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九年期间，赵紫阳伯伯和梁阿姨曾两次来到我所在的城市。第一次来时，我父亲打电话让我去看望他们，要求我力所能及地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我带着父亲的嘱托给赵伯伯打电话，自报家门，随后到他们下榻的宾馆去拜望。

虽然是初次相见，他们慈祥和蔼，没有让我感到一丝的拘束。我们在一起大多聊些家常、保健的话题，有时我会给二老送一些喜欢吃的粗粮。梁阿姨有时也到我家吃点家常饭，我也会去宾馆和他们共进午餐。

有一天，梁阿姨打电话跟我说她要到××单位去听一个气功讲座，约我同去。我应邀前往，不巧的是我去晚了，没能进去。梁阿姨便中途出来和我一起散步。谈到气功，我告诉她，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这个功法非常好，修炼“真、善、忍”，对强身健体有奇效。我举了些具体例子，她立刻表示也要炼法轮功。后来，梁阿姨到我们炼功点请了《转法轮》、炼功动作图解和其它所有资料，并学会了炼功动作。

有一天，我去她那里一起学法交流。赵伯伯坐在旁边听，他不时插话说：“这个问题你们老师是这样讲的……”我觉得很奇怪，就问：“您怎么知道？”他说：“我看过书，书上就是这么讲的。”我又问：“您怎么记得这么清楚？”他说：“我看过的东西过目不忘。”我高兴地说：“书上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修炼真、善、忍不仅对强身健体有奇效，也有益于社会安宁、稳定……赵伯伯，您也一起炼吧！”当时他没有马上表态，说要考虑考虑。后来不久，他也开始炼功。有一次提起炼静功，我说自己打坐入不了静，赵伯伯说：“我打坐时什么也不想。”

他们返回北京后，我也曾去北京富强胡同看望他们。我向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洪法，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在北京时，我曾经和梁阿姨一起去参加集体学法。那段时间我们感到身心愉快，一片祥和。

后来，赵伯伯和梁阿姨又来过一次我所在的城市。当时对他们的限制是：不许出国，不许到沿海城市。

赵伯伯和梁阿姨身体不是太好，炼功就是为了祛病健身，赵伯伯患有纤维肺等疾病，炼功后身体比以前好多了，赵伯伯很高兴。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赵伯伯停止了炼功。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修炼人也没能幸免。七月二十日早上六点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被带到派出所，我一头雾水，感觉到气氛非常紧张！当时我只知道讲法轮功是多么好，因为那是我唯一的真实感受。上午十点，他们让我们看“取缔法轮功”的电视公报并让我们写对法轮功的认识。那种形势让人感到又一次“文化大革命”来临了。下午，警察到我家非法抄走了所有的大法书籍，而且未给清单。我则一直被关到深夜十二点。十二月份又把我骗去参加所谓的“学习班”，无限期非法关押，集中“学习”（洗脑）。

二零零零年元月，我要回北京为耄耋之年的父亲过生日，“学习班”竟一直不同意。我父亲给单位党委写信，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让外地子女都能参加这次家庭聚会。即使如此，单位还是不准假。我丈夫是军人出身，脾气火暴，对于这种无理迫害忍无可忍。他到各级部门去评理、上访。最后允许我在警察“陪同”之下入京看望老父亲。

这次在京期间，我还是想办法去看望了赵伯伯和梁阿姨。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们。

赵伯伯和梁阿姨都走了，他们把正直和善良留在了人间，愿他们在人间与大法结下的这段善缘能给他们生命的未来带来美好。愿他们的在天之灵能得到神的护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