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听着师父的《济南讲法》录音睡着了。一觉醒来，浑身说不出的轻松，心情莫名其妙的愉快。从此，告别了重症失眠，吹走了离异的阴霾，日子过得忙碌而实在。正法修炼十四年来，在邪恶的迫害面前，做过错事（被迫交出大法书），走过弯路（放弃修炼一年多），由徘徊到坚定，由对大法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由不成熟到成熟，相对平稳的走在修炼路上。

迫害发生后，我放弃了修炼。抱着对常人生活的美好向往，我开始了第二次婚姻。再婚后，我总想：“我把心交给对方，他也肯定会真诚对我的。”可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无论我怎么对他好，他的心始终没在这个家里，一直和他的前妻混在一起，无论生活上还是感情上总是理不清、扯不断。我又重蹈覆辙，痛苦万分，简直象要活不下去一样。这时突然想起师父说的：“执著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魔，抓其情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已晚也。”[1]也回想起刚得法时的轻松、快乐、充实，感到做人太苦了，产生了从新修炼大法的渴望。

修炼就得跟上师父的正法進程

二零零一年，我又回到了大法中，开始学法炼功。当时走出来的同修很少，也没有资料，得不到师父的新经文，跟不上正法進程。

二零零一年从新回到大法中后，听到同修说到“救人”，当时还不明白，什么是救人？怎么救人？有一次梦中学法，眼前出现了四个字：“挽救生命”，金光闪闪。这才有所悟，原来是师父让大法弟子救人。从此开始走出去讲真相。

一次，给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讲真相。讲完之后，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管你们的！”我心里有些不稳了，但没表现出来，只是默默的看着他（那时还不知道发正念）。他突然笑笑说：“你胜利了！把你的资料给我，拿回去看看。”我一边递给他资料一边说：“你也胜利了！从今以后你得福了！”

二零零四年，我离开了那个名存实亡的家，带着女儿出来租房住。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更宽松的环境做三件事。这时资料点越来越多，师父的新经文、《明慧周刊》都能及时看到，我全身心的溶入法中。特别是《九评共产党》发表以后，同全球大法弟子一起，汇入了反迫害、讲真相、劝三退的洪流之中。

二零零五年，我到一个亲戚的企业做管库员，一做就是五年。这里，送货的、出货的、装卸工、司机等人流量很大，我不放过每一个有缘人，一个个劝退。很多人退完之后，还接受了大法资料，我告诉他们让家人也了解真相。

一次，给一个知识份子模样的客户讲真相。他对我讲的真相不理解，我就从共产党历次运动对无辜民众的残害谈起，谈到中共对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破坏，无神论使社会道德的下滑，当前社会的腐败，无官不贪、世风日下以及古今中外预言等等，讲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终于明白了，郑重其事的给自己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化名，一笔一画写在纸上，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还有一次，无意中得知一个装卸工的妻子是大法弟子，因讲真相被非法劳教，自己带着两个上学的孩子，还有八十多岁的父母，过的很艰难。我和另一个同修商量，不能让众生受邪党媒体的谎言毒害误解法轮功、歧视大法弟子家属，想让他们看到大法弟子的无私和大法的美好，过年前，我俩凑了二千元钱，买了一些年货，托这位装卸工的同伴转交给他，想帮他渡过难关。东西收下了，钱却退了回来。大年初一的清早我接到了他发来的短信：“恩人啊，我们全家谢谢你们！祝你们过年愉快！”我流泪了，表面看这是众生对大法弟子的感恩，实际上这是世人对大法和师父的感恩啊！

我的老板亲戚明真相后退出中共的团、队组织，还在关键时候站出来保护大法弟子。一天，一行人来到单位，找到老板询问我的情况。老板说：“八小时以内人家踏踏实实的工作，八小时以外人家做什么是人家的自由，谁都无权干涉！”一行人灰溜溜的走了。当然，老板得到了福报，生意越做越顺。

师父说：“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2]我不但在工作岗位上不失时机的讲真相、救众生，在任何场合都是我不放弃救度众生的机会。

二零一二年的一天，我回到家，母亲给我二百元钱。我问：“这是什么钱？”母亲说：“村长给的选举钱。”我想：救人的机会来了。我拿上钱去了村长家。当时人很多，环境很乱。我上前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谁的钱来的也不容易，这个钱我不能要。只要你支持法轮功，我照样选你！”他说：“好，那我欠你个人情！”我给了他大法的真相资料和神韵光盘。

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们听到师父的声音

二零零八年，恶党以“奥运会”为借口，在全国范围疯狂抓捕法轮功学员。我地大批大法弟子也被非法关進劳教所。为了鼓舞被非法关押的同修，震慑邪恶，我与A、B两个同修想通过在劳教所外用扩音器播放的方式，让同修们听到师父的讲法。我们策划了具体的做法，觉的这是可行的。

