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朱均秀女士诉述她几次被绑架、非法关押期间险些被中共活摘器官的经历：

我是成都市法轮大法弟子朱均秀，在一九九九年被迫害之前在成都市国家税务局青羊分局工作，曾是优秀公务员，主任科员。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后，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我的身心都得到巨大的良好变化。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因到北京上访告诉政府法轮功是被冤枉的，而被关监狱，单位的领导到监狱来强迫我立马办手续辞掉工作。

“永远出不来”的地方

二零零零年我又三次到北京上访，那时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甚至几万法轮功学员上访，所有的大法弟子上访就被抓，很多都不说出自己的姓名和住址。我七月二十一日被北京天安门警察抓捕后，我也不说姓名地址，我被带到一个派出所，一起的还有七八个同修，互相都不认识的。派出所把我们分开做笔录，那个给我做三次笔录的警察（听警察叫他王指导员），他开始对我很凶，脚抬起来就要踹我，我没有害怕，眼睛正视着他，他把脚收回去了没有踹，又猛的转过身来，要用笔尖戳我的眼睛，我也没有害怕，丝毫不动的正视着他，就要接触到眼睛瞬间，他把手又放下来了，我一直用平和的语气给他讲真相。中途所长抽着烟进来了，举起红红的烟头，边问我话，烟头就往我脸上靠有炽热感，我没有动也不怕，他把烟头收回去了走了。后来这个警察（王指导员）告诉我说：“我看你这个人很不错，你不说出姓名地址太可惜了，要把你送到一个地方去，到了那里就永远出不来了”。

我当时看起来显得比较年轻，三十七岁左右。现在回想起来他说的那个地方，就是供活摘器官的活体仓库，这个活体仓库的人数是非常巨大的。第三天凌晨二点过，我和那几个同修被带到北京崇文区看守所，每个号都关了很多大法弟子，每天都有派出所等地转来的、有送走的（估计就是送到那个地方去了），都是没有报姓名地址的同修。

我在崇文区看守所关了半个月，期间被一个叫梁警官的狱警提讯两次，这个狱警看起来样子显得很忠厚，听起来他语言诚恳，提讯两次都是只说地址问题，他说：“你不说姓名可以，你只要说一个大概地址，我就把你放了。”我不相信他的话，他说：“我有这个权利，我说到做到，保证放你出去。不会告诉你当地公安，你还要谢谢我呢。”我就说了‘成都’两个字。后来我问监室的同修们，她们在看守所没有被提讯过（对此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们都是没有说出姓名地址的，我为此还伤心的大哭一场。结果看守所没有放我，是成都公安驻京办开车来接我的。

在驻京办第三天早上趁他们没注意我跑了，当时对我来说也是惊心动魄的，驻京办出动所有人追找我，只有机场没有去找，我正是乘飞机回家了。

第二次险些被活摘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我被成都市金牛区六一零警察严重迫害，我丈夫被非法劳教三年（经营良好的私营公司被毁掉），哥哥被非法劳教二年，没有修炼的侄女也被劳教二年（因住处放有大法书）。我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号在成都市看守所开始绝食反迫害，被七八个人按在肮脏水泥地上，野蛮的鼻孔插管灌液体和不明药物，我于八月下旬被转移到青羊区医院。

青羊区医院在成都青羊区灯笼街，住院部四楼整层被看守所长期租用，作为监狱医院，双铁门铁窗，有狱警、武警专门看守，住院一个月我就被抽了两次血。由于绝食，血管干枯，每次仍被强迫抽一大管血去化验。化验单是保密的，不公开，监狱医院由此秘密建立了我们的血液指标数据库。

我们当时在住医院有四个同修，其中一个最年轻的重庆市火车客运公司的列车员段世琼（我们都叫她小段），到医院才认识的，年龄不超过三十五岁被迫害死了（她的儿子才五岁）。在九月十一日左右，医院和狱警剥夺段世琼上厕所的权利，给段世琼插尿管，不知道加些什么药，九月十五日那天段世琼很难受，说她整个胸闷痛的很，眼睛看不清东西，难受的呻吟，我们叫医生、叫来人啊，没有一人理睬，武警在外面还吼骂我们。那天是女恶警林干值班，她根本不管、不问，没有来看一眼，也没有一个医生到场，没有采取任何急救措施。他们都没有一点人性。我们几个都被用刑具锁在特制的床上，手脚都固定锁在床上，在睡觉前我们都在注意着小段，我们每天晚上十二点半以后才睡着。

半夜我听到有点动静，把我惊醒了，看到小段床边姓郭的武警在看着小段（没有开灯也能看得见），我一会儿又睡着了。后来我又被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他们这次也没有开灯，他们悄悄的急急忙忙的把小段抬走了，我甚至来不及问把人抬到哪里去。

他们第二天扬言说段世琼凌晨二点过死了，我就觉得奇怪，前几天有一个男病犯人病死了，谁也不知道晚上什么时候死的，第二天早上叫不醒才发现人死了。后来我看了同修写的揭露文章，说她家人去看她的尸体，看到的根本就不是段世琼尸体（小段绝食变瘦了，样子变化不大，皮肤还是白白的，是一个老妪，小段的尸体哪里去了，没人知道！）。

后来狱警威胁我说：“段世琼的死就是你的榜样，你的下场，下一个就是你。”恶狱警黄文珍曾多次得意的说过：“我才不怕你们绝食，医院死人正常的很嘛！”

我被折磨到奄奄一息，眼看就要死了，才叫人取保候审回家的。回去后才一个月法院又发传票了，为避免再被冤狱迫害，我趁亲戚不在家，突破楼下层层监控突围走脱了，流离失所了。

第三次险些被活摘

我于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八日到金牛区检察院去要被公安非法抢走二十万现金和一辆新车等私人财物，遭到劫持，被金牛区中共检察院、法院合伙捏造、诬陷、非法判刑八年。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下旬，我被关在成都市看守所一个多月了，看守所把我和别的号里法轮功学员手铐在一起，说送去地方大医院去体检，我问：“为什么要体检。”狱警欺骗我们说：“检查出有病了就放你。”

到了一看，原来是成都市三医院（是青羊区医院的利益合作医院），我们到医院B超室，好几个医生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他们只检查心脏和肾脏，特别是心脏检查的很仔细，检查时医生还叹气，很不满意的说：唉，你的心脏太小了（因为我当时绝食反迫害一个多月了）。医生还问我：“你家里有没有得心脏病的人。”我说：“有，我爸就是得心脏病死的。我丈夫得心脏病差点死在劳教所。”医生们听了更加失望，然后他们说：“算了算了。”他们还说了医生术语。然后我们又被送回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狱警看我快死了，医生都说这人活不了几天了，中共金牛区法院改成监外执行，我于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被他们扔给家人。

回去后他们看我奇迹般又活下来，中共青羊区邪恶六一零警察又要把我收监。为了躲避冤狱迫害，我又离家出走了，过着流离失所居无定处的生活。

在这里我只是把与活摘有关的事情说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遭受中共的肉体上的酷刑，刑讯逼供，精神上的疯狂洗脑、经济上掠夺抢劫都是超越魔鬼般的手段，我以前写过揭露文章就不重复了。

我现在还在被中共邪党警察四处追找中而流离失所、居无定所，我的亲戚（常人）现在还被监控，我的身份证都不能拿出来，一查身份证就会遭绑架。

善恶有报是天理，随着江泽民罪恶集团的一个个凶手遭报，还在麻木中执行江氏迫害法轮功的打手们应该惊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