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先凤女士，三十三岁，依兰县三道岗镇中学青年英语教师，为人正直诚恳、宽厚善良，工作兢兢业业，教学能力强、效果好，曾被评为市级优秀班主任、县级骨干教师，她的课曾在县级公开课中获奖，受到老师和学生的好评，得到教育界领导的赏识。可是这样一个好老师，却不断遭受到中共的迫害。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四日，左先凤被不明真相的村民恶意构陷，被绑架到依兰县拘留所。十一月十九日，拘留所副所长梁杨、教导员金志伟、狱医王一博三人将左先凤劫持到哈尔滨前进劳教所。下面是左先凤女士自述其在前进劳教所第二次非法关押的遭遇。

入所　殴打　“坐小凳”

刚一进劳教所的大院，拘留所副所长梁杨、教导员金志伟、狱医王一博这三个人也都感受到了劳教所的阴森与寒冷。劳教所管理科科长张波，把我们带到卫生所强迫我体检，我没有配合，之后，张波让依兰县拘留所的那三个人逼我按指纹，并说：没有指纹不收。金志伟、梁杨、王一博为了交差，对我大打出手，金志伟用擒拿术把我的手反锁到背后，王一博、梁杨使劲抠我的手，张波还有卫生所张姓大夫也都协助他们，我被压在桌子上，胳膊和手腕疼的不敢动，桌子卡着胸，无法呼吸，我的手被抠出了血。手指一个个的被掰开，滚上了黑墨。

我被送到了一大队，这是我第二次被劫持到这里非法劳教，两年前这里迫害大法弟子的残酷的一幕幕又开始上演。

那天值班的是副队长刘畅，刘畅找来一个因卖淫、盗窃而劳教的女犯李春芝包夹我，并令她强行剪了我的头发，我的头发被剪得凌乱不堪。我被关在一大队三楼大厅，强迫我坐小凳，不让我到食堂吃饭，大家开完饭后，派人给我送来，送来的菜汤已经是冰凉的。

到了晚上，大家八点就寝，把我和李春芝关在二楼队长室对门的小办公室，十点时，让李春芝去睡了，一直不让我睡。我问值班的狱警，她们说她们说的也不算，是队长王敏让干的。

到凌晨三点半，我跟值班狱警吴金花说：王敏到底想干什么？想用这种办法折磨我吗？还在迫害大法弟子吗？她说：不是，我想是怕你睡不着，让你陪我们值班吧。多么荒唐的解释。我说：我很困，今天早上六点，依兰县拘留所就动身往这来，到这就将近十一点了，之后又强按指纹，我现在很困、很累、很冷。她说：啊！那你去睡吧。

打开寝室门，奇臭的气味令人窒息，一百多平米的房间，住着七十多人，上下铺的床一个挨一个，下铺两张床睡三个人。封闭的室内摆着三个大塑料桶，一个大便桶、两个尿桶。我被安排住在下铺两个人的夹空，两个床的垫子高低不平，中间还有大缝子，室内的温度将近零上五、六度，我已经冻透了。

我没有行李，来时，拘留所副所长梁杨给我带了两个小薄褥子，我没脱衣服，盖上两个小褥子蜷缩成一团儿。

四点二十分，我刚要睡着，脚还没焐热，值夜的女犯就来叫我起床。李春芝也被叫了起来，我俩又被关到二楼的小办公室，继续坐小凳。六点钟，大家起床后，我俩又被关到三楼大厅，我穿的衣服很薄，又冷又困，于是坐在暖气旁睡着了。

接下来的几天晚上，都是让我在冰冷的小办公室或走廊里坐小凳到十一点左右。早上四点多，叫我起来到走廊冻着，一直都不让我洗漱。

十一月二十二日，刘畅值班，她不让我靠暖气，让我坐在大厅中间，我说：我很冷，而且这几天也没让我好好睡觉，这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我不顺从。张艳丽把我从凳子上拽倒，狠狠的踢我。我正告她：你得为你的言行负责，你这样对我，是犯法的，国际追查组织正在追查迫害大法弟子恶警们的罪行。她听后停手了。

