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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盖州市看守所和马三家劳教所对崔晓清与杨桂英的迫害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四日，辽宁营口法轮功学员崔晓清与杨桂英去盖州市杨运乡重屯村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盖州市杨运乡派出所所长李正辉带领几个恶警绑架，并送到盖州市看守所关押，后又被关入盖州拘留所，最后被劫持到沈阳马三家教养院非法劳教两年。下面是她俩诉述当时遭受的迫害。

一、崔晓清诉述当时遭受的迫害

在盖州市看守所指导员叫我们报姓名，我们不报，他就用拳头砸同修肩膀，打我嘴巴子，我们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被狱医杨景绪等恶警灌食，我牙被撬掉直淌血，同修牙被撬活动并掉渣，杨景绪打我并给我们戴最重的脚镣子。由于我们不报姓名就让各乡政府来人认我们，并说不报姓名送出去整死也没人知道。在看守所非法关押五十多天后送拘留所，在拘留所关押五天后骗我们送我们回家，结果在我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又将我劫持到马三家迫害了两年。

我先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二大队四分队，管教人员为了“转化”我，七天七夜不让我睡觉，包夹们轮番看着并讲着邪悟的话，致使我神智不清，走不动路了才押回宿舍。晚上我被整晚在水房罚站，大室长一个巴掌就把我打的满嘴是血，怕人看见给些卫生纸让擦掉。队长、大室长、小室长在库房里绑我，在一楼空房的暖气管上吊我，由于我不“转化”又被调到二大队五分队。 到了二零零三年底，马三家为了“转化”学员，各大队各分队的队长、大室长、小室长和邪悟人员齐上阵，把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有的带到综合楼迫害，有的在各分队迫害。我则被带到一个光线不足的屋里，整天站着，包夹们三班倒轮番看着，连续十多个白天黑夜不让睡觉，刚一闭眼旁边的包夹就打眼睛，上厕所也跟着，不停的讲着邪悟的话，每天只给一个干枯的窝窝头吃，致使我吐血，她们把我拉到医务室量血压，医生说血压这么高怎么才送来，我说没事，又被拉回屋。

由于长时间被罚站我的腿、脚全是肿的，站着就摔跟头，队长王正丽、大室长、小室长在一个空房开始绑我，由于连续的被迫害，有六七天头脑一片空白，意识模糊，象个木头人一样任人摆布。后来在一个大教室里一个大连来的被“转化”了的老太太嘴里骂我，左右开弓就打我，一连打了我八个大嘴巴子，累的她嘴角流着口水，手都抬不起来了，我的脸则被打的通红通红的。 最后由于不“转化”又被调到二大队三分队，她们不再做我“转化”工作，只是强迫我跟大伙干一些零活，直到走出马三家。由于两年的高压迫害，直到回家，大腿，脚始终都是浮肿的。

在杨运乡派出所、在盖州市看守所、在马三家劳教所曾经迫害过我的人们，我真心的希望你们能选择善良给自己留条后路，那些曾经迫害过我的“转化”人员（昔日同修），我也真心希望你们能走回来，莫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二、杨桂英诉述当时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四日，我和一同修去盖州市杨运乡重屯村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原盖州市杨运乡派出所所长李正辉带领几个恶警将我俩绑架，并送到盖州市看守所关押，后又被关入盖州拘留所，最后被劫持到沈阳马三家教养院非法劳教两年。

在盖州市看守，所指导员叫我们报姓名，我们不报，他就用拳头砸我肩膀，打同修嘴巴子，我们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被狱医杨景绪等恶警灌食，我牙被撬活动并掉渣，同修牙被撬掉直淌血，杨景绪打同修并给我们戴最重的脚镣子。由于我们不报姓名就让各乡政府来人认我们，并说不报姓名送出去整死也没人知道。在看守所关押五十多天后被送拘留所，在拘留所关押五天后骗我们说收拾东西送我们回家，结果被劫持到马三家非法迫害了两年多。

