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星海血泪

然而，修炼人数的快速增长，也很快引起了中共高层某些人的注意。从1994年开始，公安部对法轮功这个群体就开始进行秘密调查，但是因为找不到任何所谓的证据而不了了之。

王春荣回忆当时在星海广场炼功的情景：“大连星海广场万人炼功，特别壮观，那时候他们派警察什么的来监视大法弟子，化装成法轮功学员来炼功，后来看大法弟子炼完功后，把地上的纸屑、烟头、果核等杂物，全部都清理干净了，他们回去汇报说，‘他们走了后，广场上比清扫的还要干净啊！’”

一些被秘密派到各地炼功点的公安人员甚至走入了真正修炼者的行列。

法轮功学员在大连星海广场及大连会展中心集体炼功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自古以来，善恶正邪不两立。法轮功的“真、善、忍”一方面唤醒了无数心存良知的迷中人，让他们踏上了人性返本归真之路；同时也让那些道德沦丧、行为低劣、满脑“假恶斗”的人在“真善忍”面前无所遁形。

1997年，以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为首的一些人，开始在全国各地不断发表批判法轮功的文章。1997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利用职权授意公安部门在全国范围对法轮功进行了一场调查，意在罗织罪名取缔法轮功。在各地做出“尚未发现任何问题”的结论后，罗干于1998年7月又通过中国公安部一局（也称政治保卫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然后再让全国各地公安部门进行系统性“卧底调查”、搜集证据，部份法轮功辅导站负责人的电话、行踪开始被监视、监听。

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实地视察时的炼功场景

1998年10月，国家体育总局对法轮功进行了全面调查了解，结果表明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97.9%。调研组组长发表讲话说：“我们认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是很显著的，这个要充份肯定的。”一九九八年，刚退休不久的乔石主持了在北京、广州等地的对法轮功学员的大型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结果提交给了政治局。但是这个结果，并没有阻止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法轮功的诋毁和迫害。

在江泽民的授意之下，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指使何祚庥于1999年4月11日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文章诽谤法轮功，将明显违背法轮功原则的表现归罪在法轮功头上，暗示读者修炼法轮功会出大问题，甚至导致亡国。4月18日至24日，部份法轮功学员平静、祥和地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在双方和平理性的会谈即将结束，出版社方面准备发表声明更正之际，4月23日罗干命令天津市突然出动防暴警察300多名，驱散自发前往编辑部澄清事实的法轮功学员，殴打并逮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天津市政府告知学员，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天津抓人事件很快传遍全国，出于对政府的信任，许多法轮功学员自发于4月25日到国家信访局上访。结果，上万法轮功群众汇集在国家信访局（紧邻中南海）所在的府右街附近，虽人数众多，却安静有序，连维持治安的警察也觉得无事可做而开始闲聊。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了解情况后，下令天津警察放人，重申了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当晚10点，学员们静静离去。整个上访过程秩序井然，学员离开后地上无一片纸屑，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上访学员清扫干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二五和平上访事件”。

秩序井然的上访群众队伍。

悠闲聊天的警察。

但是，法轮功学员“四•二五”和平上访以及朱镕基总理的理性处理，都让江泽民妒火中烧。江泽民，这个毫无治国才能和资历的小人，靠政治投机，踏着1989年学生运动的鲜血获得最高权力，对于权力有着强烈的欲望和不安全感。在他看到法轮功学员人数众多，并且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誉时，他的独裁权欲、残暴人格和霉暗心理以及出于妒嫉和对“真、善、忍”的恐惧使他无法容忍，想尽办法欲除之而后快。

而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与正义和善良为敌，以镇压为手段，以迫害为能事，以一党统天下的思想控制为其统治基础；共产党出于其本性，惧怕真善忍，仇视法轮功。法轮功倡导“真”，这包括说真话、做真事；而中共却一直依靠谎言洗脑。法轮功倡导“善”，包括遇事考虑他人，与人为善；而共产党一直提倡以“恶”为基础的暴政和群众运动，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法轮功倡导“忍”，包括遇事、待人要宽容，完全为他人着想的胸襟；而中共讲的是“斗争”，这是共产党获得政权和维持生存的主要手段，从而维持其统治。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共产党的赖以生存的“哲学”与法轮功的教导是截然对立的。——摘自《九评共产党》（有删减）

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江泽民维护个人权力和中共维持一党独裁在这里取得了高度的统一。”“中共与江泽民之间的互相利用、狼狈为奸，把二者的命运也绑在了一起。”——摘自《九评共产党》

一场对修炼“真善忍”民众史无前例的疯狂迫害，就因为江泽民的一己之私和中共在罪恶中的危机感，从而在整个中国全面铺开。

1999年6月10日，中共成立“中央610办公室”，由李岚清、丁关根、罗干负责，李岚清任组长。主要职能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抓捕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第二就是关押和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第三是对一些法轮功学员予以劳动教养以至于判刑。