长时间罚坐小凳子

她们见我不顺从，接下来她们各个狱警开始轮番的侮辱我，折磨我，谢秋香讽刺挖苦我；许巍不让我上厕所，我憋得肚子疼，膀胱快憋炸了；张薇一个劲的看着我的坐姿，让我按照她们要求的最痛苦的坐姿坐着；王敏告诉谢秋香不能让我舒服了，隔十分钟开一会窗户。面对着邪恶的疯狂我没有退缩，背着师父的讲法，身体充满无限的能量。恶警们冻得不行，也就把窗户关上了。

绝食抵制　瘦得皮包骨

面对恶警的虐待，我开始绝食反抗，他们给我野蛮灌食，用冰凉的自来水稀释冰凉的馒头，搅成的面糊。二十天后，张波来找我谈话，她请求我吃饭，并表示只要我吃饭就行，这里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不会再有人难为我，我不用劳动，不用报数，不用做任何所谓劳教人员做的事，我答应了吃饭。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可是，此时的我已经被折磨得吃不下饭，而且食堂的伙食极差，早上凉拌冻大头菜、咸菜，中午水煮冻大头菜汤，晚上水炒冻大头菜蘸酱（大酱自备），我实在咽不下去，严重的厌食。我身体极度的虚弱，每天只喝几口米汤维持着，后来连米汤也咽不下去了。我瘦得皮包骨，一米六的个头瘦到七十斤左右，脸像个骷髅。

就是这样，王敏还是让我晚睡觉，早上还是提前叫我起来，我每天都跟着去车间，王敏让我在最冷的地方呆着，我的生命在一分一秒的煎熬着。每迈一步，我就念一遍：法轮大法好，生命奇迹的延续着。

煎熬了两个月左右，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七日早饭后，我昏倒在了食堂大厅。张艳丽踢我，说我是装的，卫生所的王美琪小大夫说我一切都正常。张艳丽不让我穿衣服，让犯人们拽我。犯人和张艳丽配合着羞辱我，说我在表演。后来他们给我做心电，发现我被折磨得心肌梗塞，他们为了掩盖病情，每次做完心电后，他们赶紧把检测的小票藏起来，不让任何人和我说话。

我被限制洗漱一个多月，原本健康的牙齿出现了两个大洞，恶警们一直限制我接见家人，我家送的棉被、棉衣、棉鞋，她们没有给我，给扔到了地下室，等一个多月后给我时，衣服已经被老鼠嗑的不能穿了。

我骨瘦如柴，衣服单薄，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们、还有普教，都很心疼我，她们趁晚上睡觉时间，悄悄的把棉衣、棉裤、裤头、袜子、纸巾等生活用品藏到我的被子里，有时，还给我放点吃的。一次，在食堂吃完饭，有个法轮功学员看我没吃饱，就递给我她的半个馒头，恶警丛志秀大骂包夹我的犯人并威胁她，谁再给我东西，就给她加期。

一天，大夫来给我量血压，我走到桌子旁，包夹我的普教马上把凳子摆好，我脱下的衣服她帮着拿，丛志秀看到后骂她：不要脸，注意你的身份，你不是来伺候她的，再这样，我可不惯着你了。恶警们在摧毁着人们的善念，按她们的话讲，她们在培养精神病。

普教们只要当着恶警的面骂法轮功学员，就可以讨好恶警，得到恶警的赏识。一次副队长张艳丽和一个警察聊天，她说：唉！崔恋恋刚刚培养出来，刚会当班长，就要解教了。另一警察说：学会管理了，回家后也可以用啊。张艳丽说：回家能用吗？！回家这样，不就成了精神病了吗？

“集训” 恶警报复

在法轮大法的保护下，我的身体日渐好转，王敏看我身体好些，又开始策划进一步的迫害。二零一三年三月十日九点左右，她来到车间，就开始疯狂地喊：从今天开始集训，就因为你，所有人都跟你集训，去取小凳，我就不信管不了你了呢！以后别想过好日子，李海珊，李珍（这是两个诈骗犯，二十多岁，是恶警“培养”的迫害好人的工具）出来念“揭批”，崔恋恋（也是个诈骗犯，二十五岁，积极配合恶警迫害大法弟子，是恶警“培养”的班长）去取小凳。取来了四个小凳，隔三块地砖摆一个，摆在后厅中间。王敏走到我身后，拽我去坐小凳，我不配合，她把我按倒在地上，踢了我一脚，我质问她：你这样做是违法的，这是体罚。她不再管我，没趣地说：不坐拉倒，不坐就站着，站一宿别睡觉。说着，又去拽大法弟子王丽娜、孙秀敏、张百华，他们三个都没配合坐小凳。王敏嚣张的让那两个孩子念诬蔑师父的话，我们四个一起脱下了劳教所的工服以示反抗。