我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三大队，每天被逼看侮辱师父和大法的录像，并逼我干活，粘韩国花，胶水非常呛鼻子和眼睛，身体出现严重过敏反应，脸破流脓水，出现甲状腺肿胀症状，浑身无力不能下楼吃饭。他们每个月都要带我到沈阳医院给我抽血检查。期间还给我注射不明药物，打一个月点滴迫害，身体从140斤瘦到90斤，血压只有60—40，每天高烧不退。有一次检查，狱医告诉队长，我不能再昧良心了，放她回家手术吧，我就要求回家，队长董素霞不但不让回家，还不准我休息硬拽我起来干活。我喊法轮大法好，恶警就指使包夹用毛巾堵我嘴，并把我关空屋子，两天不让吃饭睡，还有一天还把我关在厕所里。

由于我抵制做操，恶警就指使包夹把我拖在一楼水泥地上，当时是十二月份天气非常寒冷，一楼外面是稻田地，水泥地上阴冷潮湿，我身体虚弱，站不住，坐不稳，只能躺在水泥地上，这样包夹还看着不让我睡觉。

两年劳教非法关押到期后也不释放我，又加期迫害了我两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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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张翀老人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通讯员甘肃报道）兰化公司化肥厂职工张翀，六十多岁，二零零零年底去京合法上访遭迫害，二零零一年初被单位工会等骗出，绑架到兰州平安台劳教迫害一年，恶警采用各种邪恶手段强逼“转化”。

张翀女士，出生于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兰化公司化肥厂职工。一九九六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张翀被西固区委在招待所非法关押一天后去北京上访，张翀被兰化公司驻京办劫回，非法关押在兰化公司公安处所设的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公寓。同时被非法关押的有张金梅、杨秀琴、刘汝芳三人。每个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由自己单位派人二十四小时监控，七天后才让回家。期间住宿费、伙食费以及去北京非法带回张翀等人的工作人员往返费用及保卫人员的费用都逼迫法轮功学员承担。

张翀第二次上京证实法轮大法好，被非法关押在通州看守所西区。在通州看守所张翀绝食反迫害，遭到野蛮灌食。恶警从男监调来十几个人，六人将张翀摁倒，一男狱医在张翀胸脯踏了两脚，导致体内出血、便血。张翀被单位从通州劫持回后，强迫每天去工会报到。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日，张翀第三次上北京证实法，在天安门广场打开随身携带的“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并高喊“法轮大法好！”，被广场恶警绑架。二零零一年元旦前后，恶警为弄清张翀的籍贯，不让睡觉，只让站着；后来送到门头沟看守所迫害，张翀被打得遍体鳞伤，无法躺下，张翀绝食反迫害四天后放出。

二零零一年元月份，兰化公司工会将张翀骗到兰化公安处，恶警打电话叫来张翀丈夫，当面读了“劳教书”。张翀随即被兰化公安处绑架到平安台劳教所女子大队进行迫害。

到劳教所后，张翀绝食反迫害。恶警队长唆使劳教人员灌食，几个劳教人员压着张翀撬开嘴，一撬满口的鲜血。在医院里几次灌食的费用都是逼迫张翀自己交的。在医院，张翀被绑在一个铁架子床上，床上只有一个薄垫子，铁床是用铁条焊的，高低不平，躺在上面硌身体。因绝食张翀已经瘦的皮包骨。医生把张翀“大”字形捆在上面，捆的很紧。把灌食的管子固定在张翀脸上，灌完食不取。最后抽管子时教导员景雪峰恶毒的对医生说“把那个管子上下抽，多抽几下”，抽的张翀呕吐，吐的都是血。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五日从劳教所回家。兰化公司扣除了张翀三个月的工资，每月只发三百元，加上以前非法所扣的，劳教期间所扣工资约八千元左右。

张翀被非法劳教期间同时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兰州的白金玉、张金梅、孙赞云、魏兰桂、方剑平、孔令霞、谭淑蓉、张薇、张云霞；海石湾的关龙梅、吕东湘；景泰的有白尕花、王兰珍、马兰芳；武威的廖玉芬、刘桂英、王莲英、郭x香、赵××；张梅香不知是哪里的；白银的马瑞玲、张仲常、刘银娟（张的女儿）；古浪的张连海、张小燕；金昌的何斌英、王爱玲、侯永香、赵月琴；安宁的刘××；庆阳的李玉、焦莉莉、李瑞花、高丽京、段小燕；永靖县邓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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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鹤岗法轮功学员苗同雪被迫害经历

