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金翠香自述十年冤狱被残酷迫害经历：

我叫金翠香（女，四十七岁），家住辽宁凌源市杨杖子镇，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九九五年下半年我喜得大法，不久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上不好的东西（附体），修炼以后偏头痛 、腋臭、腰痛等疾病不翼而飞，自此，法轮大法好，深深扎在了我心灵最深处，同时在生活中处处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个真正的好人。

一、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遭迫害

九九年四二五进京上访回来被单位罚款200元，随后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团伙疯狂地诬陷迫害法轮功，造谣、诽谤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大肆抓捕法轮功修炼者，我仍然相信大法、相信师父。我不相信邪党的谎言，七月二十二日进京上访中途被截回，被非法抄家。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八日在单位被绑架到拘留所关押二十天，回厂后工资被拿掉二级，没有回到原岗位。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六日，我独自坐车到了宽城，在一个小旅店住宿，第二天，我走上了天安门广场，打出自制“真、善、忍”条幅，被警察抓到车里，在广场派出所里，因制止恶警打同修被六、七个男女恶警围打，后来被关押到顺义县，被龙潭湾派出所恶警用电棍电击、不让睡觉。后被转到顺义县看守所，最后核对我的身份后将我送到辽宁朝阳市驻京办事处。在那里我遇到二位同修，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趁看管人视线离开了我们，我和另一同修就走了，以后只好流离失所。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二、在看守所遭折磨、野蛮灌食，被非法判刑十年

二零零一年八月我回到朝阳，和同修做起证实大法的事，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警察突然闯进我和同修租的农屋，并恐吓喊着让我们跪下，我不跪，鼻梁被警察打出一条口子，鲜血直流，当时只认识一个叫张明华的恶警。在双塔区政保科，我被恶警白文友用电棍电脸部，用下流语言辱骂，在被送往朝阳市看守所途中我跳车，被抓回车上后，张明华一拳打在我的太阳穴上，我被打的眼冒金星。在看守所，还有同修被关押在那里，那时马上就要过大年了，我们集体绝食反迫害，期间一位男同修也绝食反迫害，他丝毫不配合邪恶的命令和指使，甚至不洗漱、不走路，他是被抬着来到我们这里，我也被强行灌食，牙被撬松动，插管到胃，几乎窒息。

酷刑演示：灌食

在二零零二年，三至四月间看守所灌食迫害死一位男大法弟子，这里无法提供真实姓名，当时看守所掩盖罪行封锁消息。在那里我们拒穿马甲、拒背监规、不让我们炼功，我们也炼，开创了炼功的环境。当时看守所女号铁门中间有一条铁链子，平时提审犯人，门开铁链有时开、有时不开，犯人就从链子底下钻来钻去，法轮功学员不钻，有一次，朝阳一个叫李淑萍的法轮功学员不钻铁链子，她被恶警拖出去暴打，整个走廊里只有那恐怖的皮管子声回荡，当时看到她浑身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

朝阳市双塔区中级法院以十箱的不干胶真相粘贴，对我和另一同修非法判刑十年，我们都没有在判决书上签字。

三、辽宁女子监狱酷刑：熬鹰、不让睡觉、针扎……

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七日，我被送到辽宁女子监狱迫害，当晚在入监队只能买一个盒饭吃（五块钱），当时我梳一根马尾巴辫，入监队犯人一剪刀下去，我的头发变成了所谓的，齐耳短发。第二天被分在当时的三大队三小队（在二零一一年时当时的三大队改编号为现在的一大队），后调到三大队四小队迫害，当时的队长叫高楠。在那里我不承认自己是罪犯，不说报告词，高楠就把我铐在暖气片上，我只能蹲着，蹲久了。我喊“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她们就威胁我，再喊就用臭袜子堵我的嘴。

