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是刘春明自述多年来数次被关押、迫害的经历。

我名叫刘春明，居住在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是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的法轮功学员。那年我十九岁，正痴迷于言情小说、电影、电视当中，一点也不知道珍惜当时的修炼环境，因为我家就是学法小组。直至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后，学法小组就解散了，晨炼的同修也看不到了，我迷茫了，常常问自己：“这个法好不好？我还学不学？”我认为“真、善、忍”绝对没有错。没人去晨炼，我就和姐姐早晨到浑河边上炼功，结果被协勤送进了抚顺市顺城区的临江路派出所，后又被送进了将军拘留所。

一、关入抚顺拘留所 教养院

那是一九九九年的秋天，来到拘留所里，看见已经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被关在那里了，大家在一起学习、讨论，一致认为在任何环境下都应该学法炼功。我们一个房间里七、八个学员马上行动起来，不躲不避，直面监视器打坐炼功，狱警在恐吓、叫骂无效情况下，拿出电棍往我们的脸上、脖子上电，同时拳打脚踢。大家都有些傻了，也退缩了。在这里拘留十五天后，并没有马上放我们回家，而后我们都被送到了臭名昭著的“吴家堡教养院”。参加什么所谓的“学习班”，每天坐在塑料板凳上，上厕所、吃饭、睡觉都被管制起来，当时被扣在这里不能回家的有好几十人，分三层楼好几个房间关押。警察时常通知家属来劝说，在二零零零年过年之前，在家人交押金、写保证的前提下，我和姐姐回了家。

二、关入抚顺拘留所

回家后，我总觉得政府这事做的不对，既然当地是这个态度，那我们就到北京上访，总认为能有听我们讲话的地方。就这样过完年，我和几个同修又去了北京。我们也不知道信访办在哪，就找人打听，结果被人骗进了抚顺驻京办事处，收审关押一天后被警察以区为单位又送回了抚顺。

抚顺市临江路派出所警察气愤地叫嚣：“我要是有枪，把你们几个都崩了！”我心里觉得很委屈，公民不是有信仰自由吗？不是有上访权利吗？我有什么错呢？就这样再一次被关进了拘留所和学习班。学习班上的警察都很惊讶：没过两个月你怎么又回来了呢？我就给他们讲上访的过程，他们都笑我太天真，高压强权下哪有你讲理的地方哎！

这回在那个洗脑班里警察更凶了，他们什么都敢干了——罚站、罚蹲、拳打脚踢……在怕心和压力下，我违心地写了所谓“保证书”，被放了出来。这次出来后也不看书了，也不炼功了，找了一份工作干，天天忙忙碌碌，但是心里一点也不快乐，总是茫然，总是想哭又不敢哭。

三、关入抚顺拘留所

二零零二年我在同修的鼓励和帮助下又来到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喊出了心底的声音“法轮大法好”。结果被巡逻的警察抓住关进了石景山看守所。在那里我绝食了四天后，又被送进了抚顺的将军拘留所，持续半个月绝食后，恶人要把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王成涛关进教养院。

教养院检查了我俩的身体后声称：活不了两天了，拒收，他们无奈把我俩放回了家。到家后我才知道，在我被关押期间，恶警到我家来搜查，我爸爸不让他们动大法的东西，被他们抓走关进了邪恶的吴家堡教养院（二零零四年四月被迫害致死），恶警又掠走了家里的电视和一些现金。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在家住了，不得不在外面租房子住。

四、关入抚顺看守所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七日，恶警强行打开我所租住的房子，搜走了所有的大法书、真相资料和现金，还有一部手机。我和三个同修：蒋秀花、赵育宏、田姓同修，被抓到了国保大队，田姓警察与另几个警察刑讯逼供我们一天，问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把我关进了抚顺将军看守所。当时蒋秀花身上还有恶警用烟头烫留下的伤痕，我的右脚在撕扯时两个脚趾戳伤了，呈紫黑色肿胀了十多天。在看守所里我看到了很多抚顺的法轮功学员，有高血压300多还不被释放的曲彩玲；有被北京恶警扣住双手差点致残的刘成艳；有被医院确诊有传染性肝病仍旧被非法关押的贾乃芝；和我一个牢房的胡彦波绝食抗议时被四、五个犯人压着野蛮灌食，那些人还借机会掐她身体发泄怨气，她的鼻子被几次灌食后硬扯下一层皮；还有马怀东、马红霞、宋湘君、王成涛、孙健（已迫害致死），还有一些不认识的同修。

从七月份到十月份，被关进来的法轮功学员超过了三十五人。每人每天在不到半米见方的地方手不停地干工艺品加工的活，伸腿的地方都没有。十个月后我被抚顺市顺城区法院强加上罪名，被诬判八年，送进了沈阳女子监狱。

五、关入沈阳女子监狱

我被分到了监狱三大队，每天二十四小时被夹控犯人看管，没有一点点自由。没有钱连一点日用品也没有，那些恶警怕家里人在送来的东西中夹带大法资料，便不让我收亲人探监时带的任何东西，几个好心的犯人在管事犯人的默许下，送给我几套换洗的衣服。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当时家里也是最难的时候，姐姐当时刚刚从马三家教养院放出来，每个月给人打工那点钱要交房租、生活费等，剩下的钱给我和姐夫赵育宏留着用，而妈妈肠穿孔住院又借了一万多元钱外债。出院一个月后就托着病体打工还债，真可谓雪上加霜！在监狱里的那几年，我都是穿着好心人出监时才敢给我的衣物走过来的。

小队后来关押了一个大连法轮功学员，四十多岁，姓赵。她干了几天活后就被单独看管起来了，但晚上我和她一个宿舍休息换衣服时，我看见她大腿上布满青紫伤痕。第二天我就找到当时的小队长狱警李春芳问道：怎么把她打得那么厉害？她对我的质问敷衍搪塞，后来才不耐烦地说：“谁让科长找她谈话时她犹犹豫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上指下派没办法，我还不愿意呢！赔一个搭俩，少干多少活？”我明白了，是管教科长果晓艳干的。她真是有名的美女蛇，阴狠毒辣，没少干坏事。隔天赵阿姨就被调走了。

几天后赵阿姨回到车间干活，对我一笑时，我竟看见她原来洁白的门牙缺了两颗。后来身边的犯人私下议论我才知道，是包夹她的一个杀人犯，在她绝食抗议时用钳子生生拨下来的，她当时就昏了过去。恶警面对后来的法轮功学员迫害时就越来越隐蔽了，单独关在宿舍里，不让任何人接触。

超强的体力劳动，经常的加班加点，恶劣的粉尘，环境的污染，嘈杂的噪音，高压下的精神压力，一直伴随着我直到走出黑监狱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