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吴省江女士自述她的经历：

我于一九九九年四月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我病得快要不行了，医生都不让住院了。他们说；最多能活一个月，丈夫和孩子悲痛欲绝。因为我还年轻，上有老人需要照顾，下有子女需要管教。村里有炼法轮功的，无奈之下，和他们学起了炼功。神奇的是，我一炼功，就得到了师父的护佑，净化了我的身体，使我多年来的各种疾病，心脏病、淋巴腺结核、乙肝肝腹水晚期等疾病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家老少和村里乡亲都称奇。往日的欢笑又回到了我的家中。我也下定决心就修炼法轮功了。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和江泽民相互勾结迫害天法，开始迫害法轮功。为了讲清真相，讲明大法的美好，唤醒世人，为师父说句公道话，我和同修们开始了艰难又曲折的正法修炼之路。

下面是我四次遭抓捕、受酷刑迫害、财物损失的细节和过程。

第一次遭抓捕迫害

第一次大约是二零零一年四月下旬，我正在家中，巨鹿县公安局屡次抓捕法轮功学员的警察刘德红和另一警察闯到我家，把我绑架到巨鹿县看守所。

酷刑演示：电击

次日夜间开始非法审问我，先问我去城东发资料是不是你，资料哪里来，去××村开法会的都是谁？我不说，他们就开始用电棍电我胳膊、背，又电我脸。电一次追问一次，我不说，他们又用电棒子打我：就这样电一回打一回，追问一回，我还是不说。他们急了，说我嘴硬，就把手铐向两边拉紧，把胳膊伸直，把我挂在铁笼子上；又换了大电棍，电我的嘴和头，又用大电棍打我头和脸；再追问我还是不说，气得他暴跳如雷，发疯似的，再换大电棍。

就这样电棍一次比一次大，换了四次，打得我浑身电得没好地方了。电棍放到我身上一直电，电的没电了，再换一个，就这样从晚八点一直迫害到十一点多，他们什么也没得到。就这样在看守所迫害了我一个多月，后来家里托人说情 ，被他们勒索了六千元钱，才放我回家。

第二次抓捕迫害

第二次是在奥运会前三月份，一天上午突然闯进我家三、四个人，说是巨鹿县公安局的，其中有毕朝阳，来家后翻箱倒柜，抢走了不少耗材，还有法轮功书籍、大法师父法像，另外还有一台大电视，我说这电视是给小孩爷爷买的，他早晚要去上边告你们，结果电视没带走。

把我绑架到县城后，第二次进了看守所。这次主要是非法审问我机子在哪里，我说买了机子，不会用给了别人了。问我给了谁，我说不知道，这次他们没动刑，光说好话，想得知机子的下落，我始终说不知道。在里面呆了十来天，不是讲真相就是发正念，心想我不能在这呆着，我要出去救人。就在一天吃早饭时，感觉吃不进饭，有些噎得慌，就不吃了。他们硬说我有病，也不让干活了，叫我躺着休息（我当时没感到有病），他们私自请来了医生，给我看病。谁知医生来后，见到我，给吓坏了，嘴歪眼斜，嘴都歪到耳朵根子来了，一查心脉跳动特快，一量血压特高，不省人事了，就把我送到医院。毕朝阳找到我丈夫薄孟祥，叫孟祥去找王明非（公安局副政委）协商住院，结果骗了我家一万元。出院后我才知道，钱给了王虎寨派出所。我在看守所被关押期间，家里人还给王虎寨派出所所长信登磊送过现金一千元，十五年老陈酒一箱，一百斤西瓜（我们村支书在场）。

第三次遭迫害

第三次大约是在二零一一年夏天，我们同修三人去大韩砦集上发真相光盘，被一个不明真相的市场管理员抓住我的车子不放，并给小吕寨派出所打电话举报，小吕寨派出所来人后把我绑架。在小吕寨派出所，他们问我是哪里人，我不说，就把我的手机抢走了，用它来找姓名和地址。这时屋里有三个人看管我，其中一人问我，法轮功怎么炼，我就给他们把五套功法都炼完了，他们都很专注的看，接着我就给他们讲真相，讲我亲身受益，炼功后多种疾病都好了。讲“天安门自焚”是政府一手导演的栽赃陷害法轮功的，讲了四二五上访真相，三个人都很静心的听。他们的头不在场，当他进来时，我就开始了发正念。他已经知道了我的姓名和住址，开始追问我：来了几个人、光盘是哪里来的、谁给的，并恐吓我，弄得手铐“唰唰”响，电棍又充上电。我不理会这些，只是盘腿打坐发正念。

因追问我不说，他急了，开始用电棍电我，先电我的脚心，我不动，又电我打着莲花手印的手心，我依然不动。他更急了，就用手去拽我的手，只听他：“哎呦”一声，骂了一句：“他娘的，她手有电！”就听到旁边一个人说，人家都炼成半仙体了。这时更把他急坏了，嫌我坐在床上不动，想把我从床上拉下来，拉不动我，就用手拽住我的头发拽到地上，我仍盘腿打坐发正念。这时又来了两个警察，我问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是巨鹿公安局卢东利派来的。我就说，给你们讲了这么长时间真相，还想把我弄到公安局迫害我。这时屋内一个人说，人家（指刚来的两个警察）还没听真相呢。我又开始给他们讲真相，这时屋内有八个人，他们也都静心的听。