正在我们埋头于这个项目时，七月份的一天，B找到我说，A被绑架了，她自己刚好走脱。接着又听到风声说，A同修被跟踪很长时间了。我心态有点不稳，因为我家是资料点，有打印机、耗材等，我把这些看成了邪恶迫害的“证据”。我想起了师父在讲法中讲的一句话：“一个不动就制万动”[3]，心就稳定下来了。

播放师父讲法的事不能停。后有一男同修参与進来。从五月开始，我们在家里用被子将扩音器包起来，一次次实验。终于成功了。九月，我们去女子劳教所外查看地形。本来看好了的地方，当去安放设备的时候，高压线却高了许多。我们知道我们的行动意味着什么，所以互相提醒，时刻保持正念。于是返回来从新改装。当我们再一次去时，还是干扰很大。我们设置让机器在我们离开二十分钟后即播放。可是不成功，到时候机器不响。这样反复六、七次。安置机器的地方离黑窝只有四、五米远，随时都有被发现的可能。我们三个都沉默无语，借着劳教所的灯光，用眼神互相鼓励，默默的配合着。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播放不出来。这时到了全球发正念的时间。我们刚发完正念，师父洪亮的声音即响彻在午夜的空中。我们一边感谢师父的慈悲加持，一边迅速撤离。

回去后才发现，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被蚊子叮的全是红包。当时完全没感觉，这时才感觉痒的钻心。

过后听从劳教所出来的同修说，同修们突然听到师父的讲法，欢呼雀跃，大大震慑了邪恶。后来劳教所的警察还到处追查是谁干的，但无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每一次参与证实法的事，都是我们去人心、修自己的好机会。这次行动，让我彻底去除了怕心、急躁心，使我们在神的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营救同修

二零零四年学习了师父“七·二零”之后的讲法，我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牢记师父教诲，尽量多参与营救同修、揭露迫害、救度众生的项目。无论是帮助处于病业魔难当中的同修，还是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我知道后，都尽量配合。

二零零七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接到一个同修的电话，说邻县的一位同修因严重的病业干扰住進了我市医院，需要大家帮助。我就叫上我们当地的两个同修去了医院。发现住院的同修状况很不好：右腿膝盖以下骨肉脱离，脓水不住往外流，满屋子臭味。医生说要截肢。

我们马上发正念，否定旧势力对她的迫害。一个钟头后，同修精神有所好转。我们又从法理上跟她切磋，她决定不做手术。第二天，我市一老年同修决定把她接到自己家里。我叫了车把她送到了老年同修家楼下，我和她的女儿用椅子抬着一百三十多斤的她，一阶一阶的挪到四楼。这样，白天，老年同修同她一起学法，我和另一同修下班后也去帮助她。半个月后，这位处于病业魔难中的同修心性有了巨大变化，对自己闯过病业充满信心。

正在这时，老年同修的儿子从部队回来，对母亲的做法不理解，邻居也说三道四。老年同修迫于压力，不得已只好让处于病业中的同修回到了自己家里。我们不放心，一天下午五点多，时至初秋，我安顿好正在发烧的女儿，与另一同修骑上电动车去一百多里外的病业同修家探望。天越来越黑，我们忽然发现有两个亮光引导我们前行。同修说：“是萤火虫！”我俩会意的笑笑，知道是师父在帮助我们，鼓励我们。

近期，与我市相邻的两个县的邪党法庭要非法庭审大法弟子，同修们一直在对检察院、法院的主管人员讲真相，有的已明白真相，拖着不办；有的受邪党毒害很深，非常邪恶，甚至还构陷给他讲真相的同修，并将同修绑架。同修得营救，众生得救度。我和另一个同修继续做。检察院去了四次，主管人员明白了真相，退出邪党党团队；法院的主审法官（构陷同修的人）不象原来那么邪了，但还得進一步讲真相。这里叙述起来很轻松，其实一次次正与邪的较量，压力是很大的。这里就不赘述了。

找回昔日同修

二零零七年，母亲老叨叨，不愿让我在外面租房住。于是妹妹为我买了新房，让我回老家住。我顾虑我做三件事他们会为我担心，就会影响我，就不想回去住。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骑着三轮车在邻村街上行走，把一卷卷胶带放在我心目中认为应该放胶带的人家门口。“胶带”谐音是“教带”。我悟到这里可能有需要我帮助的同修。于是我回了老家。

