什么都没有。实在是被逼无奈，只好被迫解除了工作关系。

这就是阿继电集团的中共党官朱大萌、贺德宝、兰桂珍、张万贵、金中学等，在中共的淫威下对我的迫害。他们对我的不公正对待，剥夺我的信仰自由，绑架我到看守所、洗脑班，勒索我的生活费，扣发我的工资，剥夺我的工作权利，已经触犯了《宪法.》、《刑法》，行为已构成犯罪。

参与迫害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还有阿城河东派出所警察韩洋等。自中共邪党打压法轮功以来，韩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非法扣押部分法轮功学员身份证至今未还，经常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及家属，伙同原阿城继电器厂公安处金忠学等多次绑架、关押法轮功学员。在其调离河东派出所两年后，二零一一年刚刚调回河东派出所，就带着相机到法轮功学员家中非法拍照、录像，说什么这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