狱警下班了以后，高楠拿一根手缝针企图扎我的手指肚与手指甲之间的指缝，我喊正法口诀，她没有得逞。晚上犯人收工了，洗漱熄灯后，二十二点我被领到水房子坐小凳，地上湿漉漉的都是水，有俩个人监视我坐，每两小时换一班人，一直到犯人们起床洗漱，让我再去我的床铺边继续坐小凳，稍有瞌睡、就推醒，白天和其他犯人们正常出工，一天一天的这样熬下去。为了达到让我认罪，三大队四小队绑架了全小队犯人都参与迫害我，逼我认罪。

那时早六点半出工，晚九点收工，中午不休息，犯人们白天干一天活儿，晚上还要看管我们熬夜，因此她们恨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时间长了，辱骂 、殴打学员，不许学员入厕经常发生，这种黑天 、白天不让睡觉的迫害方法，叫“熬鹰”，过了三至四天，我看见高楠了，我对她说：睡觉 、吃饭、入厕是维持人生命的权利，我有睡觉的权利。她无言以对，熬的时间长了，真是头晕脑胀的……

刚入监时，我父亲千里迢迢背一大袋子生活用品去女监看我，高楠队长只拿了一件棉线的上衣，一件手织的毛衣（后来毛衣不让穿），裤头都不给我留，当时家里捎了二包（二点五元一包）的最廉价的卫生巾，也被她克扣下来，一直都没给我。二零零一年我的丈夫单方面提出离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办了离婚手续。

我的父亲患骨癌需要钱治病，但父母每年还给我存五百至六百元生活费，每月平均五十元买牙膏和卫生纸，当时伙房每周只有二顿是细粮，周二中午米饭，周五晚上馒头，其它都是玉米面粥、窝头，经济条件好的犯人可以在超市选购食品，我没有钱监狱给什么饭就吃什么饭。

四、用欺骗与强制的手段“转化”

十年的牢狱，对从未离开过家的人是不可想象的。当时没抱着活着出来的念头，不愿在里面呆但又觉的时间漫长。

当时三大队任用一个叫刘妍的诈骗犯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不“转化”的不让买生活用品，甚至不让接见，刘妍假惺惺地从生活上帮助生活条件差的我，诱骗我说：“转化”以后可以办保外就医，就能缩短回家距离，吓我不“转化”给我办强制学习班。后来发现办保外就医，根本就不是想办就能办的，尤其对法轮功学员可以说是人不到要死的状态都办不了。

我知道自己被欺骗了，包夹每日看着我，限制我上厕所，不让我和别人说话。包夹叫马飞云、杨桂玲，杨桂玲有一次在我如厕时对我又打又骂，半年后她儿子在工地干活儿把腿摔断了，她收敛了许多。

每月都强迫我们写所谓“思想汇报”，我就写在大法中的美好，自己修炼后身体变好、思想纯净、道德升华、写不完的写。邪恶想利用某教改变我对大法的坚信，张璐璐由队长升为干事，又回到三大队，为了达到“转化”我的目的，让我改学某教，我不学。我说：什么修炼方法都没有法轮功好，他是真正的佛法。

陈杰干事代科长期间，让我听了一次听证会，监狱春夏秋冬四次给犯人减刑，法轮功学员被“转化”之后减刑的时候需要经过听证会，就是检察院、法院下来相关人员，事先走一遍程序，法官问减刑的犯人，你对法轮功的认识，学员就被迫说违心的话，声音象蚊子那样小，也算通过，而且我亲身经历过一次听证会，听见了那样小的声音，法官算她通过。回来陈科长问我能不能说，我说：我说不出来诬蔑师父的话，她说：你骗你自己一回，就能早回家。我说骗我自己我做不到。