“610办公室”被定为正部级常设机构。全国各级“610”机构数以万计，专职兼职工作人员达百万规模，经费由江泽民调用国库资源充分满足，权力超乎一般政府部门和公检法部门。“610”机构是在中共党委全面统辖之下，由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等部门作为成员的专门镇压法轮功的组织，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是一个类似于当年希特勒盖世太保的恐怖组织。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启动了全面镇压的按钮，一时间，军、警、特务、司法、媒体、外交等一切中共体系内的国家机器同时全面开启，一场席卷中国大陆各个角落，对上亿法轮功学员的镇压与迫害就这样开始了。中华大地黑云压来，大有天塌之势，有如文革再现……

一、江氏密令

1999年7月20日，“中央610办公室”指挥中共警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抓捕法轮功各地负责人、站长及辅导员。20日凌晨2、3点钟，大连市“610办公室”指使大连市公安局对全大连的法轮功负责人开始统一抓捕。很多学员在得知有辅导员无故被抓这一情况后，不约而同的陆续来到人民广场，到大连市政府门前进行和平上访、请愿，要求大连市信访办转达心声，并释放无故被抓的学员。

大连人民广场上的大连市公安局

和平请愿从7月20日起一直持续了两天。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到人民广场，自觉的站好，让出通道，井然有序，没有任何偏激的言行，和平、理性。他们从清晨四点到晚上九点多，就这样静静的等候大连市政府的答复。

但是，前市长薄熙来及市政府负责人拒绝接见这些学员们。法轮功学员们的和平请愿没有等来市政府的合理答复，相反，等来的却是上千名警察的大打出手和绑架。大连百姓们看到成群结队的警察用电棍、木棒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暴力殴打和驱散，用警车、公共汽车，一车一车的抓人。面对警察的恶意打压，学员们真正的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没有人动手与警察厮打，而是给警察们讲述上访只是为了要求释放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给学员们一个公正、合理的修炼环境。

张慧东讲道：“我们要为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的行为鸣冤嘛。结果这个时候，就开始直接殴打法轮功学员，刚开始殴打的，就是我们年轻的这些人。把我们年轻人从人群里直接拖出来，光天化日之下对我直接实行暴行，直接用棒子打。把衣服、鞋都打飞了。还有我亲眼目睹的一个老人，白发苍苍的老人都给打倒了。”

警察们暴力殴打的声音，学员们制止警察打人的呼声，在大连人民广场上空久久回荡着……

7月28日，中国公安部发出对李洪志先生的国际通缉令，诬蔑他试图推翻政权。国际刑警组织拒绝对此协助。大连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大连市政府前的人民广场和平请愿，呼吁政府查清真相，恢复法轮大法名誉。但等来的同样是暴力驱赶和绑架。 由于大连市政府迟迟不能给予公正的答复和解决，而且被非法抓捕的学员越来越多，学员们有冤无处申诉，于是，他们相继开始去北京上访，希望最高领导层能深入了解事实真相，还法轮功一个公道。

王春荣说：“铺天盖地这么污蔑法轮功，全是假的，所以我必须说真话，我必须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好的，师父是最正的。”

大连法轮功学员王海英说：“家被抄了居无定所，走到哪都不让我们住，这样没有办法，只有上北京去上访。”

法轮功学员：王海英

大连市公安局各分局为了堵截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在大连火车站等交通要道挨个排查，强迫所有乘客诬蔑大法和大法师父。由大连开往北京的火车，在每节车厢的门口都有2至3名公安人员把门，上火车的人不管你是否是炼法轮功，都必须念污蔑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的话，否则，不允许上车。中国《宪法》所赋予人最基本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信访自由，在中共的强权专制下，荡然无存。

大连法轮功学员面对警察的无理打压，越过重重封堵，艰难的到达北京，进行和平上访、请愿，在中共最高层所在地表达自己的心声。但等来的同样是残暴打压和无理抓捕。据不完全统计，从99年7.20开始到2001年间，大连地区约有四千人次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全国各地法轮功学员们更是有几十、上百万之众冲破重重封锁，前赴后继来到北京，只为向国家政府讲明“法轮大法好”“政府错了”

迫害之初，江泽民认为“法轮功不是讲真善忍吗？所以最好打了，打他们也不会反抗的”，曾扬言“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三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在狂风恶浪中依然矗立。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永不屈服，让他异常恐惧和恼怒，决心下黑手铲除法轮功，并发出更加邪恶的密令：“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1、“名誉上搞臭”

