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中午十二点，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的管教室里，恶警大队长朱丹、金丽华、张晓辉与两个“帮教”金英淑和吴慧敏，将法轮功学员王兰英绑到抻床上三十六个小时，王兰英两次心脏病发作，晕过去，恶人们借此机会拽住王兰英的手签“五书”；之后，王兰英无法独立行走。

酷刑演示：抻刑

相隔一段时间，“帮教”金英淑向恶警大队长朱丹、金丽华反映说王兰英（对法轮功）认识不好，恶警金丽华進屋就把王兰英拽到管教室，连踢带打嘴巴，然后，又把王兰英绑到抻床上。王兰英喊：“法轮大法好！警察迫害好人。”恶警大队长朱丹恶狠狠地骂：你看她多损，越有人越喊。生产大队长李小华用胶带封王兰英的嘴，打嘴巴，打王兰英的胸部，不让她上厕所。在抻床上，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在四肢上面，王兰英疼痛难忍，痛苦不堪；两次“抻刑”共达五十个小时。

下面是法轮功学员王兰英自述其遭受迫害的过程。

殴打、电棍电击、罚站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被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到黑嘴子女子劳教所。我不配合恶警，拒不写污蔑大法、不修炼的话，遭到恶警大队长丁彩虹打嘴巴、电棍电、让几个包夹“转化”，我不听她们歪理邪说，就挨打、挨踢、罚站。

有一次，恶警大队长刘连英值班，晚上七、八点钟，把我找到车间，问我怎么想的，我说：我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守法的公民。她狠狠地打我嘴巴，又踢我。

第二天早晨，刘连英又把我叫到管教室，继续逼迫我放弃信仰，还不让我下楼吃饭，用两把电棍电我身体各个部位，两把电棍没电了，接着对我踢、打嘴巴。

第三天，恶警刘连英、刘淑侠找到刑事犯继续迫害我，罚站、不让睡觉，直到晕倒，这样也不让我上床休息，一直坐在地上，两天后，逼迫我到车间干活。

接触毒性胶的奴工劳动

二零一二年七月份，二大队解体了，我被分到四大队，从早上五点钟起床开始干活，一直到晚上六点四十五分才能收工，中间没有休息，只有吃饭、上厕所那点时间，就算休息。

干的活需要用的是生产用胶，叫乳白胶，还有一种浅黄色的胶，毒性大，味也大，大冬天让我们开窗户放味。有来检查的，生产大队长李小华就说：快把胶藏起来。检查的走了，就偷着用，为了榨取更多的黑心钱，不准犯人说生产用胶是有毒的。

“帮教”折磨、上抻刑

二零一二年九月份，恶警找来社会的两个“帮教”来折磨法轮功学员，这个恶主意被所长李红批准。九月二日，先来一个叫金英淑的，九月四日，又来一个叫吴慧敏的，她们与恶警朱丹、金丽华、张晓辉开始对法轮功学员动用邪恶的“抻刑”。被上“抻刑”的法轮功学员有我、刘君、费桂玲、徐辉、明艳波、张剑英、雷秀香、朴太淑等。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九点钟，先把我叫到管教室，“帮教”金英淑做我的思想“转化”，我不听她的歪理邪说，“帮教”金英淑气得直喊：你犯法了，还不认罪。我说我没有犯法。一直到中午十一点，恶警没让我下楼吃饭。

快到十二点钟，恶警大队长朱丹、金丽华、张晓辉与两个“帮教”金英淑和吴慧敏把我绑到抻床上，我被抻三十六个小时，心脏病发作两次，晕过去，她们借此机会拽住我的手签“五书”。之后，她们让我和两个“帮教”住在狱警的更衣室，我被迫害的不能独立行走，上厕所需有人扶着。每天被逼迫着“学习”污蔑法轮功的东西，不让我躺床休息。

有一天，在“学习班”，我心脏病又犯了，什么也不知道，我醒来，“帮教”金英淑说：你不是炼法轮功身体好了吗？我说：这是你们迫害的，我炼法轮功不但身体好了，按“真、善、忍”做好人，没错。

第二天，大队长、狱警一上班来，“帮教”金英淑向恶警大队长朱丹、金丽华反映说我认识不好，恶警金丽华進屋就把我拽到管教室，连踢带打嘴巴，她们又把我绑到抻床上，两次“抻刑”共达五十个小时。

然后，我和一个法轮功学员明艳波、两个帮教同住在狱警的更衣室，上厕所，明艳波扶着我，她是六十四岁高龄的老人呀，扶我蹲下，还得拽我起来，“帮教”金英淑说我装疼。

家里人来看我，几次不让见，因为我行走不便。恶警朱丹、金丽华等人却说：我认识不好，不让见。

虚假诊断

五个多月过去了，我的手和脚一直麻木疼痛，二零一三年元旦前，我申请到所外看病。周六那天，大队长金丽华、张晓辉、艾思明、董大夫跟我坐劳教所的车到中日联谊医院看病，把我领到三楼的神经内科。

大夫问我看哪儿，我说手脚都麻木疼痛，是她们绑抻床上抻的，现在都五个多月了，我是炼法轮功的。那个大夫用四寸长、一寸宽的铁板敲我的手，没说什么。我说拍个片子，大夫说：那你就拍。拍完片子，说下午二点取片子，董大夫说，你们回去吧，我在这等着。

第二天，董大夫来了，把我叫到管教室的走廊，让我看片子，董大夫说：医生诊断，是骨质疏松，年岁大了都这样，多吃点钙片、营养药。我对董大夫说：看误诊了吧，以前什么症状也没有，就是从绑抻床刑开始麻木疼的。

为这句真话，我被恶警大队长朱丹破口大骂好几天。恶人暗暗地迫害我，逼着我在车间里坐凳子贴酒袋、干小零活，到晚上腿脚都肿着，腰也疼，身体越来越严重。

家人力争 走出魔窟

二零一三年四月中旬，家人来，见我就问：你不都上抻床了吗？你不敢说，我们也都知道了。我就对家里人都说了：给我绑抻床了，手脚一直麻木疼痛，走路困难。

女儿、外甥、姐姐他们一听，就和警察吵起来，女儿哭着喊着说：今天必须放我妈妈回家看病。外甥和恶警们吵，又找劳教所的所长。恶警朱丹、张晓辉、丁彩虹她们说：你们听谁说的？劳教所哪来的抻床？外甥又问我：老姨，你说到底上没上抻床？我说上抻床了，这都是真的。劳教所的人一听，都蔫了。女儿一直说：立即放我妈回家。家人据理力争到她们下班。

两天后，家里又来七八个人见我，我对家人说：我不能在这受罪了，一定要回家看病。女儿对我说：一定回家。接见完，狱警把我带回车间，严密包夹，不让我和别人说话，上厕所单独和包夹去，让我坐在车间靠墙一边。

有一天十点钟左右，狱警带我下楼到卫生所，里面有两个人，我不认识，其中男的说：我们是检察院的。女的问，那个男的记录，我从头到尾讲述被迫害的经过，我说的都是真话，前几天，有一个叫费桂玲的又挨她们踢、打嘴巴，头部有包，胳臂疼。在这里挨打挨骂、挨电棍、罚站都是家常便饭。

四月十三日，检察院的二位负责人与劳教所的徐科长、陈大夫、四大队教导员带我到长春市四六一医院看病两次，家人办所外就医，我于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回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