五、超时超强度的奴役

对认罪的犯人，监狱每月给犯人签考核分，五－十五分，得到一分相当减一天，月月积累攒到三百六十分，可减一年刑期，监狱改造犯人分两方面：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思想改造是每月犯人写一份思想汇报，靠近队长，服从管理，表决心之类。劳动改造就是强制参加劳动，不得装病。《监狱法》规定：犯人每天劳动时间不超过八小时，中午有休息时间。我在女监呆了九年的时间，九年中，中午有休息时间的不超过一个月，为了追求产值，我所在的三大队午休时间也逼迫干活，还不仅仅如此，二零零四年夏天赶一批活儿，连续加班三天三夜，吃睡都在车间，加完班浑身起一身热痱子，奇痒无比，当时的生产科长叫王宏云。

每次省监狱管理局来检查，事先大队就知道了，当天先收拾卫生，把机台用线调齐，机台案板都整整齐齐的，队长安排听话犯人，若领导问吃的好么，要回答吃的好，睡的好么，回答“睡的好”，中午休息么，回答“中午休息”。在二零零七年以前，三大队是早六点半出工，晚九点收工，中午不休息，周日不休息；伙食每周二次细粮，周二中午米饭，周五晚上馒头，其它都是玉米面粥、窝窝头，窝头又酸又硬，平时菜里没有肉、没有油。最难闻的是冻白菜汤，当冻白菜汤抬进车间里时，那气味都熏人，无法想象如何下咽。这样的伙食，每天还强制劳动十三个小时，产值是抢活儿抢出来的，整个车间机台飞转，节奏飞快，吃饭也可以说是抢饭，为了节省时间恨不得把饭倒到胃里边去，节省时间就是为了抢活干，每天的生产定额都是极限。

被关押人员如同笼中饲养的动物一样，喂的是猪狗食，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挣的是监狱滚滚的财源。三、四大队对外称“宁大服装厂”，服装厂共有十一个小队，有裁剪、包装，八条流水作业线，我所在的四小队加工过上衣、下衣、裙子、工作服、棉服、雨衣、劳改服、警服等。拿警服来说吧，一件警服加工费五十五元，市面可卖三百－四百元（有棉旦）每天小队定额一百六十－一百七十件，每天产值近千元，服装厂八条流水作业线日产值近万元，宁大服装厂每年上交女监产值都名列前茅，《女监报》报导年终上缴产值二亿元。

二零零七年以后，女监被评为司法机部部级文明标准监狱，出工时间改为早七点，晚七点收工，实际上早六点四十五出工，早七点时已经正式干活了，中午不休息，周六周日休息一天，记得二零一一年一次省监狱管理局来检查，收拾卫生之余，每人下发一张作息时间表，要求人人都得会背，早七点－七点半早餐，七点半－八点半学习时间，八点半－十点劳动时间，十点－十点零五分眼保健操时间，十一点半－十二点半午饭和午休时间。那一天，队长孙爽找到我问我，如果有人问你午休吗，你怎么回答，我说没午休，她说你不能这样说，我说没休就是没休，这能撒谎吗？只有法轮功学员敢说真话，那些劳改犯为了减刑，在队长面前表现，队长让怎么说就怎么说，让撒谎就撒谎，明知中午不休息，都得说中午休息了，因为她们要得分，服从队长才能得高分，监狱用以恶制恶的管理方法，更教会犯人造假，撒谎脸都不会红一下。我问队长，休息时间有，为什么不休息呢？她说：你可以休息，我问别人呢？她替她们回答说，她们不愿休息。

在监狱的高墙内日复一日 、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重复着超时超强度的劳动，被无偿榨取劳动成果的犯人们每月签分的时候，都说谢谢队长，还鞠躬行礼，所谓的“劳动改造”不过就是严惩体罚，超时超强的极限劳动，体现出邪党毫无人性的手段，更不用说教育人要诚实了，警察变异的观念是：谁请你们来的，是你们自己来的，在监狱说改造也许就是把一个曾犯过错的犯人变成更加无耻，而对修真善忍的学员的疯狂迫害更是登峰造极。

我认清了监狱的暴力手段，欺骗、虚伪、欺诈，并无偿的榨取我们的劳动成果，因此二零零六年以后我拒签考核分，每月都拒签，告诉队长改造与我无关，我自己都骗不了自己，更不能骗别人。