讲了大约一个小时，就快讲完了，神奇出现了，桌子上的录音机自己响了，放出了我讲真相的声音，本来放录音机是打算录审我的口供，不料放出了我讲真相的话，他们赶紧关掉拿走了，其他人也跟着都走了。一看时机到了，我立刻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让我走另外空间，让他们看不到我。就这样，我堂堂正正从他们两个门口前走过去，出了大门口，在师父的指引下，走到一个偏僻的坑洼地，坐在那里发了很长时间正念，平平安安的走脱了。

第四次遭迫害

第四次是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二日，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学员租用我丈夫薄孟祥（常人）的出租车，去挂条幅，被马家营村恶人举报，西郭城派出所恶警绑架七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劫持了出租车，巨鹿县国保大队长卢东利和另一警察将人和车拉回巨鹿县公安局。次日我和我村副支书、村主任去找卢东利要人要车，结果把薄孟祥放回，车不给，仍在非法扣押。没过几天，我和薄孟祥去公安局要车，被卢东利恐吓一顿，说出租车是作案工具，薄孟祥已构成犯罪，是监外执行，不许外出，要限制人身自由。当时我就说，孟祥和出租车没偷没抢，没做坏事，没犯法，炼法轮功是我也不是他，不让他外出打工，出租车又被扣押，我家生活怎么办？再说炼法轮功是信仰自由，宪法都允许，我从中得益匪浅，本来我的病医院都说没法治了，我都炼好了。他一听我给他讲真相，立刻制止不让我说，他接着说，你要炼法轮功去美国炼，在香港、台湾去炼，他们欢迎，在中国炼就不行。法轮功反党，我说不是反党，是在救人，也包括你。他又说你再说立刻把你抓起来，孟祥吓得不让我说，女儿把我拽走。

六月二十日，我找到刘淑峰，让他劝说卢东利还车，刘淑峰不但恶言恶语，还赶我走，而且还打了110电话，来了五、六个年轻人，刘淑峰对110警察说，她是法轮功（学员），把她抓起来。八个警察把我抬到车上，送到公安局，在行车的路上，我给他们讲了真相：“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我师父教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事为别人着想，时时事事都按“真善忍”做好人。以前我是快死的人，炼功后全好了。我村的人都知道，因为我炼功，中共迫害我十几年，还勒索我家的钱。这次你们几个抓我，我知道不是你们本意，卢东利不露面，实际上是他在背后指挥的”。起初他们打算把我送到城关派出所，人家不收，只好把我拉到公安局（他们打电话时我听到的），到公安局后，他们又打电话问怎么办，卢东利说审审她吓唬吓唬她。警察说：不用审了，人家都承认自己是炼法轮功的了，在车上不但给我们讲了真相，还在公安局大院里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卢东利终于来了，对警察说把我带到四楼（卢东利的办公室），我在车上不去，我说：“我不去他的办公室，他扣车不给证，也不还车，他就打算要钱，我怕他犯罪，一分钱也不给。”结果几个警察把我抬到四楼，让我做到审判椅子上，我不坐，我说我没犯罪，我就坐在地上，盘腿打坐发正念，警察又给他打电话，他来了。见到他后，我第一句话就是：卢东利，你还给我车。接着就给他讲真相，讲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李东生、苏荣、谷俊山等高官落马遭报应的了，我说，卢东利，我是为你好，怕你犯罪遭报应，不能给你钱。他表示不要我钱，我说不要钱，为啥不还车，他支支吾吾走了。

卢东利出去后，让那几个警察把我打发走，我说我要车来了，他不给我车我不走，他们几个又抬我，我抓着椅子不放，他们把我手掰开，又把我抬到车上，拉到派出所让我吃午饭，我不吃，让我走我不走，我说我是要车来了，他不但不给，还把我来回拉都拉迷糊了，也把我电动车弄丢了，我不走了。他们保证把电车找到。又把我拉到卢东利媳妇门市，找到车子后让我走。这时卢东利媳妇说：你再来我还打110，我说好，现在警察都在，那我就不走了。我就上车，警察赶紧拉住我喊：大姐，你别生气，别跟他一样。回头就训斥刘淑峰说：“这场祸都是你惹的，人家法轮功挺说理的。”回头告诉我慢慢走，注意安全。

时过一周，我又去找卢东利要车，在他办公室见面后，很客气的让我坐下，不断的提出问题，我都解答了。最后说到车的问题，他说上次你在公安局的车上不走，让你到办公室你也不去，让几个警察上楼下楼抬你，局长和公安局的人都知道了。车不能马上给你，得找个台阶下，要不好象公安局都怕法轮功，怕硬茬了。啥时给再通知。

又过了些日子他不通知，村支书追问这事，给卢东利去了电话，卢东利说，下星期一来吧。这天孟祥和村支书都去了，见面后卢东利领着到停车场领车。结果一算账，看管费将近三千元（一天五十元），都说太多了，他知道我不掏。我曾多次找他要扣押车的出租费，他也很为难的给看管车的领导说好话，又给公安局副政委薄东生打电话说，钱太多，掏不起。求薄东生去说情，尽量少要。又给村支书说好话，尽量叫孟祥拿点，经过多次协商，孟祥拿了五百元，把车领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