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传播真相，行在中国

在北京，安妮接触到了很多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她看到了中共大范围、大规模地迫害打压法轮功，迫害极端到了杀人。

“我有机会在一个地方接触到他们，那儿有来自中国不同地域的同修，他们都住在那里，有孩子，有老人、有年轻人。我和他们交流。他们有勇气，敢于放下一切，敢于上北京来，敢于站在那里上访请愿，尽管他们都知道后果是什么。我没回大连学校，我继续留在北京。我联系了瑞典的同修，问他们有没有可能来北京，因为中国同修需要我们。”

没有任何迟疑，瑞典同修得知中国的情况后，立即赶到了北京。大家知道，必须寻找外围援救。他们开始分头联络驻华的外国媒体。美国、芬兰、瑞典及其它国家的记者陆续联络到了。随后，安排外界记者与中国法轮功学员见面，真实报道法轮功。

“在北京我和说英语的中国同修住在一起，我们住的旅馆得经常换，因为有人跟踪，还有奇怪的电话来骚扰。邪恶的气氛处处都能感受到。有惊无险，我们顺利完成了工作。做完之后，我返回大连，瑞典同修也返回了瑞典。”

回到大连不久，安妮又接到秘密消息，广州有一个法会。安妮不知道法轮功在中国南部的情况，她非常想知道。没有犹豫，她又立即订了机票，前往广州。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飞往广州。之前我联系了《瑞典每日新闻》记者，他在香港工作，我邀请他参加这次广州的法会，我知道，我们需要有外界记者在场。”

早晨到达广州，她入住在一所大房子里，几间卧室，十几个学员，都是来自其它国家的海外同修。大家正在着手翻译法会发言稿，将中文译成英文。此时的广州，中共迫害的势头已开始，警察已经在局部地区抓捕法轮功学员。安妮天真地想，我是瑞典人，他们不会逮捕我的。她在房间里戴着耳机听师父的讲法录音，还高兴地等待学员们来一起交流。结果，她发现大房间里来了一些人，有很多人在吸烟。

“我奇怪，我们炼功人是不吸烟的，为什么来的这些人吸烟呢？过了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满屋子来的都是警察，我出不去了，他们不放我出去……”

住处被警察包围了。房间里都是法轮功的资料、油画、书籍。安妮夹在学员中间，她有点蒙住了。“我在想，他们不会逮捕我，我们不是中国人。我又想，这不是现实！这是在拍电影吧？”

不是电影，却如电影一样展开了：

外景，居民住宅被警力包围；内景，房屋内警察强行搜查，没收私人物品。

法轮功学员被警察围在一边。安妮被拉出，女警口里吐出蹩脚的英语：

“你，是谁？哪里来？为什么在这里？怎么知道这个会？”

安妮拒绝回答。

“不说，带走！”

安妮转身回到房间里拿包。一只脚刚迈进屋，一只手被人抓住。

镜头特写：一捆人民币塞在她的手中。

“这是给法会捐助的钱，还有照片芯片，快带走！”来自澳洲的同修小声嘱咐。

外景，公路上。警车嘶吼，安妮被警察押着。她眺望窗外，陌生的街道、陌生的面孔。

内景，审讯室。安妮紧紧抱着背包。

“叫什么？怎么认识的那些人？”警察审问。

安妮耐心地讲述：“我从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是个很好的修炼方法……”

突然，墙壁“咚咚”作响，隔壁房间传来打人的吼叫声，对面的警察冷若冰霜，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只在“嚓嚓”写着报告。报告写完，推给安妮。

“签字！”警察命令。

“看不懂！”安妮回答。趁警察不注意，她一把撕毁了报告。

她再次被带走。警车押送。她被带到高级宾馆。

安妮依旧紧抱背包，心里有点担心，这里装的是大法的资源，绝不能落在警察的手里。

“包里装的什么？开包检查！”警察命令。

“不行！除非我见到瑞典大使馆官员。”安妮回答坚决。

安妮第三次被带走。警车押送。进入更高级的宾馆。

进入宾馆，警察退出。怎么回事？她环视着大宾馆，小心翼翼地走出门外，一切都陌生，判断不出是否有便衣警察。她手里攥着照片芯片，一个念头，寻找机会，这个信息必须发出去！

宾馆里，她发现一个金发的西方人在电脑前工作，安妮走过去。

“请问，您是瑞典人吗？”

“我是！”

真是瑞典人？安妮大喜，小声说道：“您能帮我吗？我有张照片要发出去，这对我很重要，我要发封电子邮件。”

“当然可以，你可以用我的邮箱发！”

照片、信件成功发送，安妮大松一口气。继续寻找外围援救！电话……焦急中等待，快快接通！她焦急，电话通了！

“我是芬兰记者！我们正在找你！丹麦、瑞典大使馆都已经知道！”

安妮被营救，她被记者团团围住……

六、北京，二十四小时

安妮从中国回到瑞典，虽然身在祖国了，她却依旧在红色恐怖的状态中，头昏脑胀，紧张不安。

“我无法交流，内心沉重，瑞典同修没人有过这种经历。我缓不过来，我做任何事都小心翼翼的，好长一段时间才适应了瑞典这个环境，心才渐渐平静了。”