1999年7月22日开始，中共全面控制的全国两千多家报纸、一千多家杂志和数百家地方电视台和电台，全部超负荷地运转，全力进行轰炸式的诬蔑法轮功的宣传。一系列犹如文革批判式的决定、通告、诬蔑性报道铺天而来，强行将谎言与仇恨灌进百姓的头脑中。

而这些谎言再通过中共官方的新华社、中新社、中通社和海外中共媒体等，散播到海外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的半年之间，中共媒体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诬蔑报导和批判文章竟然超过三十万篇。

原国安部高级谍报警官李凤智

原国安部高级谍报警官李凤智说道：“中共在镇压法轮功之初，开动了所有的国家机器，发掘了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目的很明确的，他们评估认为很容易就把法轮功消灭在萌芽阶段、消灭在国内。”

中央电视台伪造“1400”例的真相

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不断播出，数十集事先录制好的、诽谤法轮功的专题节目。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炼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

目的就是要利用媒体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产生对法轮功的无端仇视，为不得民心的血腥迫害寻找借口。

从7.20开始，一年多过去了，江泽民利用中共的国家机器全力镇压，但并没有达到三个月内铲除法轮功的目的。相反，法轮功学员们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仍然一如既往的进行和平请愿。而中共体制内相当一部人对江氏一意孤行的镇压都没有兴趣，甚至消极敷衍。而社会上的百姓更是觉的对于这些手无寸铁的炼功群众如此打压真是小题大做。如此下去，镇压将无法持续。而这些都令江泽民极端恐惧。为了进一步维持迫害，江氏集团蓄意制造了另一起阴谋……

2001 年1 月23 日（除夕），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演了震惊世界的自焚事件。事发两个小时后，新华社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向全世界发出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五名来自开封市的法轮功学员。但是这些人是不是法轮功学员呢？自焚事件真正的幕后导演是谁呢？北美中文电视台“新唐人”将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进行慢镜头分析，曝出重重疑点，制作出一部揭开 “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

疑点一：被当场灭口的刘春玲

中共称：刘春玲是被烧死的。但央视录像表明：刘是在自焚现场被人用重物击打头部致死。

疑点二：头发和塑料瓶子烧不坏？

央视录像中，被大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严重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

疑点三：气管切开4天能唱歌？

央视称，12岁的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手术切口在声带的下方，此时人通过插入切口的管子呼吸，气流不过声带，根本无法正常说话。但刘思影术后4天接受采访时，不仅说话底气十足，还对着麦克风唱歌！

疑点四：喝汽油最多的人？

“焦点访谈”节目报道了一个自焚未遂者刘葆荣。刘自称在天安门广场喝了半瓶（大雪碧瓶）汽油。据医学资料，口服汽油每公斤体重7.5克即致人死亡。刘喝半瓶汽油竟没有一点中毒症状，显然是在骗人！

疑点五：大量灭火器材从何而来？

天安门广场上没有灭火器材，也从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自焚”发生后，仅一分多钟的时间内，现场警察就拿出了二十几个灭火器。

联合国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于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联合国的官方记录。

原天津国保局610一级警司郝凤军

前天津市国安局一级警司郝凤军说：“在‘天安门自焚案’报道之前，我们已经接到内部通知，今天晚上必须回家去看这个《焦点访谈》，关于法轮功问题的揭露。然后我们从内部消息来讲，在它准备放这些片子之前，我们已经全部都知道了具体的内容，包括一些播放的时间，包括采访的地点我们全部都知道了。那么也就是说，在它播放，什么时候播放，什么时候录制的，应该是一个完整系统的、一条龙下来的一个政治任务。”

就是这份漏洞百出的自焚录像，通过中共海内外的宣传攻势，当时蒙骗了中国十几亿老百姓，同时也欺骗了整个世界，在人们心目中种下了仇恨法轮功的种子。

2、“经济上截断”

中共通过媒体在全国造成镇压法轮功的声势后，开始胁迫所有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以及每个人都参与表态、签字。如果坚持修炼法轮功，就面临着失业、失学、农民失去土地的后果。

法轮功学员：鲍彩霞

鲍彩霞说：“中共一开始镇压法轮功，我们就面临着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继续坚持自己的信仰，但是呢，可能会面临着开除公职，坐牢、甚至会被中共迫害致死。第二种选择，就是跟中共随着它们走，它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跟它们一起颠倒黑白、胡说八道，但是这么做的结果，我们会保住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物质生活利益，但我们会失去做人的尊严，做人最基本的道德。”鲍彩霞和她的先生选择了第一条路。她遭到工作单位的威胁，周围人的冷眼，警察的监控、骚扰。为了躲避当局的抓捕，从2000年开始，她带着刚出生的女儿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在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期间，从各级“610办公室”到公安局，再到派出所警察，为迫害法轮功，估计至少雇佣了数百万人，这笔工资花费可达每年上千亿元人民币。而且江泽民花费巨额经费，新建和扩建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洗脑中心和基地。迫害最猖狂的那几年，国民经济的四分之一都被耗费在这场迫害中，每年费用达到2万亿到8万亿人民币。辽宁省司法厅高级官员曾经在马三家劳动教养院解教大会上说：“对付法轮功的财政投入，已超过了一场战争的经费。”