苗同雪，女，五十岁左右，从小生长在山东农村，后来随丈夫搬到黑龙江生活，现住在鹤岗市南山区铁东。苗同雪坚定修炼法轮功，曾被当地警察非法劳教三年，在狱中饱受摧残。

大法化解与公婆的恩怨

苗同雪从小性格内向，体弱多病，还常遭脾气不好的母亲打骂。她在母亲的严厉逼迫下结婚。婚后生了两个女孩。公婆重男轻女，生大女儿时，月子里根本不理她；生二女儿时，有病不给治。渐渐的，她和公婆之间结了个大冰疙瘩。丈夫在外面打工，她又添了严重的腿疼病、肩周炎、关节痛……她觉得生活太苦了，总想自杀。幸得八十多岁的奶奶经常劝她：“看着小孩过，孩子长大了就好了。”

一九九九年夏天，苗同雪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学法一个月，她一身的病全消失了，性格也渐渐变开朗了。一人炼功，全家受益。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的身体也都很好，孩子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她对公婆不再有怨言。苗同雪跟随丈夫到黑龙江鹤岗后，每次回山东都给公婆买衣服和鞋。婆婆曾惭愧的对苗同雪的大女儿说：“我对不起你妈。”

苗同雪常常心想：学大法了，师父告诉我做好人的，对谁都好。她时时用“真善忍”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上街卖东西的时候，钱找多了，她给退回去；捡到钱了，想办法还给人家。一年夏天，她在一家白酒小厂打扫卫生，捡到一百元钱交给老板，二十多岁的老板惊讶得看了她好一会儿都没吱声。周围的人都夸苗同雪人实在、善良，她总是说：是师父叫我们做好人的。

警察半夜跳院子监控她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开始了。铁东派出所警察王有亮到苗同雪家逼交要大法书，苗同雪不给。委主任贺彩华不断到家骚扰，铁东派出所警察还半夜三更跳杖子翻进院子，偷看、偷听苗同雪夜间炼不炼功。在红色恐怖下，一家人天天提心吊胆，丈夫害怕，骂她，不让她炼。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日，鹤岗公安局大肆绑架法轮功学员，苗同雪也被绑架，她遭狱警辱骂、扇耳光、拽着头发往墙上撞、逼她按手印，但无论怎样威逼、恐吓，她都不配合。最后，她被南山分局、铁东派出所警察劫持到哈尔滨女子戒毒所，非法劳教三年。

遭哈尔滨戒毒所地狱般折磨

在哈尔滨女子戒毒所，苗同雪拒绝放弃“真善忍”信仰，遭到狱方的残酷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她早晨三点左右就被强迫起床，半夜十二点才让睡觉，长时间被逼坐小板凳，她痛极了坐到地上，随即就被恶徒打骂；困极睡着了，被犯人连踢带打、下流辱骂；她拒绝看诽谤大法的电视，警察罚她蹲着，苗同雪不配合，又被打骂；一次，她被关进小号四十七天，被折磨到走不动，神志不清……

在戒毒所，她还被逼做奴工：修眼镜、挑牙签、卫生筷、做药盒子，天天做奴工，被迫加班加点，有时熬到半夜十二点。

一次，狱警王丹因为苗同雪不称呼她，一把抓住她的头发狠狠拽。狱警钟景川三天两头的找茬，一次，教导员宁立新逼苗同雪罚站，她扶着墙也站不住，倒在地上……苗同雪被迫害的脸肿的不能吃饭，有气无力。狱警还将苗同雪家人给邮的钱被全部扣掉，连买卫生纸的钱都她都没有。

苗同雪被迫害的出现高血压、头晕、眼花、失眠、腰痛、拉血、拉脓、吐血，一度被送哈尔滨医院，但即使住院，每天晚上睡觉时，警察孙颜秀都给她铐上铐子。

苗同雪终于熬到出狱的日子。刚出狱回家的她，被迫害的不知东南西北，一个人上街买东西就会迷失方向，半年了才好转。

苗同雪出狱后，十多年来铁东派出所都不给她落户口， “610”、办事处、居委会的人员及片警经常上门骚扰。

俩女儿也备受欺凌

苗同雪被绑架时，大女儿刚上初一，二女儿才上小学六年级。她出狱回家，看到两个女儿又瘦又黄，脸上没有笑容。大女儿告诉她：妈妈被绑架，父亲在宝泉岭干活，几天才回来一次看看，两姐妹曾在晚上被两个警察持枪威胁，同学们对她俩冷言冷语，俩孩子天天吃挂面，有时没有吃的，到邻居王奶奶小卖店去赊方便面，爸爸回来给付钱。穿的衣服、鞋都是别人给的，没钱交学费，幸亏好心人给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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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招远市六一零和洗脑班等对崔桂芬及家人的迫害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崔桂芬，一个老实本份的农村妇女，只因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几年来多次被招远市六一零、派出所、洗脑班、劳教所等部门绑架迫害，恶人恶警们连同她的家人也不放过，一起迫害。她老实本份、健康的丈夫一次次被惊吓，整天提心吊胆，在二零一零年去世。