经历了红色中国的魔炼，安妮变得勇敢了，也增强了使命感。中国同修的处境时时牵动着她。她和海外的同修一起做了很多工作，呼吁国际社会阻止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安妮心想，不久一天，我一定还会再去中国的。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的一天，几个瑞典同修想到北京做点事情，询问安妮。

“时候到了！我去！”安妮回答果断。

此次北京“自由行”只有集合的地点和时间。每个人都按照各自的方式到达北京。集合时间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地点天安门广场。安妮依旧入住在北京的一所大学。 等待集合的时间显得漫长。她独自行走在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天安门，中国的象征，它见证了起伏跌宕的中国历史，盛世兴衰，风起云涌，安妮凝视着它，想着：今天你将见证！

远远望去，安妮看到了一对西人，女的怀抱着百合花，他们正在向天安门广场走来。她又看到几个熟悉的面孔，都在默默往一个方向靠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三十多个西方人相聚在了一起。

“准备，开始！”

随着一声指令，他们分成两部份，前面的人席地而坐，后面的站立，大家单手立掌胸前。一条黄色的大横幅被拉开，横幅上巨大的中文汉字：“真善忍”；下方一条英文：“Truth Compassion Tolerance”。

西人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告诉世界：法轮大法好！

天安门广场上的游客们惊得目瞪口呆。随后，刺耳的警笛声，出动的警察，纷乱一片。

“法轮大法好！全世界都知道！美国知道！欧洲知道！法轮大法好……”

广场上回荡着西人法轮功学员的呐喊。

安妮单手立掌胸前，双盘端坐，她始终没有睁开眼睛。这一天她等了很久，她想表达的很多。此刻，只有无声的呐喊，不动的威严。警察过来拉她，怎么也推不动她，她象是被钉在了地上。最后，两个壮硕的警察将她用力搬起，她依旧纹丝不动单手立掌盘坐。她感觉自己被重重摔进车里，双腿也没有被摔开，一直双盘端坐着。这时，她耳边听到“法轮大法好”的呼叫声，她睁开双眼，跟着呼喊。

“我打开车窗，我喊‘法轮大法好’！警察很凶，将我一把按倒，扭着我的胳膊。警车里，他们对着我们殴打。”

广场上的西人法轮功学员都被警车带到了警察局。

“他们对我们动武，我的胳膊青一块紫一块的。他们要我们的护照，审问我们，我没给他们我的护照，也没告诉他们我的名字。我们互相告诉，大家要在一起，不要分开。警察看分不开我们，就押着我们到地下室。楼梯很陡，下面是带铁栏杆的单间牢房，墙上有血迹，他们强行把我们押进不同的牢房。”安妮回忆说。

“这期间我们不停地告诉这些警察，法轮功好，告诉他们真相。天已经黑了，我们又被带上警车。每个同修身边都坐着一个年轻的警察看守，我们依旧不断地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

时间宝贵，西人学员在分秒必争，急切地把法轮功真相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警察还是普通群众。他们被关押的消息已发出去，可天色已黑，营救他们的人还没有出现。他们被警察、警车牵着走，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审问、逼供没有间断。

终于，瑞典驻华官员出现了。女官员焦急地说：“我到处找你们，找遍了，警察把我支到这儿，又把我支到那儿，他们骗我！我猜你们可能就在机场附近！”

此时，警察扣押西人法轮功学员的时间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中共方面也不想违背国际法，正等待时机脱手烫手的山芋。而瑞典国内已将“西人法轮功学员天安门抗议”事件进行跟踪报道，电视台黄金时间播放，每两小时播报一次事件进展情况，他们的生死牵动了千家万户。北京，一架飞往瑞典的班机也已经等候多时，乘客都知道发生了情况，大家都耐心等待、祈祷。最后一刻，瑞典大使馆官员出现了，她站在登机口，逐一检查法轮功学员，确定大家没有重伤才松下一口气。瑞典学员登机后向机长和所有乘客表示歉意。

“不要这样说，没关系，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机长说。

随后的几天，“西人法轮功学员天安门抗议”事件在国际媒体热放， 三十多名来自十二个国家的西人法轮功学员来到天安门广场上和平呼吁，各国媒体争先报道，参与者纷纷接受当地记者采访……

安妮的故事讲完了。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如一本书。她沉淀了好多年，周围的人早已忘了那段历史，她也回到从前的她，安安静静地生活着，很少和人再提及她的从前。每当她面对着中国人，总会流露出一种特别的关怀和感动，言语中的温厚，双目中的温存，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样。

“你知道吗？当我看到你们是中国人，你知道我有多羡慕吗？你们可以直接听师父讲法，直接读师父写的书，而我们得等到翻译后才可以知道。你们做中国人多幸运啊！你们都应该修大法才好，怎么还会有人反对呢？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你们拥有一切，你们有师父的书，拿起来就可以读，和师父那么近……”

我们面前的安妮呢？无论是她身上散发出的安详，还是她内在那颗勇敢的心，都无时无刻不与大法相溶着，她带给我们的感觉更是，她与师父和法轮大法那么、那么的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