2001年数据显示：

（1）专管法轮功的人员（警察、“610办公室”、各级部门人员）：1000亿元/年；
（2）天安门搜捕人员： 6亿2千万至9亿1千万元/年；
（3）安装监控法轮功学员的监视器：40亿元；
（4）建洗脑中心或基地： 42亿元；

中共一方面花巨额资金迫害法轮功，同时又从法轮功学员及相关企事业单位身上掠夺财富。

（1） 抄家、罚款敛财：根据明慧网《洗脑班暴敛黑财的调查报告》，初步估算，十多年来，被中共洗脑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总数约239万人次；洗脑班不法人员向学员“责任单位”强收“教育费”和“陪教费”约615亿元；敲诈勒索学员家属约173亿元，合计约800亿元。

法轮功学员被强收的罚款单据

（2） 奴工： 2012年12月23日，美国《俄勒冈人报》披露，俄勒冈居民朱丽叶•凯斯（Julie Keith）购买的万圣节用品当中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国劳教所法轮功修炼者的求救信，信中揭示出无数被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及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在恶劣的条件下被迫奴役生产出口产品的事实。

《俄勒冈人报》刊登的信件原稿

法轮功学员潘奇向我们讲述：“他在这封信里边所说的那些装饰品啊，还有万圣节的一些礼品啊，都是我曾经做过的。我们还绣过花，穿珠子，再就是做过一些圣诞的装饰品，确实说了是出口的。有很多人啊，就是因为成宿的干活，或劳累啊，我看他们不动了，过去一看，他们睡过去了。”

“因为干那个活是运动的，比如说跑机器的时候，有的人就会把手指头放在机头下，然后一下扎进去了，我就看见已经出血了，但是她把手包一包，继续干，没有人允许你停下来。当时我走路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一闭眼睛就睡过去了。”

马三家劳教所强迫制作的奴工产品

“我们没有拿到任何的钱，而且我们不仅没有钱，如果说机器、剪刀、任何面料有丢失的，他还要我们补给他们钱。”

“完不成任务，他让你不吃饭，蹲着、撅着、开飞机啊，或者是用电棍。很多人在那里边甚至自杀呀，或者自伤、自残，都是被逼的。”

劳教所强迫劳教人员做奴工

王春彦说：“一年四季，不给一口热水喝，按他们警察的口气说就是，你们喝水了，就要上厕所，烧水还要浪费电，不给你们热水喝，你们喝不了多少水，上厕所的时间也少了，就能把产值完成，由于产值定的太高，加班是家常便饭，有的时候，小队因为完不成他们定的那么高的产值，株连到全小队的人不允许吃饭，有的时候不允许洗漱，那大热的天哪，一天干十二三个小时的活，不让吃饭，回去不让洗漱。”

目前旅居德国多特蒙德市的法轮功学员郭居峰，原本是中国大连的一名电气工程师。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他被中共当局先后非法关押到大连劳教所、葫芦岛劳教所、辽宁省关山子劳教所（注：关山劳教所被外界称为“鬼门关”，与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并称为“中国纳粹集中营”。）在这些“人间地狱”，郭居峰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迫害。

法轮功学员：郭居峰

郭居峰说：“我曾在中国被关押在三个劳教所，被四次绑架，一共454天。我曾经被20几种酷刑迫害过，警察用电棍放在我脖子上五个小时以上，我的整个脖子皮肤都烧着了。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劳教所受到了强制劳动。比如说我被迫去砍秋菜、被迫去搬地板块、被迫去石场砸石头、被迫去加工二极管。这个二极管是130公斤，每天去加工。我们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以上。”

（3）活摘器官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将中国经济拖入困境，为了获取资金，维系这场迫害，中共不仅通过抄家、罚款和奴工的手段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榨取血汗钱，它还另外开辟了一条巨额的生财之道。而这条生财之道就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出售。这种行为完全冲毁了人的道德底线，直接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我们将于本篇第三部份揭示中共这一惊天罪恶。

在中国，政府的运作有两套体系，一套行政体系，还有一套党组织体系。而正常的国家，只有一套行政体系，来管理整个国家的各级大小事务。

大连开发区天桥派出所的奖惩条例

“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

“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摘自《九评共产党》

中共，这样一个庞大的、数以万计的党组织体系官员，完全依靠老百姓的血汗来养活，但迫害起百姓来却毫不手软，甚至罪恶滔天。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