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法前经常感冒、发烧，每次发烧都达到三十九度多，周身疼痛，去医院看病的力气都没有，还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妇科疾病等，饥饿时心慌乏力，冒虚汗。那时我经常去公园锻炼身体，听别人说有个功法叫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非常好，特别神奇，还不要钱，说要钱的就是假的，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入了炼功点。

开始不会动作，老学员手把手教，纠正动作，非常有耐心，还告诉我说：一要炼功，二要看《转法轮》书，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做好人，更好的人，遇事为别人着想，才能达到祛病健身的效果。我感觉法轮功这是一块净土。

此后，我每天早晚参加集体炼功各一小时，按照李洪志老师的教导严格要求自己，看淡名利，不知不觉中，全身疾病都不治而愈，十多年间为单位节省了很多医药费。

同事：看到你的变化，谁说法轮功不好我都不信

炼功前，我曾在单位遇到了晋升职称的事。当时要晋升的人多，但指标少，互相之间简直抢破了头，不看考试成绩、学历、工作表现，靠人际关系，弄几个评委打分，说让谁上谁就上。我大专毕业，当时单位象我这样条件的还很少，可经过询问得知，人员基本上定了，我上不去。我为此吃不好，睡不好，上下找关系，结果我被评上前二名，晋上了职称。

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又遇到晋升职称的事，晋级与工资挂钩。与上次不同的是，只要花钱买论文、著作，再找评委就行。如果不走后门就是写论文也没人给发表，况且这级大夫根本也写不出著作来，都是花钱买，否则就没有资格晋级。这次我不再拉关系、走后门了，虽然到现在我也没有再晋上级，可我不后悔。

现在的社会道德一日千里地往下滑着，常人都在随波逐流，我既然信仰“真、善、忍”，就要事事对照。对医生来说，收受患者家属红包，开处方拿提成，都成了家常便饭；而我修炼法轮大法后，知道了做人的道理，绝不会那样做的。如果不修炼法轮大法，我可能比别人收得还多。

修炼前我在家里说一不二，父母亲、兄弟姐妹和丈夫、孩子谁都不敢惹我。因我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发火，说话嘴黑，没理也要辩三分，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自己想咋的就咋的，父母对我有意见，兄弟姐妹不愿和我来往，丈夫、孩子有话也不愿意跟我说。修炼后，我自觉按照师父教导的做人标准去做，做事先考虑别人，与人为善，宽宏大度，不计较个人得失，逐渐地与家人关系能和睦相处，丈夫、孩子有心里话也愿意和我说了。单位同事对我说，看到你炼功前后的变化，谁再说法轮功不好我都不信。

关押：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

九九年七月以后，中共江泽民流氓犯罪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及其修炼者。单位的站长刘天民、科主任关慧忠等多次找我谈话，叫我放弃修炼法轮大法；我向他们讲述大法教人做好人，祛病健身有奇效及自己身心受益的情况。刘天民说：炼法轮功的都是轻度精神病，是凡炼功的都把书交上。我没有按他们说的做。

二零零零年六月，卫生局的副书记王俊昌找我谈话，声称不签字就送看守所去。几次谈话后，他们看没有动摇我坚定信仰的决心，于是谋划着继续迫害。二零零一年正月十五刚过，单位进行所谓的帮教，总站长刘天民、妇幼保健院长滕少杰、副院长毕淑芝以陪我去亚布力滑雪场玩为名，逼我放弃法轮大法的信仰。

回来后没过几天，阿城市中共当局就办起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洗脑班。当时院长滕少杰找我谈话，问我“炼”还是“不炼”，炼就送洗脑班，结果我被劫持到设在亚沟某部队的洗脑班（后来转到位于阿城的黑龙江省纺织学校院内）。洗脑班头目是王风春，帮凶有吴达、林鹏、徐启慧，还有公、检、法的人员及各乡镇的工作人员。

在那个黑窝里，所有法轮功学员被强迫看诬蔑法轮功、攻击法轮功师父的录像，还强迫我们写所谓的心得体会，帮凶都是从各单位抽调的，换了一茬又一茬。法轮功学员还被告知：不管心里怎么想的，都要写“三书”才能被放回家，不写就送看守所。

记得我第一次被劫持到看守所时是夏天，和平派出所姜兆斌把我劫持到派出所录所谓的口供，因不配合他们，他打了我一耳光，结果我还是被强行关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我坚持炼功，被闯进监室的几个警察毒打，其中一个姓高的司机，脚穿皮鞋踢我腰部。