下面是崔桂芬女士的自述。

一、大法救我脱苦海，教我学会做好人

我叫崔桂芬，今年四十七岁，是山东省招远市梦芝办事处梦芝村人。十六年前我刚三十出头，一场巨难降临我头上，我的丈夫突然间出了车祸，撇下年纪轻轻的我和三岁的女儿离开了人世。沉痛的打击使我精神几乎崩溃，但为了年幼的女儿，我只得咬牙坚强的活下去。谁知又得了严重的胃溃疡、结肠炎、妇科病、季节性的咳嗽等多种疾病，身心的痛苦折磨的我死去活来。

九七年我带着刚上幼儿园的女儿和第二个丈夫组织了一个新家。丈夫有三个孩子，大的十八岁，两个龙凤胎十五岁，还有一个近八十岁的老婆婆，我三十几岁的人给三个几乎成年的人当继母，再加上婆婆个性比较强一些，感觉关系很不好处理，我自己感觉再怎么付出也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满意。不长时间搞得我身心疲惫，几次都想离开这个家，但想到丈夫对我还是不错的，所以使我进退两难。

就在我心灰意冷对生活失去信心的时候，一次回娘家，看到出了名的病秧子的母亲因修炼法轮功，变成了一个红光满面精神饱满的完全健康的人，我也信心坚定的走上了一条修炼大法的路。

大法救我出苦海，使我身心健康热爱生活，大法还教会了我怎样做人。在任何环境中，我都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事多为别人着想，与人为善，遇到矛盾找自己，我端正心态，把丈夫的三个孩子象对待自己的亲生一样，关心爱护体贴他们，让他们能从我的身上体会到真实的母爱。三个孩子先后成家，生子，照顾孩子，都是我一手操办的。对婆母我也真心的照顾和敬重。

由于我的转变，使这个快要破碎的家庭变成了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全家人也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也都升起了对大法的敬意。丈夫更是对我心怀感激。在邪恶迫害时，恶人们逼迫他和我离婚，都被他严厉的拒绝。

二、修大法做好人　被多次绑架迫害

（一）只为说句公道话被关被罚款

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我这个在大法中深深受益的人，有责任和义务去为蒙受不白之冤的救人大法和师父讲句公道话。于是我七月二十日去了北京上访，去后被北京警察绑架，他们把我转给招远驻京办事处后，又把我拉回招远梦芝派出所非法关押。

当时梦芝大队邪党书记温敬祥以派人坐飞机去北京找我花路费为理由，开口要罚我一万五千元。我告诉他家中无钱给，他们不信，就到招远的各家银行查账，查询结果银行无我一分钱的存款。温敬祥不甘心，又以我交不上罚款为借口不叫派出所放人，还把我刚上小学不满十岁的女儿和我一起关进了派出所，在水泥地上睡了两个月。以后温敬祥仍逼家人要钱，无奈丈夫只好拿去三千元钱给了他们，派出所才放我回家（当时梦芝派出所的所长叫李香松）。回家后，听我丈夫说梦芝大队的人员和派出所的警察知道我不在家后，多次去我家中骚扰、恐吓、威逼我的家人把我交出来，交不出来就得出去找。

（二）为抵制洗脑“转化”脊椎断裂；好心人被毒打险些丧命

二零零一年，梦芝办事处逼我去招远邪恶的玲珑洗脑班强制“转化”（放弃信仰，骂师父和大法）。为抵制“转化”，我被逼离家出走，住在城北杨大姐家。第二天晚上，梦芝派出所的警察于卫东（此人很邪恶）带领一帮打手，气势汹汹的来到杨大姐家，砸开门后进屋就打人，于卫东和打手们对杨大姐一顿暴打后又绑架了杨大姐，并对她的两个女儿（小的只有三、四岁）谩骂恐吓。我趁他们抄家没有注意的时候，在窗户上系上一根绳子，顺着绳子跳到了楼下的小草屋的屋顶。（杨大姐住三楼）当时感觉被一硬物顶了一下腰部。于卫东发觉了后，象发了疯似的几步窜到窗前大声谩骂：“再跑老子就开枪崩了你，我开枪了”。他一边骂着，一边指挥楼下埋伏的打手们爬上小草屋抓我。

