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爱国同心会”经常在台北市著名的景点101大楼广场前，开着一辆箱型车在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附近出没，以车上扩音器向周边的民众大声辱骂法轮功，并且恐吓、甚至暴力袭击法轮功学员，也曾攻击路过的行人。被台湾民众普遍认为有着中共背景，有如“中共在台湾的一只手”。

让世界惊奇的就是这一点，柯文哲上任的第一天就做出了这个决定。这个决定看似很小，却意义重大。法轮功学员讲真、善、忍，已为世人普遍接受，可是却在自由的台湾受到骚扰和攻击。这是柯文哲善恶分明的表现，说明他注重保护人权。柯文哲事后受访时表示：人民有其权利义务，对就对，错就错，不光是台北，要让台湾建立公民社会，一切必须依法行事。

柯文哲说的明白：对就对，错就错；坏人打好人，可不就要依法制止吗？可是在大陆的市委书记们又是如何做的呢？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在大陆，市长没有市委书记的权力大，大陆的市委书记，相当于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市长，所以我们拿大陆的市长或市委书记和台北的市长作比较。

薄熙来：对法轮功给我往死里狠狠的整！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几千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汇集在辽宁省大连市政府信访办大楼的门前，以和平请愿方式要求大连市政府放人，其中很多是中老年妇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想，薄市长一定会替民作主，会放人的。谁知薄熙来却对公安局等部门的有关人员下达命令：对法轮功给我往死里狠狠的整！

薄一声令下，大约十点左右，众多警察气势汹汹地从公安局大楼的方向冲过来，对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一些年轻的小伙子被打得鼻口是血，有的被打得遍体鳞伤，衣服被撕破，鞋子被扔掉；一名大约三十多岁的女学员，欲劝阻警察的非法暴力，被一警察一掌劈向后颈处，女学员立刻昏倒在地；另有一正义人士正要拍下这血写的事实，突然被一群便衣警察打倒在地，并且把照相机用脚跺碎；对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年人也不放过，连推带搡，致使许多老年人被推倒在地。

一个姓王的公安局副局长，奔进停靠在道边的薄熙来的专车。薄熙来说：你看这些炼法轮功的，这么团结，这么有效率，不抓不打怎么办！你们给我狠狠地打，打死了活该，由政府承担责任。事后薄熙来的司机说：薄当时密切地注视这里发生的一切，他就坐在这辆车中亲手指挥警察迫害善良老百姓。

榆树市委书记李伟：杀人放火可以不管，法轮功不管不行

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吉林省榆树市市委书记李伟出差去上海，在给榆树市公安局打电话下令时说：“对于法轮功去北京上访人员，抓回来给我狠狠地打，留口气就行。”开会布置迫害时，公开叫嚣：“现在杀人放火可以不管，法轮功不管不行。”

松原市委书记蓝军：宁可错抓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个

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期间，吉林省松原市市委书记蓝军，借口奥运火炬传递途经松原，亲自布置对法轮功学员的搜捕，对各地区大量派发抓捕名额。蓝军在布置迫害的秘密会议上疯狂叫嚣：“宁可错抓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个！”

朝阳市委书记王明玉：只打、只干、不说

王明玉于二零一零年八月调任辽宁省朝阳市任代市长、市长，二零一三年一月转任朝阳市委书记。他一上任，就下令对法轮功“严打重判”。在担任市长的近两年期间，部署过对朝阳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行动。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六日，王明玉密令朝阳市公安局迫害法轮功要“周密部署，加强打击力度，务求实效，坚持‘只打只干不说’”。王明玉还从盘锦调来亲信李超任公安局长，一面迫害法轮功学员，一面镇压上访冤民，为其保驾。而当上朝阳市公安局长的李超，迫害起法轮功学员来，更是不遗余力，他亲自给各部门直接规定绑架人数指标，要求全市二十一个警种部门至少绑架一百一十二名法轮功学员。

二零一四年三月，王明玉转任锦州市市委书记。刚上任就下达了“核实法轮功学员居住地址”的指令。王明玉还命令派出所和社区人员到法轮功学员家挨户骚扰，下令公安要“一对一地跟踪”，“先摸底、后抓捕”。进入七月，他还操纵着对法轮功学员野蛮采血。

在中国大陆，市长、市委书记们强令公安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是执行中共的邪恶政策。这种自上而下、全方位的迫害政策是由中共邪恶的体制决定的，处在这个邪恶体制上的市长、市委书记们，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起着推动和加重迫害的作用。

而在海峡对岸的台湾，与我们只有一水之隔，同是中国人，对发祥于大陆的法轮功却如此关心。特别是这个没有任何政党色彩的医生柯文哲，刚一上任，就对保护法轮功提出如此明确的要求，这怎能不令世界注目！

从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陆的中共官员迫害法轮功时，根本不讲道德良知、是非对错，只要上头有政策，就依政策办事，哪管老百姓冤不冤！而在台湾，官员依据的是基本的是非判断，对就对，错就错，一切依法行事。大陆与台湾的差距之大，不只是在经济上的贫富，更在基本是非的认知上。只有最邪恶的中共流氓政府，才会作出颠倒是非的事情来。中共暴政不仅在迫害法轮功学员，也在迫害其他中国民众，中共才是反华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