因我不配合中共帮凶，他们就把我又劫持到洗脑班。就这样来回折腾四次，还将我单位副院长毕淑芝和我母亲弄到洗脑班连坐，只要我不写“三书”就不让她们回家。无奈之下，我绝食抗议迫害，结果出现病态被送进医院后，才被放回家。

回家后不久，“610”的吴达、林鹏等四、五个人闯进我家逼迫我快给签字，并拽着我的手强迫按手印。我在洗脑班和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五个多月。后来我听纺校食堂工作人员说：吴达和林鹏他们贪占法轮功学员的钱财，从商店往家里买日用品，如火腿肠，方便面，肥皂，洗衣粉，牙膏，牙刷等等，很多很多，据说成车往家买，然后都记在法轮功学员的伙食费上。恶徒们所以干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坏事，一个是利益驱使，再一个想借机升迁，没想到头来善恶终有报。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日中共邪党两会前夕，阿城和平派出所警察倪伟清和葛某敲我家的门，说找我谈话，我没开门，他们就叫来110，找开锁的强行把防盗门打开，共六、七个人非法入室，象强盗一样，翻箱倒柜，将我家的录音机、炼功带、大法书籍、资料等抢走，还强迫我丈夫付给开锁的五十元钱。丈夫从没见过这阵势，被吓住了，眼见两个恶警强行绑住我两只胳膊，一帮警察把我劫持到了派出所，当天我就被绑架到了阿城第二看守所。十五天后我被转到阿城第一看守所，后又转到第二看守所。

这时单位落井下石，给我降两级工资，至今未恢复。不久，我就被非法劳教两年。

万家劳教所：酷刑、奴役、逼“转化”、

在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集训队，狱警指使三、四个劳教人员包夹迫害一名法轮功学员，把衣服脱光，逼穿劳教服，否则就暴打，不写“三书”，就被强制蹲在一个不足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子里，脚后跟不能离地，除了吃饭，每天蹲到晚上十二点钟。如果还不写，就“上大挂”，这种酷刑是：将人的两手腕分别铐上手铐，再分别挂在两个双层床上最高的床提杆上，再向两侧拉床，使人吊起来，脚离地，嘴用袜子或裤头堵住，再用胶带缠上几道（恶警怕喊法轮大法好），同时用电棍电击最敏感部位。如双手合谷穴、脸部、颈部。据说这种刑罚一次超过十分钟就可能使人的上肢残废。劳教所恶警一点人性都没有，想什么时候迫害法轮功学员，就什么时候挂上。我就曾被劳教所科长赵余庆上过“大挂”。恶警、恶犯们还嘲讽法轮功学员，污蔑大法师父，那种身心疲惫无法用语言形容。

在万家劳教所那个邪恶黑窝里，恶警还强迫我们看诬蔑大法的录像，然后强迫每个人发言讨论，不顺着他们的意思做， 就进行迫害。

劳教所还强迫法轮功学员做奴工，如缝汽车垫、挑牙签、打冰棍杆、挑瓜子、从新包装小孩尿不湿，等等，直到晚上十二点钟才收工。

酷刑演示：罚坐小板凳

二零零三年刚过完年，恶警们又把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弄到一个严管班加重迫害，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强迫她们坐小塑料凳子直到深夜，一天不许上厕所。恶警炮制出各种邪恶手段，从中捞取金钱和政治资本。主要恶人有赵余庆、姚福昌、吴国勋、警察王某等。

恶警还挑拨法轮功学员和家人的关系，说她们不管家到这里呆着。还克扣被劳教人员的伙食费，上面来检查时，做一顿好吃的给录像，等检查人员走了马上换饭。

结语：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九日，我从劳教所出狱。但是每到中共当局认为的敏感日，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公安局国保警察、卫生局人员总要到单位骚扰我，强迫我签字，我不签就恐吓我丈夫签字。每到节假日或中共当局在开什么会议期间，我丈夫就非常害怕，这给我的家人造成很大伤害。

我之所以坚定修炼法轮大法，是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真、善、忍是宇宙真理，是最高的科学。比如各种疾病到医院治不好的，或以后还会复发的，而修炼了法轮大法，只要你想修炼，并按照师父说的做，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好，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甚至只要你诚心敬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灾难来时就能保命。

自古道：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我所在单位站长刘天民积极配合中共当局参与迫害法轮功，因此遭报，儿子打死人，被开除公职、判刑，花了很多钱才保住命，当时刘天民的站长也干不下去了。卫生局副书记王俊昌患上半身不遂，又离婚，现在孤身一人连菜都没人给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