我一看打手们已上了小草屋，我顾不得身上的伤痛，又快速的从小草屋顶跳到了紧相连的城北中学的院子里，这时身体疼痛无力已不能动了，但我头脑很清醒。这时梦芝大队的人和办事处的人也闻声赶到，他们围着我象看热闹似的，毫无同情心的说：“不睁眼睛也不动，可能死了吧？”其中一人说：拿打火机烧烧她的眼毛看看动不动。他们用火一烧，我的眼皮动了一下，他们说：“没死，让大队来处理。”大队的人说：“你们把人弄成这个样子我们不管。”说完就走了。办事处的人指使警察一人拽着我的一只胳膊往车上拖，当时我感觉后背象被撕成两半一样的剧痛，他们把我塞到车里后拉到了招远市医院。在车上我听到办事处的一个当头的人说：“到医院不要说别的，就说一个炼法轮功被车撞了。”

到医院急诊科一说是炼法轮功的，医生不闻不问，只是用针随便的扎了扎我的小腿看看有什么反应。这时我感觉后背剧烈的疼痛。一个姓张的警察为了自己能安稳的睡觉，不管我的死活，把我的双手分别铐在床头上。第二天换了一个女医生，也没有给我做任何检查，依然铐着我。时间不长，梦芝派出所的所长李香松来到病房，一看到我张口就说“还没有死啊！”，说完后把脸一翻，大喝一声：“把她拖回派出所。”两个警察过来打开我的手铐，一人一只手抓住我往床下拖，疼的我再也忍不住了，本能的发出一声惨叫。他们放下我说：叫什么？我说脊背很疼。他们怀疑我装病，就找来医生给我做检查，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身子侧了过来，医生用手碰了一下我鼓出的脊椎，疼的我又发出了一声惨叫。医生说：“得马上拍片，伤的不轻。我去开单子，你们快去交钱。”李香松听说要交钱，就打电话叫村里人来交钱，村里不管，办事处的人也不露面了，李香松也偷偷的溜走了，只留下两个小警察看着我。因十几个小时没有小便，憋得我很难受。我跟两个小警察说：“我身体不能动，总不能小便在床上吧？你们得想办法。”

快下班了，医生很焦急不断的催他们交钱，直到十一点钟了，才来了一个姓江的副所长，他自己掏了钱才拍了片子。医生告知：“脊椎两处断了，很严重，必须马上住院动手术治疗。先交五千元的押金，快办住院手续。”这个江副所长犯难了，因为没有地方出这笔钱。医生不断的催促交钱，我的肚子也被尿憋的跟鼓一样，急着要小便。真没有办法了，他们才打电话通知了我的家人。家人赶到医院后，看到我这样还被用手铐铐在床头上非常气愤，大声质问在场的警察：“人都这样了，你们还铐着她，你们还是人吗？”我丈夫很严肃的对江副所长说：“你能做主吗？”对方回答能，我丈夫又说：“那好，只要你们从今以后不再找她的麻烦，不再骚扰我们，你们就可以走，我们自己想办法。”他们同意走了，我们自己想办法处理一下就回到了家。

在家养伤期间。杨大姐的丈夫来我家看我，他告诉我，他在四处找亲朋好友借钱，因为梦芝派出所把杨大姐绑架到看守所后，又把她的丈夫和小女儿一同绑架到了梦芝办事处，同时把她家的几袋子针织百货都抢走（她家是做针织百货生意的），拉到了梦芝办事处，逼迫杨大姐的丈夫拿钱来赎，公开的敲诈勒索。杨大姐的丈夫被非法关押在梦芝办事处时，被办事处的一个女恶人打过，还把凉水泼到被上不让他睡觉。杨大姐在看守所里以绝食的方式抗议对她的无理迫害，最后生命垂危，恶人们怕承担责任才叫人把杨大姐抬回了家。

