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的所有关押人员都要干奴工，劳动量特别大，晚上执勤都得干。我干了一段时间奴工手臂严重麻木，我反复找看守反映情况。看守所的人带我到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做了检查，确诊我“神经元受损”给我办了取保候审。当时我天真地以为看守所因为我病症严重给我办的。八月三日我回到家中才知道，家人通过一个派出所所长花了两万七千多块钱，背上了外债给我办的取保候审。

取保候审回家后，家人以为花钱就能让我免于迫害，再次找到之前那个派出所所长。所长说：有个同学在法院是法庭庭长，正好接手我这个案子，让拿三万元钱给我办成“监外执行”。家人听信了，给了三万。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所长说事情不好办，中院不批，需要再拿一万买通中院的人，家人就又给了一万。

几个月后，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七日，我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关押到了银川女子监狱。

我被关押到女子监狱的那天，在监狱门口，武警把我的头用黑色的袋子套上，由两名警察扯着我拐来拐去上到了女子监狱三楼的一间屋子，是专门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设立的。这件小黑屋门窗都封得严严实实；墙上挂满污蔑大法、污蔑师父的横幅；屋里放了七张床、一台电视、一个小桌子；我的床在中间，四周被六张床包围着；黑屋子的旁边是狱警的办公室；每天有六个包夹、四个狱警昼夜轮流监视我；我每天二十四小时的言行举止她们都会做详细记录：几点上床、翻了几次身、几点睡着等等。六个包夹分两组每组三人，白天一组、晚上一组；早上6点20分起床，洗漱、搞卫生、吃早饭之后，8点打开电视开始放攻击大法、污蔑师父的光盘，包夹守在那里强行逼迫我看。我拒不配合，并找狱警要求将我关到禁闭室。但狱警不批准！狱警和包夹开始对我软硬兼施，伪善地关心体贴我。

长时间对我的洗脑，让我的精神几乎崩溃，渐渐地迷糊了。她们让我写“五书”，我说我不会写。包夹就帮我写，写好以后狱警又给修改。写好了逼迫我在批斗大会上念。开批斗会时，我在狱警和包夹的逼迫下读着攻击师父、攻击大法的文章，想起师父的慈悲、看着无知的狱警，我当时心如刀绞、泣不成声。在那个邪恶聚集的地方我没有勇气告诉她们真相，她们也不会听的，但我内心的悔恨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

我在黑屋里被关了八十三天后，她们将我转到了三监区。那时监狱新关押了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包夹我的六个犯人又去包夹迫害那个同修了。

我到三监区，又给我安排了四个坏的已经出名的包夹。有一次，她们用手指着我嘴用脏话骂师父，然后逼着我也骂，我不理她们。她们就到狱警那里诬告我。狱警找我说：她们让你骂（师父的名字）你为什么不骂？这几个包夹处处刁难、折磨我、用各种招数整治我。监区长丁冬红特别邪恶，多次将我叫到她办公室辱骂我、辱骂师父、攻击大法。

监狱也有一些狱警和犯人比较善良，默默地给了我一些帮助，只是她们不敢公开同情我。

从宁夏银川女子监狱这个黑窝回家后，我为自己走过的弯路而懊悔不已，我要重新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