回来之后，首先对附近七、八个村庄大法弟子们的修炼情况作了一个了解，大概有五十多同修，老年同修居多，而且基本上都是“七二零”之前得法的老弟子。但能跟上正法進程的很少，基本上都走不出来。掰着手指算算，还数我年轻，我只好就担当起了这一片的协调人。

要带同修走出来，我首先得实修自己、提高自己。开始大家都不认可我，特别是一些老年男同修，冷嘲热讽，对我非常排斥。看到这种情况，人心上来了：我辛辛苦苦为谁呀？我自己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容易多了，何苦呢？放弃吧，不管他们了。

后来听到一个同修说我：“你的人心真多呀，挡着你应该做的事。”我觉的是师父借同修的嘴点化我。我开始向内找，反思自己。找到了指责、抱怨同修的心、恨铁不成钢的急躁心理，想改变别人，总的来说是执着自我。同时我认识到，邪恶想利用我的人心制造同修之间的间隔，使大家不能形成整体。认识到这些，我就毫不犹豫的主动找一些同修交流。同修们也发生了改变，逐渐接纳我，配合我。

C和D是两个老年同修，受邪悟者蛊惑，签了什么所谓的“保证书”。当知道那天邪悟者要去C同修那里给她灌输歪理邪说，我决定前去阻止并给邪悟者讲真相。到了C家，邪悟者已经先到。我快步走到C同修面前（其实我俩只是在十年前见过一面），用手势和眼神暗示不要跟她接触。邪悟者看到不能得逞，就向外走，去找另一个同修D。同修C紧跟着阻止她，我一直跟在她后面发正念。到同修D家，C先连门没让邪悟者進。邪悟者不死心，又跟着C返回。结果被C的丈夫骂了出去。随后C、D两位同修从邪悟者那里要回了所谓的保证书就地撕毁。邪恶在大法的威力下解体了。

还有一对夫妻同修，男同修由于经常看上邪恶网站，受所谓“先知”、“空空”等邪悟者的迷惑，否定和排斥明慧网。他的妻子和周围同修非常着急。我几次跟他交流，效果不大。后来自己很多人心都出来了，指责他，埋怨他，最后导致男同修不允许我去他家。他的妻子内疚的说：“他不听我的，你可不能不管他呀！”

我当时觉的自己很委屈，很有理，都是为了他好，他却不理解。但我知道自己有问题了，却又不知误在那里，干着急。夜晚梦到师父给了参与此事的同修每人一张纸，别人都是白纸，只有我的上面竖着写着十个字“不真诚待人，不礼仪待人”。我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开始放下自我，用真诚与慈悲感化他。我特意约出他的妻子对她说：“我修的不好，没有考虑到你丈夫的接受能力，不讲方式、方法，指责多，包容少，只想改变别人，请他原谅我。”同修感到了我的真诚，顿时热泪盈眶。

在我不断的提高中，同修们也在不断提高。现在，各村都有了学法小组，建立了几个资料点。同修们发资料、打语音电话、面对面劝退，越来越成熟。我也不定期的去各个学法小组学法，与同修们切磋。大家都稳步的走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路上。

师父说：“师父把这么多大法弟子交给你，叫你把他们带好，那是你必须得做的，这是责任。做不好，是与自己修炼有直接关系的。”[4]我知道，我的责任重大，只有在实践中实修自己，才能带好整体。

大法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

师父给予我的太多太多，我只有虔诚听从师尊教诲、不折不扣做好自己该做的。尽量让自己时刻溶于法中，大法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

当资料点很少、资料普遍匮乏的时候，我得到了一台激光复印机，开始制作真相资料供同修们讲真相用。随着正法進程的推進，同修们走出来的越来越多，我们又购置了电脑和激光打印机，制作出的资料越来越精美。接着学会制作《九评共产党》、《明慧周刊》、师父的新经文、各种小册子等等。

当同修遭绑架需要面对面给公检法部门的工作人员讲真相、营救同修时，我没有任何犹豫，配合协调同修做自己能做的事。

当看到有的地方同修形不成整体、跟不上正法形势时，我也主动站出来，带着大家学《转法轮》、师父各地讲法，特别是“七·二零”以后的讲法，与同修切磋交流，让同修真正明白师父讲的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走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行列。

当同修需要包装袋、点播机、MP3、定时钟等物品时，我列出个单子，利用给资料点买耗材的机会给大家一一买回来……，一切一切事无巨细，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能毫无怨言、乐呵呵的办到，这也是我的本份，是我修炼的一部份。

当然，对于一个大法修炼者来说，学好法是基础，是根本；修去人心救度众生是使命，所做的一切都离不开学好法、修自己、救众生。

救人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我会听师父的话，越到最后越精進，跟紧师父，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修者忌〉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美国中部法会讲法》
[4]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三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