只因杨大姐一家好心人收留了我，就被迫害的差点失去了生命。

（三）无辜被劳教迫害、再关洗脑班黑窝折磨

二零零六年七月，招远市国保大队刘毅全带领一帮警察突然闯入我家绑架了我，又非法抄了我的家。在洗脑班非法关押了三个月后，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非法将我劳教一年。在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所这个邪恶的黑窝里，我遭受了被强制抽血、单独关押、强制洗脑、殴打、站立体罚、人格侮辱、不准上厕所、高强度的奴役劳动等多种形式的精神和肉体的迫害。详情在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一月八日《崔桂芬在山东第二女子劳教所遭身心迫害》一文中已报道。

在招远玲珑洗脑班被非法关押期间，国保大队的恶警李建光和他的手下，先后七次对我进行非法提审，妄想从我口中得到他们所要的所谓的证据。那恐怖紧张的气氛对我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非法劳教一年期满后，我又被梦芝办事处的六一零人员拉到了招远玲珑洗脑班继续非法关押。当时洗脑班的头目是杜伟先，冷启迪。那时在洗脑班黑窝里已非法关押了不少法轮功学员，莱州和烟台的也有关在这里的。洗脑班的恶人们逼我写诬蔑法轮功的决裂书，不写就不准我回家。我家人找到梦芝办事处六一零人员要求放人，他开口就要三千元钱，（此人五十多岁，长方脸，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子，姓名不知）说是押金，但什么收据也没有。

二零零七年腊月二十日，家人盼望我能回家过年，请求收钱的那人一同去洗脑班帮忙要人。去后，洗脑班的恶人头目杜伟先、冷启迪逼迫我照相和按手印（整个手都按），还逼我写与法轮功决裂的几书，否则拒绝放人，因我不配合他们的邪恶要求，他们竟挑唆我的家人和他们一起揪着我的头发强行按手印、照相、在他们提前写好的诬蔑大法的黑材料上签字。回家时，家人给我交的几百元的饭钱，被一同去的梦芝办事处的那个人一把抢了过去揣进了自己的兜里。

（四）讲真相再次被绑架关黑窝折磨五个月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份，我和一位法轮功学员在街上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国保大队又一次绑架到了臭名昭著的招远玲珑洗脑班。洗脑班的头目又换成了一个女的，三十多岁，名字叫季晓东，此人很邪恶；还有一个副主任姓曲，他们把我单独关在一间屋里，二十四小时都锁着门，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晚上睡觉不让关灯，为方便他们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只有早晨倒尿桶和洗漱的十几分钟才允许我离开房间一会儿。

有一天，国保大队的恶警李建光来到洗脑班，看到我后恶狠狠的说：“零六年便宜你了，只判了你一年劳教，当初我就应该判你七年、八年，把你送进济南女子监狱去，太便宜你了，不老实，我还能把你送进去。看看这里冷冷清清的，我这段时间不在这里，（遭恶报腿受伤在家一年多没上班）要是我在这里的话，早把这里的屋子抓满了。”

到了三月份，我丈夫因长时间的痛苦和压抑身体得了重病，急切盼望我能赶快回到家中。一天，家人又去洗脑班要人。当我家人告诉洗脑班的头目季晓东我丈夫病情很严重，恳请他们能发善心放我尽早回家照顾一下病人，然而季晓东毫无怜悯之心，不理不睬。家人很焦急，就把医院的诊断书、病历和拍照的片子都拿了出来让她看，她也毫不动心。不但不放人，等家人走后，反而以我炼功为借口，命令一个姓曲的和另一个小年轻人把我铐着吊了起来，一直吊铐了三天三夜，直到我的脚和小腿都肿了才把我放了下来。还逼我写诬蔑法轮功和法轮功师父的黑材料。 这一次被非法关押在邪恶的洗脑班长达五个多月，连过年也是在黑窝过的。不仅对我本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也给我的家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身心的痛苦。

三、对我家人的迫害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份，法轮功被中共邪党无理迫害以来，我的家人们也同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招远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六一零、办事处、派出所等相关部门给我的家庭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给我的亲人们造成的身心伤害很大。尤其是我的丈夫和我的小女儿，他们所受到的伤害是巨大的。

这些年来，这些机构的许多人不定期的、多次非法闯入我家骚扰、恐吓我的家人，绑架我，抄我的家，公开敲诈勒索钱财。我们全家人失去了往日平静安定的生活环境，长期生活在担惊受怕的痛苦生活中。我那老实本份的丈夫一次次被惊吓的好长时间都无法恢复正常的心态，整天提心吊胆，愁眉苦脸过着痛苦的日子。