王敏被我们的正行震住了，她没法收场了，她先找她们三个谈，她们三个把衣服都穿上了，之后来求我穿上衣服：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你们，没想到你们还把衣服脱了，左先凤，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总想救人，救人得讲究方法，咱们得往好了处……我没有被她的伪善带动，决定不穿劳教服、绝食反抗。第二天，劳教所的副所长郝威、教育科长王晓伟、管理科长张波一起来见我，我当着王敏的面，控告了王敏的恶行，所长向我保证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王敏心里憋着一股气，总想找茬治我，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吃完早饭后，我像往常一样闭着眼睛在座位上坐着，教导员杨燕让我睁开眼睛，我没有听从杨燕的命令和要求。杨燕便指使班长崔恋恋管我，崔恋恋命令包夹杨凤玲打我，杨凤玲没有动。崔恋恋便将杨凤玲一顿数落，然后走到我身边，用手怼我的脑袋，我问她“为什么打人？”崔恋恋带有挑衅的说：“我没有打你，谁看见我打你了？”然后把我推倒在地上，狠狠地踢我。我从地上站起来后，对狱警吴金花说：“崔恋恋打人！”吴金花没吱声。崔恋恋在车间过道上叫嚣：“我有的是招儿整你们。反正我也要回家了，我也不怕加期了……”

八点半，到了大家集体上厕所的时间，崔恋恋不让上，有的人憋不住，去请示狱警吴金花，吴金花不让去。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干自己手中的活儿。每天八点半过后是警察交接班时间，接班警察许春凤来后，六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齐桂珍有高血压心脏病，向许春凤请示上厕所，说自己憋的心直哆嗦，许春凤答应了让她上厕所。可崔恋恋就是不让，她说上个班的队长说了不让，表现好的允许上厕所，表现不好的不允许上厕所。

法轮功学员张玉梅要上厕所，被崔恋恋强行拽出来说：“谁让你上厕所了？”张玉梅无奈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法轮功学员王东丽、赵艳菊去厕所，崔恋恋命令小组长高晶、范吉凤将二人从厕所里硬推出来。她们这种做法明摆着是不让法轮功学员上厕所。

面对这种非人性的迫害，法轮功学员采取理性的方式，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陆续脱掉工服，以示抗议。就在这时，王敏怒气冲冲地来到车间，首先冲进厕所，揪住我的头发，把我从厕所薅出来，当时，我正在桶上蹲着，还没尿完，她把我拽倒在地上，就踢了我一脚。法轮功学员齐桂珍以为大队长来了，能够给一个公道，走到王敏跟前，诉说崔恋恋不让上厕所憋得心直跳，王敏当即就给她几个巴掌，打得非常响亮，我赶紧爬起来，冲上前阻止，王敏说：打的就是你。说着一拳把我打到，崔恋恋跑过来对我猛踢。

酷刑演示：毒打

我躺在地上有些发蒙，顷刻间所长、科长等十多个男狱警冲进车间，他们手拿电棍、如临大敌，车间里充满了啪啪的电棍的放电声，很多人被吓得犯了心脏病。他们用电棍把脱下工服的法轮功学员逼向墙角让她们蹲着。所长问：谁是头？王敏手指着我说：头在这。王敏把我拽出车间恶狠狠的说：我终于找到机会收拾你了。说着就开始踢我，打我嘴巴。就这样，我这个被她们隔离的不能和别人说话的人成了她们挑起的所谓“暴乱”的组织者。