六、申请探视病危老父，监狱伪善欺瞒

二零零八年二月，我把探视病重老父的申请交到代大队长陈杰干事手里，重申中国人讲孝顺，父母共有二个女儿，小女儿人在大狱，不能分身；老父患骨癌七八年，手术一次后又在旧病灶处长了一个五斤的大包，在老人生前见一面亦可免去许多遗憾，况且人死不能复生。当时她说：法轮功学员探视没有先例。我没有放弃，在监狱政委房淑霞值班之际，把另一份申请交到她手里，二月二十三日房淑霞要见我说：国家不允许。那时候我知道的法律知识太少，没能为自己争取到探视的机会，之后的近三个月，我的头痛 、牙痛、头盖骨的一条缝象裂开了一样疼。

我父亲是二零零八年八月五日去世的。当老人弥留之际，母亲托人把电话打到女监我所在的大队，老父亲想最后一次听女儿叫一声“爸爸”，老人最后的时刻没有听到思念的女儿的叫声，死不闭眼。我回来后，据母亲讲，她一再请求，监狱都没有同意一个病危老人的最后请求。

监狱设有亲情电话，普通犯人每月一次，但法轮功学员不能打，九年我没有打过一次亲情电话；监狱设有法律咨询，但法轮功学员不能咨询，只有队长指派的犯人能去例行公事，有一次我找安蕊科长请求法律咨询，她说法轮功不能法律咨询。

二零零八年下半年，我开始不戴标记牌，用一句警察的话讲，监狱只有二种人：一种警察，一种犯人。二种人都戴标记牌，你不戴牌，你是什么人。我对警察说：你把我当罪犯，可是我没认罪，没有罪我和犯人就不一样。让我去照像，像片发下来我就剪碎它，后来干脆不去照像了。有一次厂长张晓兵值班，走到我机台前，问我为啥不象别人那样戴牌，我说自己没有罪，故不能和犯人一样戴牌。后来她自己动手给我写了一个牌子，又亲手给我戴上，她走了我就又撕碎了。

七、十年冤狱 把善良和宽容留给世人

大概二零零九年，监狱给劳动奖金，一个小队是生产组长、大工、 熨台、 案板、小工，分别是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十、五元，大概分这几个档次。而法轮功学员不“转化”活干的再好也只拿末等奖五元，我就是其中一个。有一次我母亲去探监，孙爽队长告诉她，我干的活儿免检，我干的也是大工干的活儿，每月给我奖金五元，但领钱需自己签名，我拒签名，不签名没有奖金。

我没认罪，我也否定监狱的一切管理，报告词 、标志牌、背监规、签分、劳动奖金，我都否定了。在诬判到期照出监像时，把一张写上名字的纸别在胸前，硬要我别，给我别名片我就不照。

在辽宁女子监狱被残酷迫害九年，到走出监狱大门，几乎每年换一个队长，都是年轻的，最后一个队长叫孙爽，我告诉她：我是修真善忍的修炼人，如果你没见过炼法轮功的什么样，今天你可以看到了，大法弟子在监狱这样恶劣、残酷的环境里，能够做到无怨无恨，无私无我，把善良和宽容留给了你们，请记住“法轮大法好！”。

十年冤狱迫害经历没能及时写出来，苦役九年，这无形的东西压抑着我，让我不愿动笔揭露这场对我的残酷迫害，但是我知道必须写出来，初稿结束时，突然意识到，及时曝光受迫害经历，也是彻底否定邪恶旧势力的安排，这也是在清除党文化、彻底解体邪恶。

参与迫害的人员名单：
朝阳市双塔区公安分局局长：张明华
政保科：白文友、赵名成
朝阳市第一看守所副所长：史所长、高智华
朝阳市双塔区法院审判长：孙云学
朝阳市双塔区法院审判员：苏毅、李云峰
朝阳市双塔区法院书记员：张朝生
单位：辽宁女子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