二零零九年那次我被绑架时，国保大队不通知我的家人，到天黑家人不见我回家，就顶着寒风到处找我。一直找到第二天傍晚，去了洗脑班才知道我被绑架到了洗脑班。过年时，洗脑班不放人，使我不能回家，和家人团圆，这对我本已患重病的丈夫身心的打击太大了，他根本没有心情过年，整日躺在炕上闭门不出，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他的精神已经崩溃，随之病情加重恶化。二零一零年五月我才被放回家，四个月后我的丈夫就去世了。如果邪党恶徒不迫害我们，我相信我的丈夫不会年纪轻轻而过早去世的，因为他的身体一直是健康的。是中共邪党把我们迫害的家破人亡。

我的小女儿，九九年邪恶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时，她才上小学。那时梦芝派出所为了找到我，就教唆我女儿的老师跟踪我的女儿；让我的女儿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女儿还和我一同被关在派出所两个多月，晚上在水泥地上睡了两个月。一次女儿去洗脑班看我（我们母女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和我一起被锁在屋里一天一夜，临走时，孩子那恋恋不舍的眼神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脑海中，每当让我想起来，都感到很心酸。一次，学校需要交一笔钱，女儿怕他爸爸再上火，不敢跟她爸爸说，又交不上钱，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难的不知如何是好。

在这些年我被迫害期间，我的女儿所遭受的白眼和歧视，给孩子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现已二十出头的年龄）孩子承受了本不应承受的压力和痛苦。现在每当提起那些伤心的事情，女儿都痛苦的无法说下去了。

我的家人和中国大陆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家人一样，在这场迫害中身心受到的伤害，三天三夜也说不清，这只是冰山一角。善恶有报是天理，做恶者要自负，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必定要遭到天惩的！为时已不远了。愿世人早明真相生命能得救，有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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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和大北监狱对董秀芹的迫害

董秀芹一九九八年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非常好，体重达到了一百五十多斤，红光满面，精神充足饱满，白天上班，下班后干家务，带孩子，晚间学法炼功也不累。九九年七二零以后，她被迫害送进马三家劳教所。

在马三家，她受到严重的精神毒害和肉体迫害，没有自由。后来绝食抗议，管教就派四个人给她抬进一个小屋，插管灌食，四个人把她按在地上，动弹不得往鼻孔里下管，憋得喘不出气来。一次次吐出，最后没法，只好给她抬回监室。董秀芹瘦的皮包骨头，精神受到严重摧残，造成完全失常。劳教所让家人邮钱上医院，天天服药。她当时已不知家啥样、家人啥样，自己身体不能自理，手哆嗦不能控制，完全失去正常思维，手拿不住笔，也不会写字了，啥也不会了，记忆消失。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最后只好让家人接回。

二零零七年董秀芹又被绑架，送到大北监狱迫害了三年半时间，再次精神失常。三年多时间只知道天天吃小白片，其余什么也记不清。

出狱后，董秀芹啥也不知，啥也不会，并且出现严重的糖尿病和心衰，生活上也没有任何来源（退休金早就停发，丈夫早已下岗，身体多病，十多万元的外债无力偿还）。回来后半年多时间，她的神智属于不清醒状态，身体不能自理，花了很多钱医治，可清醒后说失常就失常，精神稍一受刺激就犯，不吃不喝不睡。

董秀芹只因信真善忍做好人，就遭到残酷的迫害，工职没了，工资没了，生活只靠亲朋好友帮助，没有生活来源，找谁谁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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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学员于爱洁自述被迫害情况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和同修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秦皇岛市驻京办事处骗到市驻京办公室。他们不由分说给我戴上手铐，就铐在屋里的暖气上。从上午十点多铐到晚上七点多，警察们吃完饭才开始过问我们的情况。晚上十一点多，我被我们单位保卫处接到市公安局二处。这里的警察将我们四位为法轮功上访的学员一人给一个小圆凳坐，双手交叉用手铐铐上，对坐在走廊里。