我跟副所长马凤春说，崔恋恋不让上厕所，恶警吴金花听到后说：崔恋恋算个啥？警察不让她敢吗？我说：看来不让上厕所是你的行为！吴金花上来就给我四、五个耳光：今天打死你这个犟嘴的。全所的领导及警员还有卫生所的医生们都集中精力来“整治”我，要求我必须遵守所规队纪，吃饭、穿工服、参加生产劳动、报数、戴胸卡等。

“小号”九天八夜的煎熬

他们把我关到小号（一个两平米左右的铁笼子）里，把我铐在铁椅子上，我的手、脚都不能动，身子也被固定住。他们在室内温度仅有四、五度的情况下，把窗户打开，三月份，东北的天气是刺骨的寒。我心里背着师父的讲法，身体像凝固了似的，没有了冷的感觉，开了一天一夜的窗户，他们见没效果，就关上了。

酷刑演示：铁椅子

之后，王敏以不让我上厕所来胁迫我，我对其他队长说：不让人上厕所是很残忍的事，不过就算是尿到裤子里，我也不会顺从的。

他们见这招也不好使，就又换新的手段。把我的手用铐子吊挂在铁笼子半中央，胳膊的重力向下坠，铐子卡到肉里，手肿的发紫，麻木的失去知觉。这样一天一夜后，他们怕我的手残了，怕承担责任，把我的手放下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晚上把小号的灯关上，并吓唬我说屋里有老鼠。守卫队的恶警龚建、王彦锁、王久信等见我打盹，他们就来踢门，我被吓得心怦怦直跳，他们整天整夜的不让我睡觉。我的心律达到一百五十多，血压也很高，身体哆嗦成一团，他们还不死心，所长马凤春让狱警们把我的胳膊用约束带捆紧，系到后边的铁笼子上，狱警李小宇像扎袋子似的使劲勒，几个小时后，我的胳膊手都紫黑，左手失去知觉，不能提裤子了。我的腿长期控着，被铁椅子锁着，一动不能动，腿肿的很粗，脚肿的不能站立，脚上毛细血管破裂出现无数的出血点。

我一直绝食绝水，卫生所的大夫们每天来给我野蛮灌食两次，每次是半盆绞碎的馒头糊，冰凉冰凉的稀糊灌到接近零度体温的身体里，整个身体像冻僵了一样。在迫害中，我的意志更加坚定了，我挺直了身子背着师父写的诗：“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着 坦荡正法路”[1]，大法的能量在身体里涌动。恶警们不停的变换着招数，都没有得逞。

第八天时，他们开始派人来请求我，对我没有任何要求了，只要我能吃饭，穿上衣服就行了，今后再也不会为难我了，劳教所的警察实在支持不住了，自从把我关到小号后，全所警员加班，有的警察实在挺不住，生病住院了。我要求见大所长，四月三日，所长邹方亮来见我，我对他说：三月二十六日的事件完全是一队警察及普教们的恶行所至，我们是修善的，从来不想给别人带来麻烦，你不分青红皂白，把我关进小号惩治我，这是违法的，我代表所有大法弟子表达我们的夙愿：我们是被非法关押的，立即无条件释放我们。

“软禁”

九天八夜的煎熬后，当晚九点多，他们悄悄的把我送到二队，关在三楼警察寝室旁边的一个房间里，安排一个普教张亚华和我住在一起。表面上似乎给了我相对的自由，实际上是把我软禁起来了，她们逼着张亚华限制我的行为，张亚华被折磨的精神紧张，晚上经常失眠。

最后一个走出劳教所

劳教制度被废除后，前进劳教所在释放在押人员时还想作恶，她们想办法让我写“三书”，所长郝威说：写了对你有好处，等你们当地六一零来的时候，我给你说句好话，不写呢，你的麻烦会很大。我被关到八月二十九号，是前进劳教所最后回家的法轮功学员。

回家时，劳教所恶警张波指挥依兰县六一零和三道岗派出所的恶警们架着我，逼我妈离开我，非要拆散我和妈妈，他们去了七个人，要把我抢到他们的车上。我妈拽着我的手不撒开，在抢夺、争执中我六十二岁的母亲抽搐昏倒了。在劳教所门口僵持了将近两个小时，邪恶的计划没有得逞，我们顺利的回家了。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正念正行〉