二十三日早上一上班，张启明处长大骂我一顿，就叫我单位保卫处将我送入市看守所。看守所的人轮番找我谈话，做“转化”工作，并找来我家九口人做我的工作，看我没动心，二十四日上午我单位保卫处人将我送到抚宁拘留所关押近一个月。不管吃不吃饭都交六百元伙食费（因我们绝食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让写思想汇报（当然我们写的都是修炼美好的内容），每天都让打扫卫生。

为了‘转化’我们，他们经常叫家人来这里做工作。后来有两个人写了‘不炼功’的保证书。放他们走的那天开了一次大会，来了二十多个警察。在会上先让他俩发言，又让大家表态，有三个人表态坚修大法，我是其中一个，警察们气得把我们从队伍中拽出来让对墙站了两个多小时。大批警察走后才让我们进屋。

后来一个警察说不‘转化’想出去就得交三千至五千元，真有人家里很困难还想办法凑钱给他们。我认为交钱不对，一分不给，他们也提前两天放了我。

二零零零年一月中旬，我与我单位一人同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当天被单位接回送进公安局，当晚家人就把我接回家。二零零零年邪党两会期间，让我单位派四个人分两班来我家看着我，有二十来天。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八日，我单位派人来家里接我去洗脑班“转化”。我当时正在洗衣服，我单位领导被骗，说是市“六一零”、经贸委与市公安局二处共同组织的让法轮功学员散散心。让单位给交一千二百元钱，自己家里交四百元去某宾馆玩一个月。结果我单位领导把我送到目的地，就知道上当了说：“什么宾馆，纯属私家开的旅馆，（这家旅馆位于火车站旁，脏兮兮的到处是垃圾。）不定哪个头没钱花了，想法骗钱呗。”其实这里办的是封闭式“转化班”。市“610”一个姓崔的与公安局的李启明、徐英彬是负责人。我们被强制清理场地，干了三、四天的活。我们二十多个人分别被关进四个屋。每个屋门口由两名保安把守，盘腿坐着说话都不让。我们屋当时关了五名大法弟子。我们五人同时背“论语”，警察制止，我们不听，他们就罚我们出去跑步。我当时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每天要我们进行队列练习，不让学法炼功，强制洗脑学邪党的书。我们大多数学员抵制不听他们的指挥。他们强迫我们队列练习，十多天后我的双膝肿起来，他们让我吃药，我没吃，要求炼功，我停止参加他们要求的一切运动，因为白天他们强制我们体力活动（队列练习），晚上不让我们休息好（因为外面不断的过火车）后来我炼功他们也不管。二十多天后我被家人接回家，炼功三天后，痊愈。

二零零零年七月单位又派俩人来监视我二十天。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中旬，我们一行五人去天安门证实法，被天安门派出所关押将近一天，晚上被送进通县看守所，我们一屋关有二十几个学员。为了抵抗迫害，我们集体绝食，背法、炼功。警察指使同屋的其他犯人管我们，说我们要是不听她们的话，她们就会被牵连延长她们的关押时间。我们对她们讲，说我们是修炼人，只听我们师父的。她们其中一人拿一个两升的雪碧瓶装满了水，抡起来砸向我的嘴，当时牙将嘴唇就硌下一块肉，整个嘴就肿起来。后来我们炼功，打我们的犯人把我们赶到厕所，用脸盆接水往我们身上泼，她们用什么方法都阻止不了我们绝食、背法、炼功，她们就看着我们炼。她们以为外边天阴下雪，我们身上又被泼了那么多凉水，以为我们会退缩不炼了。当她们发现我们炼完功，衣服往外冒热气，衣服很快就干了的时候，她们瞪着眼睛看着我们说：“大法太神奇了”。因为我们在绝食，邪恶每天都要灌食，三天后，我们二十七人被无条件全部释放。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去北京证实法，在天安门广场被恶警便衣用拳头猛击双目，在师尊的保护下我都没觉的怎么痛，而且眼睛更明亮。二十八日被关进崇文门看守所，二十九日因我们学员绝食与炼功，被里面的犯人打断七根肋骨（是后来回家后检查出来的），三十日被送进张家口崇礼县看守所。在师父的点化下我忍痛炼了一套法轮周天法，二零零一年元月一号我能自己起床了，这里也是审讯、灌食。元月十三日我被释放回家。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我因给同修送一台复印机与复印纸被当地交警劫持。警察给我戴手铐将我锁在木椅子上一天一夜，两脚肿的很高，又将我送拘留所关了十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